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时间：2008年11月21日时代沙龙第4期

　　地点：广州时代周刊

　　主讲：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从九个问题看信仰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交流。今天我们交流的内容是信仰问题。信仰，说起来很抽象，很空洞，但是这个抽象空洞的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对我们的人生，对社会的演进，其实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我们的讨论之前，我想做先一个小小的调查，调查一下大家的信仰。我想通过问几个问题来调查。大家知道，涉及信仰，有一个很著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去？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家有没有信仰，或者说能看出大家的信仰是什么。这是基于个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个体到集体，将这个问题引向民族：中华民族从哪儿来？中华民族是谁？中华民族到哪儿去？我们还可以将这个问题延伸，问这样的问题：人类从哪儿来？人类是什么？人类到哪儿去？从个体到民族，从民族到人类，都有这几大疑问。加起来算九个问题。有谁能系统地回答上述九个问题吗？我关注的不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的是非对错，而是解答本身，有没有解答。

　　当面对这九个问题的时候，一般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特定的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回答有很大差异。或者，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这些问题的差异也非常大。大家知道，二千多年前出现的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但是当我们仔细想想，中国的儒、道、法、墨、阴阳等家中，有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这几个问题似乎不是中国春秋战国思想家们关心的要害问题。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是中国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当时不太想，后人就不太想，以后二千多年中中国人就很少想，所以中国思想资源的传统中，很少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这是思想传统的路径依赖。零星的感悟是有的，但系统的解答是没有的。今天我们以这些问题为线索，对我们的信仰进行一个清理。我现在开始的调研，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回答层面，可以从个人，可以从中华民族，也可以从人类，也可以从全部这些方面来回答。

　　听众关于信仰的九个表达

　　听众一：其实就一句话：小到一个人，大到民族和人类，都是被创造者，被命运所操纵的，到哪去也是自己主宰不了的，被控的。（杨鹏：你是指有一种力量是超越人类和生命的，这种力量在掌控着生命和人类？）我的意思是，总之，人不是终级力量。

　　听众二：我一直以来是个宿命论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说自强不息，我现在认为人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所以我也认为有很神秘的力量在操控。

　　听众三：说真的没怎么考虑过。一直以来觉得，人是上天安排好的，一辈子的事情，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杨鹏：你用的“上天”这个概念，你能解释一下吗？）“上天”，大体相当于神，我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杨鹏：当你要表达类似“神”这种力量的时候，你觉得用“上天”这个概念比较妥当？）我想应该是。（杨鹏：“上天”这个概念，与“上帝”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大体差不多。

　　听众四：我应该是持佛教的轮回观。我在理论上是个佛教徒，我还受过藏传佛教的灌顶，知道有前世今生来世，来来去去，修得人身在佛教里面是很大的福报。中华民族的来源，我想还是在非洲。

　　听众五：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个人的宗教信仰。我对中国的相面术感兴趣，能从每个人的面相和手相，能看出一生，看出荣华富贵和兄弟姐妹，我觉得很神奇。从相面术看，肯定有一股力量在你出生前就已经规划好了。命跟运，都是安排好了。人活一辈子，你不可能违背这个。（杨鹏：你觉得谁在安排你呢？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标准，又怎么知道违不违背它呢？）

　　听众六：这个问题我想得多一点。人从何来又往何去，这两个问题是分开来想的，首先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神啊上帝啊，如果用物理学的定义，就是第一推动，因为必须有一个起点，有了起点我们才可以进入自己的命运。人类有过去未来的概念，所以必然存在一个起点。我想的，有点像自然主义神学，神创造世界但不干扰这个世界的运行。有了起点，就有过程。

　　人往何处去的活，我比较倾向于一个混沌。就是说，比如电脑病毒，病毒被创造出来后可以自己演化，出现不可预测的结果。我相信人有一些基本的因素决定我们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呢？比较悲观的时候我会想到，第一追求快乐，第二是自私。从这两个基点出发可以解释我们大部分的行为，不是全部。这就是原始驱动。但是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就成为了混沌，它是决定论的，也是不可知论的。同时的话，回到第一推动。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不是观察者，这个身份不可能绝对客观，不可能以上帝的眼光看，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们不知道。（杨鹏：你所用的“混沌”这个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我用的“混沌”这个概念，是指我清楚的知道起点，甚至某个局部，我可以有短期预测看到结果，但长期来看，人的信息量是有限的，没有全部的信息就不能预测全部的结果，所以各种因素一混起来，结果就不可知了。混沌，就是在演化当中产生预想不到的结果，就象蝴蝶效应，我们可以知道起点，知道结果，但不可能知道过程。回到时间的第一点，我们知道会产生气旋，但最终怎样导致（杨鹏：你所说的“混沌”，是某种因果之前的中间的黑箱状态，是人的无知。这与通常所用的混沌的概念不太一样，通常指的是彻底无差别无秩序的那种状态）。

　　人是什么，这可问题同样是我们不可能回答的，只有一种上帝的眼光才能知道。我不可能定义自己，这个上帝是类似于斯宾洛沙的上帝，他是一个词，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我非常赞同“我们并不是时间长河的一滴水，而是河流之中的一个旋涡”，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不是物质，而是一种形态，旋涡由无数的水组成，基本没有差别的水，但我还是我，是一种形态，也是一种模式。根据热力学定律，这个世界是趋向于混乱的，我们是越来越趋向混乱的时间长河之中的一个孤岛。

　　我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是不可答的，归根结底我的手不够长，摘不到树上的那个苹果。

　　听众七：人还是由不可知不可逆的一股力量在安排，人是为了完成它的宿命而来，当人完成了自身的宿命（杨鹏：你是说演一场自己不知道剧本的戏），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得到一点感受。人能够把握的，掌控的部分非常小（杨鹏：你认为可以掌控一小部分，掌控的主体是什么？）。是自我（杨鹏：自我是什么？）。

　　听众八：一切的东西，它都是由时间来创造的，因为有了时间的运行，才会展开空间。从哪里来？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是无中生有。在有之前，显然是无，阴阳相对的，在那一个点上，比如是一个空间的点，从我出生之前，或者人类出现之前，那其实就是无。无中生有。现在说人，单说个体的话，我觉得是肉身和灵魂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比较和谐就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有的不和谐就生病受伤。灵和肉的一种不同形态的结合。就象我们的肉身，就是我们灵魂的一个出租场，每个月都要交房租，如果不交房租，显然就要赶你出去。不吃饭七天可以，第十天就会死掉了。就是不交房租的后果。

　　我是谁？就象一个玻璃杯一样，我是一个玻璃杯，你打碎它，我只好说我是玻璃渣，往高炉里一扔化了，我只好说我是原子分子，它又成了无了。成了一缕清烟，甚至连烟都看不到。我往哪里去？有生就有死，我从有，还是要变回无。

　　我们假设有个造人工厂，就像啤酒厂里往瓶子里灌东西，有时可能灌错了，所以有一种人，出生就是傻瓜，长相都一样，瓶子有毛病，灌进来的灵魂更是。我们肉身里，是人的灵魂，它们可能是其它的灵魂，它在这个不适合的肉身里很不安，想要出去。还有一种是后天的，假如我现在正常突然被逼疯了……万物皆有灵，人身上是人的灵魂，每个人都是宇宙，有限的宇宙，被遮蔽的宇宙。我说的万物是有情的万物。（杨鹏：在这一小段话里，你已经用到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无与有，如灵魂与肉体，万物有灵等，每个概念都可以认真的再分析和讨论）

　　听众九：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大家都胡扯我也胡扯一下。我觉得杨鹏老师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但我愿意把我的回答拿出来给杨老师参考。人从哪来？人当然是从父母祖先那里来。人到哪去？当然是到未来和子孙那里去。我是谁？我个人当然是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家庭中的成员，在社会上承担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是必须的，其次，还有一些自己认为的生命的使命和责任感。我觉得这些对我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不是那么玄的。如果说有点玄的话，那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很具体的奋斗，或者说比较辛苦的生命本身。为什么要承担一些继承下来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后人而努力？我觉得这方面属于个人领悟和理解的不一样，但这构成了生命的目的本身。（杨鹏：你是说人是什么，是由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的？）

　　《圣经》的信仰模式

　　从今天这个小小的调查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我估计大家平常很少触及这些问题，很少问我从哪儿我是谁我去哪儿，更不想人类从何而来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似乎不属于我们日常思考的一部分，不属于我们有思想准备的问题。当我们忽然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忽然发现，我们大家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层面，严重缺少共识，严重缺少共同的概念，严重缺少现成的解释，严重缺少比较直截了当的回答。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相信佛教轮回说，如果是这样，会有一套解释。但如果我再问一句，说你是否相信今世行恶，以后就转生为猪狗任人践踏蔑视，我认为他未必在心里真的相信这个说法，相信自己会变成猪狗，是吧？大家用到一些宗教词汇、概念，但并非一种系统真实的信仰。大家在信仰问题上，似乎只有一点是大体相同的，这就是都认为有一种力量比人类本身的力量大，这种力量在影响和支配着人类。但是，这种力量是什么？如何与这样力量建立联系？这种力量与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没有思考和共识了。这样的认识，唯物主义也一样的，唯物主义相信纯物质的规律在支配世界。对我提到的上述那九个问题，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去？中华民族从哪儿来？中华民族是谁？中华民族到哪儿去？人类从哪儿来？人类是什么？人类到哪儿去？在座的没有一位朋友有现成的回答，没有一个人有系统的解答。不同的是，如果你与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做弥撒，你请他们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你会得到大体相同的解答，而且所用的概念大体相同。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信仰的国家，你在美国基督徒中做一个同样的调查，估计你会得到大体相同的解答。就算美国总统小布什那么浑的人，他也能给你一个不含糊的回答，他不会像我们这么猜半天，琢磨半天，犹疑半天，找半天概念，他一定不会这样。从这次小小的信仰调查中我们看到，在座的各位对信仰问题有一些零碎的知识，但并没有根本的认知，没有系统的回答。我们在座的，不仅大体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的，更谈不上有共同信仰了。

　　我下这样的判断，是先用了一个信仰参照系，用了《圣经》传达出来的信仰的标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人从哪儿来？对这个问题，《圣经》有清楚的解释。《圣经》开篇上这样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从哪来？从神而来，是神创造的，这是一种解释。人从那儿来？从神而来。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人是由神创造的，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尘土，源于尘土归于尘土，一部分是神的气息，这气息化为人身上的灵魂，源于神者归于神，灵魂是要回神哪儿去的。人是按神的式样造的，人身上有神的气息，有灵魂，有灵性，这是人的本质，很尊贵的本质。人的未来呢？神会从天而降，未时大审判，大审判之后，天地焕然一新，新天新地新人，神来到人中间，生活在人中间。《圣经》上是这样写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天，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你们看，有回答吧？信不信这个回答，是你的自由。我关心的是，有没有这个回答。《圣经》之中，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儿去？人从哪儿来？人到哪儿去？人是什么？这六个问题都回答了吧？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民族的问题，民族从哪儿来？民族是谁？民族到哪儿去？我们以《圣经》中的犹太民族为例。大家都知道，对犹太民族来说，有一个概念是万分重要的，这就是选民的概念。选民就是被选神的民族。神对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那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要通过你来赐福万国。神将亚伯拉罕的后代选为自己的祭司之族，由犹太人向人类传达神的旨意。甚至耶稣也说：拯救来自犹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犹太人从何而来？从神而来。犹太人是谁？是神的选民，承担神的祭司之职。犹太人向何处去？率领人类走向神，迎接神的降临。犹太的先知和知识分子，在《圣经》之中，对上述九个问题都给予了回答。这种回答，几千年以来逐步形成，是一个延续的传统，对多数犹太人来说，这是现成的回答，一个自成一体的解读系统。有对神的敬畏和信仰，才有对神的律法的敬畏与遵从。没有神支撑的道德律令，是没有约束力量的。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类似的民族定义？犹太民族在这样一个大的解读架构中，民族定位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苦难？要承担使命；
为什么要继续挣扎？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拯救者。似想一下，如果《圣经》是老子或孔子写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性格会不会全然不同？类似的解释和定位，你们觉得我们的文化资源里面有类似的东西没有？我们曾经想过没有，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的命运史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估计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听众发言：季羡林说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季羡林这样的表达，意思只不过是“我们其实很厉害的，很有本事的，21世纪我们会很牛的！”他只提到21世纪，那22、23世纪呢？这样表达出来的东西，不是使命意识，而是比赛意识，是民族自尊心意识。什么叫使命？有人派遣你的才叫使命，使者承受命令。季羡林那个21世纪是东方世纪的说法，是不是指东方支配世界？谁让东方来支配世界，这才有使命的意义，季羡林说的肯定不是使命，而是预测，而是自尊，21世纪我们很牛，他只讲了这么一句废话。从信仰的层面上看，这种说法构不上对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使命定位。

　　刚才我说的这些解释，应当是犹太人犹太教的解释。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却是反对犹太教的。为什么《圣经》分“新约”和“旧约”？所谓旧约，指的就是上帝和犹太民族签的约。旧约的中心，是上帝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基督徒也认有过这种约定，但认为这个约定结束了。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它讲新约，以耶稣为代表的新的约定。基督教说旧约已经没用了，出现了新的约定。上帝之前和你们签了一个合同，现在不算数了，现在上帝通过派自己的唯一亲生儿子下凡来受难，用牺牲的血签了新合同了。这个解释当然让犹太人急了。基督教和犹太教分裂本质就在这个问题。你可以想象，犹太人在心里上觉得和上帝有约，然后现在有人说过期了，改新约了，犹太人肯定不答应。这样就形成很多的宗教纷争。总之，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在关于人从哪来人是谁人到哪去，有很现成的回答。

　　我们祖先的思考：无头无尾，不思前不思后

　　有一个犹太文化的参照系，就可以比较，我们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新的视角。我研究老子，研究诸子百家和中国历史中，相比起犹太精神，我发现中国精神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头无尾”，也可以概括为“无来源无未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说了，《圣经》是有头有尾的，上帝创世，这是头，这是来源。新天新地，这是尾，这是未来。在创世与新天新地之间的中间过程，是信仰上帝，承担使命，承受苦难，磨练生命的过程。《圣经》是有头有尾的。中国典籍中，有这样的有头有尾的认知或感悟吗？似乎没有。我们这种“无头无尾”的精神状态，还被美化和提升了，尤其是禅宗之中被美化和提升，所谓“不思前不思后，活在当下”，精神生活中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当下的感觉，没有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担当。

　　从文字记载的内容看，最早的系统文学记录是殷商甲骨文，那是公元前14-11世纪，离现在3000多年了，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华文明最早的集中展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字记载的文明的源头。从记载的内容看，殷商可是一个高度重视神灵祭祀的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这话是周期的人说的。商朝祭祀的对象分三个层次，一是上帝，这是最高神。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会专门就中国人的上帝崇拜进行分析。二是自然神。三是祖先神，这是祭祀次数最多的。殷商甲骨文的内容多是对上帝、祖先和自然神的祭祀祷告，里面很少历史内容，很少对过去与未来的内容。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去何处？这些内容很少涉及。从甲骨文中我们知道一点，当时的中国人是相信灵魂不灭的，死去的祖先的灵仍然存在，并且能对活着的人产生影响，可以保佑子孙，也可以作祟降灾给子孙。甲骨文的内容，多与日常生活有关，收成会不会好？打仗会不会顺利？生孩子会不会顺利？祈求上帝鬼神保佑，风调雨顺，无病无灾。人与神灵世界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贞人（掌管占卜的巫司）把刻有文句的龟甲或兽骨拿去烧烤，会形成烧烤裂纹，贞人根据这些裂纹形状，来判断吉凶。神是通过甲骨裂纹，来昭示未来的。谁懂得这些甲骨裂纹的解读呢，巫司们。有点像看手相，从手掌的纹路来看命运。这里面已经出现了神与人关系的某种模式，人与神，不是直接对话的，神只是通过烧灼甲骨出现的裂纹来表示未来。

　　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到哪儿去？甲骨文祷词中，对这些内容没有系统思考。但是，甲骨文说明了中国信仰的一个基因，这就是灵魂不灭，灵魂对世界有影响力。甲骨文还说明了中国信仰的第二个基因，人是去研究神意，猜测天意，据此决定行动，而不是信仰神和把自己交托给神，不是直接向神祈祷。人神关系有一种疏离，人与神缺少直接对话的习惯。神不向人显身和说话，人只能通过甲骨烧灼的裂纹这类迹象介去猜断神意。第三个基因，是中国人的信仰系统中，分为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第四个基因，甲骨文还说明了中国人祭神的态度，完全是为了眼前的利益，短期的实际利益。甲骨文中会有这样的询问：未来十天有没有什么灾祸？这是我看到的关注时间算长的了。

　　甲骨文随着商朝的结束而逐步终结，周朝取而代之，周朝留下来的文字，是铸或刻在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叫金文。那些文字，是贵族家庭对一些事件的记录，如王的诏书，任命、狩猎等。内容主要是政治事务或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录。金文以后，我们能看到有系统思想性的文字作品，应当是《易经》。现在流行的是《周易》，周朝时期对《易经》的整理和分析。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算命，也有祈求。《易经》也是占筮算命之书，里面含有许多关于人生问题的深刻的说法。算命的书，对人生问题有一些深刻认识并不算奇怪。仔细看内容，动机是高度现实功利的，是为了判明趋向，趋利避害，关注的全是现实世界中的利与害。

　　中国主流的中原文化，表示出高度的功利和世俗色彩，即便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也是如此，祭神完全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高度关注。主流的中原文明，没有创世纪，所以没有人和世界从哪里来这样的关注。倒是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帛书中，有关于创世纪的内容，有关于伏羲、女皇（女娲）及其四个孩子如何开天辟地的创世纪描述。可惜的是，这样的创世纪关怀的内容，后来在正史中被掩蔽了，没有能发展起来。

　　诸子百家之中，对人的来源、人的本质及人的未来这样的问题，较少关注和思考。我研究老子，同时研究诸子百家及中国历史。对我们上面提到的九个问题，老子不触及。老子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告诉你这个世界是“道”在支配，他告诉你“道”的运行规律是什么，让你按照“道”的规律去行动，以求趋利避害、长治久安，内涵是世俗的功利的。儒家思想资源中，也很少对上述九个问题进行回答。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主张先修身，然后把家管好，然后把家庭的模式，它认为家庭和国家模式是一样的，管家和管国家是一样的，国家无非是放大的家。从哪儿来它不管，去哪儿去它也不管，它只管要求活着的时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言立功，光宗耀祖，儒家的文化系统大体就这样。墨家追求兼相爱交相利，但墨子认为这样的追求有点违反人性，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追求，就得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信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为描述这个至高神，墨子用了“上帝”、“天”、“天鬼”、“鬼神”这些概念。墨子反复论证，社会兼相爱交相利的秩序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他是从社会秩序需要出发推出应有宗教信仰的。墨子认为，统一的宗教信仰，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十分重要。但是墨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他是哲学家，他的立论不是从神的角度出发的，是从社会需要角度出发的。

　　除了哲学家、政治家们的思考，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们的思考。《圣经》是史书，是犹太民族对自己民族史的记载，这种民族史就是耶和华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史。中国文化的流脉，也是靠史书来构建起来的。从周期的《尚书》、春秋时的《左传》等开始，直到《史记》、二十四史，构建了中国人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史书的记载。《尚书》记载的是尧舜禹时期的政事，是从尧开始的。尧之前的事，没有记载。后来儒家的历史叙事，就是从尧舜禹开始的。尧舜禹是从什么背景出来的，不清楚。这下就使中国历史成了没头的历史，中国人的终极来源的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的。《左传》记载的是春秋各国的政务，里面有零星片断提到一些古史，但不成系统。而且，《尚书》或《左传》里面不提黄帝。中国典籍中，唯一有史前史色彩的，是《山海经》，这部书整理完成于汉初，但其内容却有很古老的渊源，里面提到帝俊、黄帝、蚩尤等神话时期的人物或神灵。可惜《山海经》的内部也是零散的，难以聚成一个系统。

　　司马迁写《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第一次大整合。春秋战国时期，谈不上中国人这样的整合意识，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民族概念，谁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谁就是中国人。战国时期，各国混战，很难在那个时候有某种中国人共同命运的共识。秦人跟楚人打得厉害，秦人把楚国的宗宙毁了，把楚国灭了，楚人不服气，“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秦未大起义，楚人起来把秦朝毁了……那个时候你感觉不到秦人、楚人、赵人、燕人、韩人、魏人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命运吧，不可能有。但建立了汉朝后，思想家得回答民族整合这个问题。能否建立大汉朝共同的命运意识呢？汉朝建立，汉朝治下的人才开始叫汉人。汉人意识如何形成呢？各民族混在一起，楚人有楚人的历史文化，赵人有赵人的历史文化，不一样，怎么办？司马迁取了巧，把黄帝，一个民间神话传说中类似上帝的形象拿出来了，把神话人物当成历史人物写。司马迁是史官，汉朝建立，各民族的档案史料都搜集到司马迁手中。司马迁就这样来处理，楚人的祖先叫颛顼，司马迁就把颛顼说成是黄帝的孙子。匈奴的祖先是谁，他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夏后氏，按司马迁的说法，本是黄帝的后代，所以匈奴自然是黄帝的后代。我是爹妈生的，我从爹妈那来，父母兄弟姐妹是一家，这是自然的情感。利用这种自然血亲情感，司马迁为七国各民族都找了一个共同的爹，以黄帝为共同的爹，司马迁把其它民族的开国祖先都当成了黄帝的孙子和重孙，这样排下来，就出现了中国第一次民族性的精神整合。这是司马迁非常了不起的探索。中国人的历史共性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既不是孔子形成的，也不是老子，是司马迁塑造的，以民间祖先崇拜的习惯为基础而完成的建构。老子五千言里面见不到黄帝。孔子《论语》中，只有一句，学生问孔子“黄帝四面”什么意思？孔子给了一个理性解读，说黄帝派了四个人去管理四方，其实原义是黄帝有四张脸。黄帝在孔子心中不算什么，只是一个神话传说的古怪东西。孔子的思想理论，不是以黄帝为基础建立的。《尚书》里面没有黄帝。殷墟甲骨文里面没有黄帝。黄帝为中华民族共祖的说法，全是司马迁创造的，当然他的创造不是凭空的，他有一些春秋后期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他拿来了，构建了一个中国大家族意识。但往前推，还是不统一，黄帝是跟蚩尤打仗的，跟炎帝也打。什么叫炎黄子孙？炎帝族内部闹分裂，分出主战派蚩尤和主和派炎帝，炎帝跟黄帝联合，把主战派蚩尤打败了。紧接着，黄帝把自己的盟友伙伴炎帝也干掉了。炎黄子孙，从一开始就是敌人混和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的民族精神整合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好，我们自己不知道是谁的子孙，是黄帝的还是炎帝的，或者还是蚩尤的，我们心里上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血缘统一点。如果我们喊一声，为黄帝而奋斗，为炎帝而牺牲，你们不觉得很荒谬吗？司马迁以后，有五胡乱中华，有唐朝这样的混血王朝，有蒙、满人主中国，中国人的血脉更杂乱了。那种以炎黄祖先血缘为亲和点和整合点的历史文化塑造，失去了历史意义。

　　从宗教上看，我们的祖先没有留下一个信仰共识，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共同的神，没有关于来源、现在及未来的系统解答。我们没有基于宗教意义上的整合。我们曾有过在祖先崇拜基础上的整合，以黄帝为祖先的血缘整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炎黄子孙的整合，这种整合与个人的精神生活，并没有真实的关系。很少有人会从黄帝或炎帝身上吸取力量，感悟与其他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大家扪心自问，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黄帝和炎帝有什么意义吗？他们根本不是我们个人精神生活中的要素。更重要的是，从司马迁创造的这种血缘整合叙事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道德敬畏和信条吗？有类似摩西十诫那样的律令吗？这些道德律令，不是以成败来算的，而是以对错是非来算的。我们从黄帝、炎帝身上，看不到道德是非问题，只能看到成败得失问题。延续到后来，大家知道“春秋无义战”，只讲成败得失不讲善恶是非。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有缺陷的。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数千年如一日，持续地强化上帝和他们民族之间的心灵关系，持续不断地强化，最终形成了使命传统。中国精神在终极统一、终极整合和终极关怀上，是偏弱的。

　　这样一种“无头无尾”或“缺头缺尾”的文化，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哩？没有过去与未来的心灵，是不完整的，是一种无所依归的流浪孤儿的心灵，除了家庭关系的牵引之外，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其实是极孤独和彷徨的，不知过去也不知未来。或者说，发展为不知过去，不管未来，只顾今天过好就行。今天是目的，不是工具，不是过程。这是一种与过去和未来断裂的生命形态，没有终极关怀的生命形态。我们没有对过去的共同认知，也没有对未来的共同想往，高度的现实化与高度的分散化。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精神共识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也许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团结精神。没有强烈的共同信仰，是没有强大的凝聚力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回到信仰问题上来。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犹太教诞生产生的对世界的这套解读和犹太人对自己民族使命的解读，作为某种范本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没信仰的国家，中国的主流就是没信仰，中国精神没有经历一个信仰上的升华过程。我们是不是没有团结，我们家庭成员之前就很团结，但这种团结建立在血亲情感基础上，这是初级的团结。我们中国人的信任边界很狭窄，核心圈就是血亲边界，一定要有过肌肤相亲的，我们才容易产生信任。动物都有这种团结本能。如果越出血亲边界，我们还团结吗？我们的祖先的精神努力，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关于上述九个问题的思想资源。我们的心灵仍然是无头无尾的心灵，我们缺少一种过去现在未来一体在心的圆满的心境，我们缺少一种超越血亲关系还能凝成一体的精神结合点，我们难以通过信仰共识而团结起来，我们的信任边界大体限制在血亲范围，家庭和家族是我们的依托之根。

　　大家可以会说，你说的这种文化精神结构的缺陷，对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首先，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去往何处者，内心不可能有深刻的沉静，那是流浪之心，时空中胡里胡涂的彷徨的过客与浪子。其次，是内心的气魄小。我们中国人很少把自己放在人类命运中来定位自己的使命，很少习惯把人类当成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对象，因缺少宏大的使命感和与之而来的宏大精神气势，理想势能太低，我们的思想家的气度和魄力严重不足，民族的文化精神势能整体偏低。我们中国人有13亿人，但在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创造上微乎其微。我们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这样原创思想家以外，我们以后有多少伟大思想人物？我看除了一个唐朝禅宗的惠能，其他人在思想的原创性上皆微不足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中读些什么中国历史呢？这样的中国历史告诉他关于他的来源和使命没有呢？盘古、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祝融，这些远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还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系吗？从他们到我们，这种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似乎已经断了。所以我们在心里上没有头，也就没有了历史感。没有头，没有尾，这是一个无前无后的没有相续相联的心，孤独地在天地间一闪而过，空来空去，对历史对未来，就没有了一种担当。如果我们把诺贝尔奖视为一个测试各民族的精神深度和精神势能的指标，测试各民族信仰力和智慧力的指标，人口数与诺贝尔获奖者数的比较，我们会知道我们比犹太人弱多了。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凝聚力和团结能力弱。犹太人到处都建犹太教堂，犹太教堂成为犹太人的宗教精神活动中心。最近我国也四处与人合作建孔子学院，我去过一些孔子学院参观，那是海外中国人的精神活动中心吗？不是。只是一个语言学校或学术交流机构，而且，在那我只发现极少量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作品，极低水平的翻译作品，就算是我们的经典都翻译了出来，有足够的竞争力量吗？中国人与犹太人都生活在美国，但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生态位不一样，华人开餐馆或在实验室当助手，除学术等独立行当之外，华人的事业总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需要强大精神势能和协作能力的金融、媒体、文化等领域，很少华人痕迹。犹太人的团结与华人的不团结，是一个明显的对比。而这种差异，根子在历史文化构建之中。如果内心的充实和幸福与信仰有关，我们得关心我们的信仰文化，如果民族的凝聚能力与信仰有关，我们得关心我们的信仰文化。

　　上帝永恒，尼采死了

　　分析信仰问题，其实可以增加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天堂还是地狱-纳粹德国投降六十周年的思考》，是对尼采思想一个分析。大家知道尼采的名言叫“上帝死了”。尼采为什么要说“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理解，“上帝死了”，指的是传统的价值死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死了，指的是个人面对传统价值传统时的思想独立。但对当时的德国反犹主义者来说，尼采这句话完全是种族主义的东西，有特定的针对性，这是为什么尼采会成为法西斯理论的基础之一。因为尼采感觉到了犹太人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力太大了。犹太人所到之处，并不融入当地社区，建立自己的犹太教堂，自成一体，有自己强大的内部凝聚力，精神上凝为一体，生意上相互配合，竞争力量太厉害。《辛德勒的名单》那部电影中，德国军官说，几十年前，一群衣衫褴褛的犹太男女到了这个城市，几十年后，他们成了这个城市最有钱、最有文化的群体，他们成了医生、律师和店主。尼采明白，犹太人群体的内在力量，是从犹太人的宗教解读系统中来的，是从犹太人特定的对世界的解释中来的。

　　我读《圣经》，体会到《圣经》叙事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神-我-人”。“我”或者“我们”的位置，是从“上帝”与“人类”关系中来确立的。一方面，《圣经》（旧约与新约）中反复颂扬上帝的伟大，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唯一主宰。另一方面，《旧约》中反复强调的是上帝与犹太民族的合约关系，犹太民族是上帝选择的与上帝签约的民族，犹太民族承担上帝的使命，上帝对犹太民族有特定的承诺。我看下来，主要是从心理上拉近犹太民族与上帝的特殊关系，特殊选民关系。其次，就是犹太人与人类的关系，这是上帝祭司、人类领袖与人类的关系。《新约》中耶稣的表达模式，也是如此，一方面是称颂上帝的伟大，另一方面表达耶稣与上帝的殊亲密关系，最后就是耶稣与人类的关系。看到这样的叙事模式，我有时会有一种庸俗的想法。人如何确定自己的来源，至关重要，这与自尊与自信有关。祖先的辉煌历史或故事，能给后人以自尊和信心。对犹太人来说，祖先直通上帝。想一想，上帝造天地人类，人类的来源比较神圣，人是按上帝的式样造的，而且人身上有上帝的灵气，人身上有神的一部分力量。整个圣经，反复讲上帝多么伟大。当我有一个比较辉煌的祖先的时候，我就很牛了。如果反复熏陶，说我的祖先就是那个一开篇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那个神圣力量，这给孩子内心的激励因素非同小可。这种力量与我相通，要有光就有了光这种力量在我内心深处！我们再想另外一个因素，我们生活在人群中，为什么不和你们混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选民而你们不是选择，这有一点民族主义自傲主义了。选民和非选民，在精神层面上不一样。选民承担特殊使命，选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领导人类走向上帝。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创造，使犹太心理充满大理想主义特质，使犹太这个群体的内部互信及抱团能力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我相信种族平等与友好，我厌恶种族主义，我也不喜欢尼采，他的一个充满仇恨的思想家。但他有一些分析问题的角度，可以给人一些智力上的启示。尼采认为基督教毁了其它民族帮了犹太人，他说基督教是犹太人的一个阴谋，这完全是瞎扯，因为宗教的演变不可能以阴谋来论的。但尼采为什么这么看？他发现《新约》让人们要善良，要有爱。《旧约》的核心思想不是爱，而是正义和惩罚。《旧约》的上帝是一个讲正义的上帝，讲杀戮的上帝，但是《新约》的上帝是一个爱和慈悲的上帝。他认为，犹太人看《旧约》，基督徒看《新约》，这是一点。第二点，《旧约》的故事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是两回事。你读大卫打败哥利亚，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只把大卫视为一个外国少年英雄，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一个外国孩子。但如果你是犹太人呢？你会感到骄傲，这是你的祖先，伟大的祖先，在上帝的支持下从牧羊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国。非犹太孩子从大卫故事中得到的力量，不会超过一个犹太孩子。上帝伟大，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也与众不同，也伟大。犹太人与人类的关系，是人类的祭司与人类的关系，根本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这种特异的感觉，从《圣经》中传出来。“上帝-犹太人-人类”这样的结构牢牢固固地套在一起。也许，只有讲到这个份上，大家才能品味出“上帝死了”这句话背后的强烈的反犹主义精神内涵，这是试图从精神根子上摧毁犹太文化传统的力量。如果说上帝死了，上帝不存在了，犹太人对世界的解释，犹太人从这个文化当中得到的力量会全部崩溃，犹太人从上帝那儿得来的敬畏和道德律令，就会散架。但是，犹太人会答应吗？当然不会答应，这是断犹太人的精神之根。我不喜欢尼采和反犹主义者，我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出于妒忌，妒忌犹太人有好东西，正如一切妒忌者，他们不是建设性地去努力创造更好的东西，而是想毁灭别人拥有的好东西。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教训或经验的只是一点，从尼采反对上帝和犹太人对上帝的维护中，我们会知道一点，上帝很重要，与上帝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不重要，犹太人不会如此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不重要，尼采不会叫喊“上帝死了”。

　　对一个统一的至高神的信仰，对与至高神相连的一套道德约束律令的遵守，这是凝聚力的至深根源。没有共同的信仰，就缺少凝聚力，就难以形成协作效能。没有共同来自于神的诫律，就没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就没有基本的敬畏和自律。我们缺少信任与凝聚力，我们不善于在大范围上团结协作，我们缺少自律，我们内心毫无敬畏，无法无天，这些现象只是表相，本根就在文化精神层面，我们的前辈知识人的精神创造是有缺陷的。

　　被皇家垄断的上帝祭祀

　　《尚书》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圣人通过“神”和“道”来建立文化教化。文明教化的基础有两个，一个神，一个道。“道”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道德经》，老子专门论述“道”，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相当于古希腊所说的“逻各斯”。中国人经常讲，你这个人不讲道理什么的，要讲道理，就是“道”的“理”，道的法则，相当于一种先天的客观规律，也是先天的正义秩序。“道”是规律，“神”不是“道”，“道”是“神”治理宇宙万物的法律。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句话蛮深刻的。可以简化为，圣人以宗教和科学设立教化。认识“道”，就有科学知识。认识“神”，就有宗教信仰。在古代中国，“道”文化蛮发达的。“道”这个文化，就是理解外部的世界运行规律，然后趋利避害，功利，冷静，聪明，在“学道用道”的能力上，这点中国人没问题，中国人聪明而功利。但是，光有“道”是不够的，就像一个人光聪明功利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有一种内在动力，内在担当，内在自律，这种担当和自律，不是功利性的，而是对善恶是非基本原则的坚守，这种气质从何而来，更多是从宗教信仰中来。

　　我有时想，中国文化的开端与西方文化的开端，在人格特征上就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史上，有两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苏格拉底约处于公元前469年-399年，他坚守自己的观点，不愿委曲求全，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刑，泰然受死。耶稣生于公元元年，为宗教信仰，抵拒世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是希腊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两人都为坚持自己的理念与信仰而甘愿受死。只要我们仔细看他们的言行，我们就发现，支撑他们这样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是神，是他们心中的神。因为有强烈的信仰所以才如此超越生死，为信仰和观点而牺牲。想想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老子骑青牛往西边走了，烦你们愚蠢，跟你们讲不清道理，干脆不理你们了，自得其乐。一个是孔子，一辈子辛辛苦苦到处跑官，想在官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最后理想又在官场现实中破灭，哭天抹泪而死。但无论如何，两人都挺明哲保身的，活着好好的。一个太聪明，太深刻，也太超越，一个有点笨，有点倔，还有点小算计，但两人都很会保命。人家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靠生命和牺牲换来的。我们知识分子又想独立，又怕事，又想要好处，怎么能独立呢？人格基因有些不一样。

　　也许，心中有没有神，与精神独立不独立，自尊不自尊，其实关系密切。有神才有强烈的是非，有强烈的是非才有明确的态度，有明确的态度才有精神的独立。而且，有神才不畏惧死亡，才能独立于权势和财富的诱惑。与上帝同在，谁也不怕。与上帝同在，就遵守上帝的律令。法学界常说的“自由+法治”，精神基础其实在信仰之中。不畏他人才有自由，遵守规则才有法治。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自主”、“合作”、“法治”，我觉得神是这一切后面的支撑。说到这，我们知道，孔子多少有点倔，这种倔其实与他心中与“天”有一种内在联系有关。孔子心中的“天”，是至高的人格神。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是信“天”的，所以说孔子不信神是不懂孔子，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指孔子不语那些小神小怪，他是崇拜上天，只信上天，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正因为认为“天”赋予自己某种文化使命，所以他还真有点自信。讲到这，我们要从“天”开始，来探索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上帝”。宗教意义上的“天”这个概念，是从“上帝”这个概念转变而来的。中国最高神的概念，经历过“帝”、“上帝”、“天帝”、“天”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与流行的说法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今天基督教的“上帝”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的宗教的概念，指的是最高的神，这个词出现在商朝甲骨文中。现在发现的甲骨文中，我大体算过一下，“帝”出现了1200次。“帝”的写法，上面是一横，下面是一个米字，下面的米字是架起来烧的柴火，上面的一横是牺牲，是燔祭的象形文字。上帝的权威包括了风云雨电农业收成建筑祸福命运，总共十六项，这是福厚轩先生做的对甲骨文中上帝功能的一个分析。商代时候的宗教信仰的结构，一个是上帝，一个是自然神，一个是祖先神。现在一说上帝，大家就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是中国的最高神，翻译者翻译英语“GOD”的时候，找了一个相似的中国概念，这就是“上帝”，“上帝”就这样从甲骨文中走到中文基督教中来了。

　　“上帝”在甲骨文中，是君王祭祀的对象，后来呢？为什么就不祭祀了呢？大家的常识又错了，不仅历朝历代的君王继续祭祀，而且祭祀还很频繁。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去查一查《诗经》，查一查《礼记》，查一查中国的二十四史，就知道了。记载祭祀上帝次数最多的是《旧唐史》，提到祭祀上帝的记录有190多次，其次是《清史》，有五十多次记载。《诗经》歌颂周朝的祖先姜源，“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孟子》也引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样的句子。我们再来看一些与上帝有关的古代记录。

　　《尚书》中这样写：“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你们看，这是伊尹代商汤说的话，我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不敢不去征讨夏朝。

　　《尚书》中还这样写：“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尔有善，朕弗敢蔽；
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中国有祭祀上帝的政治文化，这个文化二千多年不中断，但为什么老百姓不太清楚呢？为什么这没有演化为一种民间文化呢，原因就是西汉刘向在《说苑》里面所说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原来如此，君王垄断了上帝祭祀。君王是上帝的儿子，是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孩子，所以天子祀上帝，天子是上帝的孩子，只有他能够祭祀上帝。公侯就祭祀那些山神河神海神风雨雷电之类，卿以下就只能祭自己的祖先。时代改变了，随着天子没了，所以就没有人祭上帝了。公侯也没了，所以就没有人祭山川大河了。现在还中国留下来的就是清明节扫墓，祭祖先，就剩这点了。上帝崇拜中断，自然崇拜中断了，只有祖先崇拜还存在。祭祖先的前提，是相信祖先的灵魂还活着。清明去扫墓的人说些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你啊，给你带吃的来了，完全把死人当成活人来对待。烧点钱给你用啊，烧宝马，烧美女啊。为什么上帝崇拜好像不见了，百神啊山川土地那些好像也不见了，为什么？天子没了，公侯也没了，这个文化没有传到民间，平民百姓连普通小官都只能祭自己的祖先，祖先祭祀留下来了。

　　 “上帝”和“天”这两个概念，内涵是一样的，还有“天皇上帝”。北京有天坛，那是祭天的所在。在北京之外，没有祭天的天坛，因为天坛只允许皇帝祭。如果你不在首都，不是君王，但你也想搞点祭天仪式，那就是谋反，杀头的罪。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也还在用与天有关的词，天老爷，讲天理，天呐！二十四史，都在祭祀上帝。我讲这些，想回应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留下的主流文化系统的缺陷，相比起圣经文化，比起犹太文化，我们缺少一个头，缺少一个尾，缺少一个对现实的特殊使命的判定，这样使我们的使命感不够，调动的活力不够，团结的能力不够，这都是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上帝崇拜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中国人并非从来就没有，同样，以上帝为基础的使命感，中国人也并非从来没有。很有趣的，在《诗经》里面，也有大量的类似这种特殊使命的，神跟中国人这种特殊关系的分析和表述。在《诗经》的一些描写中，上帝与周朝开国人士的关系，真有点像上帝与摩西的关系的描写，这是一种使命赋予的描述，大家看《诗经·大雅·文王》中对周文王的赞颂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段诗翻译出来，应当是这样的：

　　周朝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来源，依托在上帝之上，认为自己是受命推翻殷商，受命统治。天命转移，转到我自己身上。上帝是直接对周王说话的，直接指挥周王的。这种祭祀上帝的使命文化的传统，在君王家族中不断延续，王族通过不断的祭祀仪式，提醒自己家人，自己家是受命于天来统治天下的，以此形成统治家族内在的凝聚力与自信力。从《史记》到《清史》，这么多正史中，充满了对上帝祭祀的记载。你们看《清史》，“以迁都祀告上帝陵庙”，迁都之事，要祭告上帝，也要祭告祖宗。祖宗受命于天，子孙要继承天子之位。中国宗教精神基因中，上帝与祖先，是两个核心点。自然神崇拜逐渐淡出历史，但“天”与“祖先”，仍然存在。祭天，祭昊天上帝，提醒自己天命在身，这可是绝对的皇帝特权。皇族因上帝、祖宗而凝聚和团结，老百姓就难以团结了。为什么，老百姓只能祭自己祖先，只能以此形成家族团结，但却不能因此而有更大的使命感和凝聚力。而此，家族之间难以联合，因为各自祭拜各自的祖先，最高的统一的上帝只有统治者才可以祭拜的。中国老百姓的公共精神，难以超越家族范围，这背后是宗教原因，只有家族祖先崇拜，没有超越家族祖先的更具普遍性的上帝崇拜。大家注意，老百姓造反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一个超越家族范围的凝聚人的口号。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是面向楚人进行动员的，超越了家族，但没有超越国家，因此对其他国家如赵国、燕国、韩国等地民众没有号召力。朝廷出于统治的敏感，对一切超越出家族范围的具有凝聚力的思想要素或组织，都十分紧张。祖先崇拜，最多团结家族内几百人，上帝崇拜就可以团结很多人。禁止民间祭祀上帝，从政治上说是从心理上把民众分散化，使民众凝聚不起来。看史书，你会发现各种祭祀活动占有皇帝很多时间，周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其实没有根本性改变，宗教祭祀与军事力量控制一直是君王最核心的关注点。你以为皇帝在忙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朝廷电影中，好像皇帝特理性，天天在分析国之大事与利害算计，十分理性智慧，但如果你看史书，你会发现各种宗教仪式占了皇帝很多时间。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也许是更大的智慧，昭告上帝，上帝垂佑。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日常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说法是错误的，例如说中国人从来不信神，说中国人不讲宗教，那我得问问，你说的是那类中国人？许多老百姓是信神的，他们只不过习惯把死去的祖先当神了，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这很正常。奥巴马竞选时，也说他刚去世的祖母的灵在天上看着他，这是祖先神。还有就是，中国也有过至高神的信仰，但这信仰被皇家垄断了。北京的天坛就是祭天的，天是什么？不就是上帝吗？其实，很多说中国不信神，随便拿一个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就说孔子不信神，别信他们这个，这是似是而非的理解。孔子不信怪力乱神，但孔子是信天的。

　　我还想说一点，这点十分重要。没有一个对至高神的共同信仰，没有一个与自己的民族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至高神的信仰，这个民族没有一个内在凝聚力，也没有共同的敬畏和道德准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形成，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的形成，还有一个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看中国，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宗教信仰必须是与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宗教基因相关的，必须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变化相关的。我们可以吸收全人类在宗教领域的伟大洞见和感悟，但是，我们仅仅是拿着《圣经》是不够的。仅有《圣经》，我们最终不过就是佩服犹太人，欣赏犹太人蒙受上帝的特殊关爱，我们中国孩子人能从犹太英难大卫身上得到多少自豪感？得不到。能得到多少使命感？得不到。没有共同的至高神信仰，就没有团结，就没有敬畏，就没有共同的戒律。中国肯定要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能够凝聚中华人心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文化跟中国的上帝崇拜传统有紧密关系，应当在中国自己的上帝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将我们无头无尾的文化精神补上，变成有头有尾的精神，使中国的历史宗教化，使上帝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清晰化。

　　当然，退一万步，从根本上来说，没有科学自由就没有科学，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宗教。中国自己的宗教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宗教自由的基础之上，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宗教发展，而没有宗教发展，我们在心灵中就仍然只是孤魂野鬼，没有依托，宇宙流浪，散沙一盘。心中有神，自然不惧世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自由的前提，是清洗自己的心灵，与神通话，使上帝进入你的心灵之中。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宗教，需要有自己的《圣经》和教堂。

　　宗教里面的不平等是最深的不平等

　　听众问：像你说的，基督教不适合中国人，我们自己要创立自己的宗教，是延用还是创造新的宗教呢？

　　杨鹏答：我并不排斥外来宗教，我认为犹太教挺好，但这是犹太人的，这是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认为基督教也很好，这是犹太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它普遍地表达上帝与人的关系，更普世一些。而且，犹太教和基督教，因为上帝在心，它们都能带来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态度，有对上帝这更高力量的依托，这样人才能真正独立自由起来。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开放和自由。而且有相信，随着中国基督徒越来越多，我估计基督教的中国化就会越来越厉害，时间一长，就不可能是西方人心中的那个基督教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基督教也一定会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对中国的宗教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圣经》，是犹太人对上帝与自己民族关系的记录，中国人就没有自己的记录吗？有过的，零散了，被毁了，需要重新回忆和联接。宗教的创造，不是人力可为的，是神安排的，我只是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创造出自己的全新的中国宗教，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基础上，一定会有更新更宽大更有活力的宗教出现在中国。所以，宗教上的开放和自由，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对中国人凝聚力和自律的形成会有巨大帮助。而且，宗教自由与开放，是不得不的事情，谁阻挠谁失败，这是不得不，用萨特的说法，叫做“不得不自由”、“命定是自由的”。

　　听众问：怎么打断对至高神的垄断？让他接地气？

　　杨鹏答：只要有信仰，心中有一个至高神的信仰，你就自由了。放在中国范围来说，信基督教已经够可以了，你已经因上帝与耶稣而自由了。放在全球化的背景，肯定我们还得超越这些传统宗教。但这种超越，不是知识分子说我想超越就可超越的，它不是的，它是一个自然过程，随着宗教的自由，一定会出现新的宗教解释和宗教的创造。中国的上帝信仰，或者说天帝信仰，天信仰，过去被君王垄断了，落不到民间来，形成了中国宗教精神上的不平等。所以，只要你追求宗教自由并为之而努力，就是接地气了，就是为上帝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扫清道路。愿神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上帝，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精神力量来源，成为百姓的敬畏和自律的力量来源。

　　听众问：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也有很多教派，福音派，卫公理派

　　杨鹏答：中国宗教的发展，除传统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之外，最终可能会出现中国特色的上帝崇拜的宗教。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塑造了中国人的一些心灵特征，这些特征顽固得很，例如“人人皆尧舜”和“人人皆佛”，面对耶稣，你要让大家相信耶稣就是救世祖，许多人并不习惯。人人皆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人皆耶稣”，所以洪秀全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可能他还以为自己是客气才这么说哩。这些心灵特征，会在中国自己的上帝崇拜文化发展中表现出来，与基督教一定会有很大差别，就算是中国的基督徒与西方基督徒，在心里结构上也会有很大差别。

　　听众问：杨老师信上帝吗？

　　杨鹏答：我信上帝，也信道。大家知道我研究老子，喜欢道家，道家是以“道”为核心的。我认为“道”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客观的规律，我认为老子是伟大的，他把握住了阴阳力量互动平衡的宇宙规律，并将这规律用之于指导政治事务与人生事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体会到“道”后面还有超越“道”的力量，这是神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神生道，道生法与德”。正义的法律和道德，建立在“道”的法则之上，“道”的法则，源于创造并统治宇宙万物的至高的力量，这个力量犹太人称之为耶和华，现在基督教称之为上帝，伊斯兰教称之为真主，中国古代称之为“上帝”、“天帝”或“天”。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做“天道”，“天道”其实意义是“神道”，“圣人以神道设教”，我是既信神也信道，而且神与道是结合在一起的，分不开的。神以道展示自己的意志，神只会以道来展示自己的意志。行道即遵神，信神需行道。人类文明史上，各文明民族对上帝都有感悟并都有记叙，记叙的方式不一样，就形成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其实都是对同一对象的记录，但记录风格不一样。各宗教打架其实是不必的，大家对同一对象有不同的描述和记录，打什么架呢？中国人需要自己的风格的关于至高神的叙事。

　　听众问：杨鹏老师刚才谈到宗教精神的平等这个话题，能否再展开一些？

　　答：总的来说，我慢慢体会到，平等是有很多层面的，有经济层面的，有法律权利的，有政治权利的，其实还有一个很深邃的层面，就是宗教平等的层面，信仰层面的平等。人们常常关注的首先是经济层面的不平等，例如收入不公平或经济机会不均等。其次是法律层面的不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再次就是政治层面的不平等。但最深层的不平等，其实发生在宗教意识层面，正是这种宗教意识层面的不平等，支撑了其他领域的不平等。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看来一下《史记》关于刘邦出生的描述：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大家注意看这段对汉高祖刘邦的描述，刘邦的爸爸叫“太公”，妈妈叫“刘老太太”，你们看，刘邦的爸爸妈妈穷人出生，弄得过没名没姓的。其次，刘邦是怎么来的呢？他妈妈在湖泊边的山坡上，与蛟龙发生了性关系，怀了孕，生下了刘邦。这样描写的意思是什么呢？刘邦的爹是龙，不是凡人，刘邦是真龙天子，与众不同。刘邦的妈是和龙性交，其他人的妈妈是与凡人结婚，生下的孩子能平等吗？龙子与人子，性质不一样！《史记》可是一部伟大的史书，但一样不能免俗，它一样要将刘邦的来源与凡人的来源区分开来，说明刘邦是真龙天子，与众不同，当然要统治凡人世界的。

　　大家再一起来看看《水浒》，里面写了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这些强盗的来源是什么呢？是凡人吗？水浒一百零八好汉，是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转变而来，这些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原是被真人镇在伏魔殿里的，被洪太尉给放了出来。那书是怎么写的？“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黑气化为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就化成了水浒一百零八好汉。强盗当然比百姓凶，李逵等劫法场救宋江，“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晁盖便叫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罗，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李逵、武松等乱杀人砍人，读者心中怎么想？原来他们的来源就与众不同，不是凡人之类，他们的行为残暴荒谬，也是有道理的。君王也好，强盗头头也好，官也好，匪也好，他们都并非凡人之类，因此不能用凡人的常理来判断他们。

　　大家还知道，中国人很讲风水的。凡大人物出现，就会有人来判断风水，说他出生的地方风水不一般。风水也是特殊性的，不一样的。例如，《三国演义》上写刘备，“玄德幼孤，事母至孝；
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刘备出生贫穷，但家之东南有高五丈的大桑树，童童如车盖，这就不一般。不一样吧！你们家旁有“童童如车盖”的大桑树吗？没有吧？你不得不服气吧？

　　从《史记》到《水浒》，写法不一样，但在强调人与人来源不同因而人与人不平等方面，似乎倒是一样的。中国人在解释人与人不平等的方面，办法挺多的，有说龙搞了他妈的，有说家里风水好的，有说家前面有棵树童童如车盖的，还有说手相不一般的，说到底就是说不平等是有客观依据的，是冥冥中决定的，所以受不平等气的人，你认命吧。就算你是癞蛤蟆变的，只是你是月亮里那只癞蛤蟆变的，也一样可以统治凡人，因为你毕竟是从天上下来的。其实，历朝历代君王都搞隆重的上帝祭礼，这无非是提醒龙子龙孙和天下凡人，我皇家是天命所归，我家是天子血脉，是命中注定的天子家族，是上天决定的统治者。上上下下，都认为人与人天生不平等，都认为有的特殊人来源就与众生不同。在这样的类似宗教的不平等的精神的支配下，法律面前能平等吗？政治权利能平等吗？当然不可能平等。当我们发现，现实就是法律和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现实，而且民众好像对这种不平等也很宽容或无奈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恐怖？根子上，是宗教意识方面的不平等。我们似乎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文化资源。《圣经》上说上帝按自己的式样造人，并给人吹入灵气，你看，人的来源很尊贵的，在神面前是平等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对人的平等贡献大的思想家很少，老子算一个，而另一个重要人物孔子，则千方百计巩固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和思想。

　　听众问：杨老师反对尼采？

　　杨鹏答：刚才分析了一下尼采，我不是认同他，而是想知道他到底想干嘛，我讨厌所有的种族主义。尼采看问题的特殊视角，能让你对一些问题有新的理解。但他的反犹情调，我很厌恶。有本事的，不是去反对别人，而是创造比别人好的，尼采没有创造出比别人好的，只是骂别人忌妒别人，这是让人厌恶的。我说中国人会有自己的接近上帝的路，并不是排斥性的，并不排斥基督教等宗教，只要他们能让人接近至高的神圣力量，都是好事。如果基督教对你帮助大，你就信基督教，没什么不好。如果犹太教对你帮助大，你就信犹太教，一样很好。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在根本层面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上帝的认识，中国人可以借助这些传统的资源和方式去理解最高神，但最终肯定会走上自己理解的路，直接聆听上帝的话语，直接传达上帝的话语。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高神或最高力量的时候，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基础就有了。中国的佛教中，也有一种平等精神，但这种平等建立在否定性基础上，大家都得死，所以最终大家都平等，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平等。一切都空了，皇帝也得空，所以众生平等，从这个层面论述的，有点弱点，消磨人的斗志和进取心，是消极的平等。基督教的平等，是一种肯定性的积极的平等。

　　听众问：能否利用中国古代的“上帝”这种宗教资源来重塑中国人统一信仰？

　　杨鹏答：这个只有听上帝的了，这绝不是任何人可以进行论证的，行或不行，我也不知道。近年来我愈来愈有神秘主义的心态，这要看上帝怎么安排中华民族了，这完全是超出了个人的思考范围了。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因为任何事情想深了，就会进入无知，真的发现自己很无知，自己思考出来的那点因果关系，在无很的因果网络之中，只可能是一小段，完全说明不了问题。再好的解释后面，都有不可知的更深的原因。有些东西出来是非常非常偶然的，出来的偶然，消失的也偶然。在内蒙古草原游历时，我就想，我见到的蒙古人都是温和平静的，成吉思汗把分散的游牧部落团结起来，呼地聚起来，扫遍欧亚大陆后又回归平静，这个兴起的力量从何而来？成吉思汗青年时，你让一个学者去论述，蒙古人能不能崛起而扫遍欧亚大陆？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个学者的小脑袋，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一个民族的兴衰背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是这样。密密麻麻的万亿个因果关系网中，人类的小脑袋最多能看两三个因果关系，你自以为解释清楚了，但肯定不完全对。说到中国的新宗教，我只有一个感觉，即上帝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古代神与道的研究中来，并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的宗教精神发生变革，这只是一种感觉，伟大的新宗教会诞生在中国。

　　听众问：你讲了宗教精神层面的不平等，自由与宗教的关系呢？

　　杨鹏答：自由这个概念与平等这个概念，其实在一些层面是相通的。例如，当我们说新闻不自由的时候，仔细一想，其实也是新闻不平等。有人可以这样报新闻，但不允许你这样报新闻，他为什么有权力来干预你呢？这是不平等吧？所谓新闻自由，其实背后就是新闻权的平等吧？所以新闻不自由的背后是人与人的不平等。而人与人的不平等，我认为根子还在是宗教精神上，没有平等的宗教精神，就不可能有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当我们看到经济不平等的时候，我们研究下去，会发现经济不平等往往建立在政治或法律不平等的背景下，我们再研究下去，又会发现政治与法律的不平等，又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宗教精神的不平等的基础上。从反对经济不平等到反对法律不平等，从反对法律不平等到反对政治不平等，再从反对政治不平等到反对宗教精神的不平等，你会发现最深的根子在宗教上，而宗教的变革与大变动，不是人力可为的，这是天意，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最恰当的态度就是：努力工作，认真祈祷。今天的讲座，我只希望达到一个目标：一是让大家知道，中国人过去一样有对于上帝至高神（或者说“天”）的信仰，但这种至高神信仰被君王垄断了，君王成了天子，成为神与人的中介。二是让大家知道，人与人的不平等有许多层面，其中宗教层面的不平等，是最深的不平等。三是让大家知道，中国信仰的资源之一，就是把过去被君王垄断的上帝崇拜文化普及化、平民化，这是人与人平等的重要精神条件。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 源头 信仰 精神 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