信力建：孙中山鲜为人知的一面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缔造者，台湾地区民主、自由、共和的象征。

　　孙中山曾经是海峡两岸共同尊奉的大人物，他的遗像不仅悬挂于台湾各地，在中国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他的影像。中华民国政府从一九四○年开始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尊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虽然海峡两岸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下数十年，却不影响孙中山在整个中国屹立不摇的地位，他是最没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受到各种政治意识型态不同的中国人的尊敬。

　　孙中山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闹革命的人，其丰功伟绩也彪炳史册。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任何神像都会渐渐褪去金光，露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何况孙中山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功也会有过。

　　就对内而言，孙中山表现让人非议之处首先在于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常常为一己私利或一党私利铤而走险，损害国家利益。譬如，1894年的广州起义——此次起义正当中国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孙中山此时起义，是典型的趁火打劫。更要命的是，孙中山在起义中，居然还想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多困扰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再比如，我们都都知道，五四运动，实际上肇始于1915年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了变相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现在，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这一阴谋后，曾力图抢在日本政府与袁政府达成条约之前，以日本帮助中国革命为前提，率先与日本达成一个类似的秘密盟约。李敖就曾指出，当时孙中山有一封秘密的信，给日本首相，他说：“请你们支持我孙中山，打到袁世凯，我给你们更好的条件，比二十一条，比你们要的条件还好的条件。”以至当时黄兴都忍不住了，他说：“我们再也不要反对袁世凯，搞这些所谓的政治斗争了，再这样搞下去啊，我们中国被卖光了。这边袁世凯在卖，那边孙中山在卖，两个人还比架，孙中山说我卖得更多……”也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孙中山此时的作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乘日军占领胶东半岛之机，在日控区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并且开始从日本占领区向当时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山东其他地区发动进攻。要知道，日军占据胶东半岛这件事，后来恰恰是爆发1919年全国范围的五四爱国反日运动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华革命党这时却利用日军的占领，在日本军方帮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干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的革命党人的军队，试图以此来发动军事革命，推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象这样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不顾国家，独呈己意，企图趁浑水摸鱼的做法，恐怕很难谓之爱国或“先行”。

　　其次，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本来有很多机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然而他却不此之图，反倒不遗余力地强化个人地位，蔑视法制，给中国现代话进程带来极大危害。譬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当时宋案未有证据证明是袁世凯指使，袁黄也力主有司法途径解决。惟孙文一口咬定袁为元凶，指非用武力不可，从此开展了民国多次内战的先河；
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
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
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
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
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
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诸如此类的规定，充斥著整个党章。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反共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再比如，孙中山在对待同时革命元勋黄兴的态度上，也丝毫看不出“民主革命先驱”味道。清末的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的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中山所领导，而是由黄兴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列。至于革命党内，认同黄为实际领导革命的党人也不在少数。可惜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黄的人马被逐渐排除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黄的贡献则长期遭到忽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法国史学家百合吉尔也认为孙中山是“头脑不清的政客”，主意多但思路混乱的机会主义者，醉心权力游戏等。说孙头脑不清，思路混乱，并非无的放矢，拿他的美国军事顾问李荷马说吧，此人是个身有残疾半吊子的军事家，最初效命保皇党的康有为，后来对康失望，才转投孙，替孙在加州的一些中国城里训练年轻的华侨，准备将来回中国追随孙搞革命。讲到机会主义，大凡政治人物，恐怕都难免有此问题，这就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例如孙中山在一九○四年谎称出生于夏威夷，取得美国护照，以利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可算是投机取巧的最好例证。

谈到孙醉心权力游戏。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博士近年以中英文写了两本皇皇巨著，细数孙为了权力不恤民命的残酷，并大做翻案文章，说其父因主张中国实行美国的联邦制，反对孙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不见容于孙，以致兵戎相见。

　　总之，象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孙中山也自有其“历史局限性”，在我们对他伟大一面耳熟能详之余，了解他这一面，或许更能还历史以真实，给后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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