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一场农民革命，这是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当时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0%，据统计，即使到全国解放的1949年，中国人口构成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农村人口占89.4%，城市人口占10.6%。这证明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现代工业已经产生，但仅限于沿海极少数几个大城市，从全国范围来说，无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都很微小。由于缺少强大的、有力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虽然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在中国产生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五四民主运动，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个性的解放，最后都没有实现。在一阵军阀混战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之而起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还只能重新呼号："回归五四、重新启蒙。"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政党，把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并且把党的中央机构也设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但到底工人阶级的队伍太少，力量太小，依靠工人阶级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来实行共产党的革命是困难的，甚至党中央机构在上海也无法立足，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农村找到农民作为自己的主力军。虽然毛泽东一再声明，农民是同盟军，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工人的主力军，农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的唯一的力量，最后党中央机关也不能不迁往农村，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主要阵地。这就很自然地农民成份在共产党内占压倒的多数，农民的意识占统治地位，农民革命的要求和农民革命的规律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摆脱的。

　　二、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的特点与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的历史时非常重视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因为小农经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东方专制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一种力量，因为农民革命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不可能把历史推向前进，只能使东方的家长式的，野蛮的专制制度周而复始地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小农经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是一种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占有一小块土地，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尽全家的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这种经济形式对于每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非常脆弱的。即使在平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土地兼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也在不断失去土地，变成雇农或佃农，甚至无业游民。一旦遇到荒年，更是大批出外逃荒，弱者辗转乎沟壑，强者补充农民革命队伍，成为农民革命力量的源泉。

　　然而，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又是极其牢固的。自从小农经济形成以后，几千年来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生产力基本上没有变动，他们一代一代地使用同样的工具，在同样一块小土地上孤立地劳动着。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他们的生产地盘，即一小块土地，不容许分工（《马恩选集》第一卷第 693页）。"也就不容许有任何生产方式上的改变。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但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把农民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马恩选集》第二卷第67页）。"因此，农民革命不可能突破东方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它只可能破坏一个旧的封建专制王朝，再重新建立一个同样的封建专制王朝，所以马克思说：小农经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同上67页）。"农民革命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改朝换代"。

　　农民革命也只能从农民小生产自身的经验出发，产生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空想，因为这是在农民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时对分配的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勉强实行，除了对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农民革命还是一种社会的破坏力量。农民总是孤立地默默地承受着各种苦难。长期地一代一代地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然而当他们实在无力承受时，也会奋起反抗。农民革命一旦起来，就成为一种暴烈的力量，农民不但对地主官僚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仇杀，而且与镇压他们的官军一样，四出劫掠。所到之处，杀人如草芥，房舍为虚，社会人口大量减少，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马克思认为农民革命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同上67页），"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再一次得到证实。

　　三、毛泽东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

　　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知识分子所建立的，虽然长期处于农村，农民成份占主要地位，但在党的领导层中主要仍然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是否因此就能够避免农民革命的那种遭遇，走出一条新路呢？事实仍然给予否定的回答。

　　由于领导这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来源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批受共产国际教育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固守共产国际的教条，急于打大城市，推动城市的革命，事实证明他们照搬的经验不适合于我国在农村武装割据的农民革命战争，他们都失败了，不能不离开领导岗位。另一派是没有去过莫斯科，但也去过国外，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到底有所不同，然而他们终究比不上在湖南农村土生土长，一开始就从事农民运动，办农民讲习所，与农民一起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泽东那样了解农民，熟悉农民，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溶合成一片。毛泽东虽然只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也没有到过国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都没有感性的认识，然而他读的古书很多，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权术和农民革命的斗争经验很熟悉，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革命的领袖的条件。他能够把从苏联引进的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做出适合于我国农民革命的新的解释。

　　与马克思相反，毛泽东把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说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把今天的农民革命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力量，作为他进行长期农民革命，夺取天下的理论依据。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人合写经过毛本人全面修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主义。"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他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又一次强调："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然而，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维护者，农民革命只能是打江山，坐江山，重新回复到封建专制统治。农民不可能成为民主的力量，由农民起来革命，不可能把革命推进到民主革命的阶段。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新兴阶级，不可能代表新的思想。事实上，正是毛泽东这种农民革命使中国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先夭折于蒋介石手里，后夭折于毛泽东手里。而且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远远超过蒋介石。毛泽东之所以把自己置于马克思对立的地位，这只能从毛泽东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中得到解释。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确实曾经作出过对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中谈到："现在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所做的说明中也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很大。"毛泽东还说："民粹派的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还批判俄国的民粹派："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参看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

　　毛泽东既然如此明确地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应当说就不会再犯绝

　　对平均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由封建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以及农民革命所特有的其他各种错误。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马克思所指出的农民小生产者革命所具有的那些特点，在毛泽东身上都能够找到，而且发展得更全面和更彻底，终于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又一次成为典型的农民革命，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农业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四、难以逾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暴烈的破坏性

　　毛泽东从开始领导农民革命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暴烈的破坏力量。早在1928年《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说："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原则。"而且"对于中间阶级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所谓"积极的行动"就是把所有的土地，不论富农、中农的土地一样拿出来平均分配，甚至他们的耕畜、农具、粮食以及其它财物也都拿出来平均分配，甚至对小有产者也都要使他们无产化，迫使他们参加革命。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这种过火的行动必然造成中农等中间阶级的反对。因此，毛泽东说："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对于这种暴力的行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是赞成的。还在1927年 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过份的举动是革命的必须。""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在农村的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暴力的行动，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建国时期，都是如此。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到底比一般农民远大，而且富农和中农是代表农村生产力的，农村生产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所以有多余，可以拿出来到城市去交换工业品的，在消灭地主剥削以后，主要是依靠富农和中农。打击富农和中农，实际上是破坏农村的生产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也注意到尽可能避免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因而在农村土地改革中曾经多次提出过对富农和中农等自力经营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保护。在1929年 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7 月制定的闽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都有不没收富农土地的规定。在1936年 7月22日党中央在陕北发出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也规定"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生产工具（农具和牲口）均不没收。"特别是1946年 5月 4日中共中央还通过了《五四指示》。明确规定不变动富农土地。而所有这些不动富农土地的指示都有毛泽东参加或主持制定的。然而所有这些不动富农土地的政策都没有得到执行，在所有历次的土地改革中，不但分了富农的土地，而且动了中农。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毛泽东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土改就是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应当造成"恐怖现象"，"过份的行动"就是难免的。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参军，需要这种过火行动，那么，到了1950年1951年，全国已经解放，除了少数地区，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已经有条件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了，是不是可以不再采取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也不要再采取暴力行动了呢？然而不是这样。毛泽东在1950年6月9日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还说："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五四指示》是有那么一个尾巴的（指中立富农）。因为是在战争前夜，7月1日就大打起来，就是要批准群众的正义行动来对付蒋介石。"贫农、富农，"这两头，总要照顾一头。"

　　1950年南方土改，在开始时确实采取了温和的手段，少动富农的土地，除了少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以外，确实停止了暴力行动。然而，在毛泽东这种观点下，这一次土改受到了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被说成是"和平土改"，是一种右倾，必须重新补课。第二次土改就恢复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而且恢复了又斗又杀的暴力行动。毛泽东把土改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是一种"恩赐观点"，而恩赐是不能提高贫农的阶级觉悟的，因此，土改必须是一场暴力斗争。事实上，这种暴力行动不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实际上是脱离农民，使农村的流氓无产阶级得逞。这是对农业生产力破坏而不是建设，然而这却是所有农民革命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毛泽东不过是加上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已。

　　不但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团结，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日战线，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仍然认为减租减息必须经过群众斗争，不能恩赐。"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纠正。"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农民革命的心态。

　　五、穷过渡和民粹主义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是一个落后的经济，按照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板坡村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90%左右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我国所面临的是在这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立即进行穷过渡，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并且不断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实行民主革命，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发展经济，准备条件，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好象由毛泽东自己解决了。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是完全的空想。"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从以上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不但在建国以后要有一个政治上民主主义的发展，还要有一个经济上民主主义的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所讲的话，好像是真正与民粹主义区别开了，从而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所设想的并不是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根本不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要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就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要不断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建立一个暴虐的专制制度，不断搞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人民置之于恐怖统治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作如此巨大的改变呢？我们只能从他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去推测。因为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可能由农民小生产者经过农民革命来实行民主政治，民主革命是市民阶级的要求，不是农民的要求，农民革命只可能"改朝换代"，以暴易暴，以一个专制制度代替另一上专制制度。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改变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65页）。"在毛泽东看来，打败了蒋介石就等于民主革命的完成，他就要着手消灭资本主义了。毛泽东根本没有看到生产力低下和农民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的普遍存在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这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正是毛泽东的问题所在。

　　在全国解放后，刘少奇仍然按照原来的决定，多次讲话都提出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个发展的时期。在刘少奇看来，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全国解放后，只靠没收官僚资本所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成份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让私营经济有一个时期的发展，才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打下物质基础。在1953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规定18年的时间（三年恢复加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毛泽东忘记了他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忘记了他自己的许诺，立即要求向社会主义过渡。在1953年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1页）。"""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同上81--82页）。"正是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原来规定18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1951年下半年和1956年初一阵锣鼓声中就全部完成了。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准备购买农具、积肥，积极准备发展生产。农民这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实现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实现工业化都是有利的。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农村必然要产生分化，出现新的富农和富裕中农，这是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然要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富裕了，工业品的市场扩大了，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多余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转向工业，成为工人，这本来是工业化的普遍现象。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20页）。"毛泽东曾经说过，民粹主义左得要命，不发展资本主义，要直接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今天正是这样。　　毛泽东所以如此害怕农民富裕，要实行穷过渡，是有他的一套理论的。毛泽东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农民富了，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那里，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去想的。从小农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正是民粹主义的思想，也是农民革命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种社会主义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了，那就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建立圣库制度，要求"物物归上主"，把人民的财物统统没收，归入圣库，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工商业，实行供给制，最后是彻底的等级制，彻底的腐败和彻底的专制恐怖统治。

　　毛泽东还把这种穷过渡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就是要造成新的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进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那种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穷过渡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理论，是民粹主义的理论。

　　正是这种越穷越革命的理论使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时候，就利用他掌握的"上层建筑"的权力，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给生产力以很大的破坏。他在1955年批评邓子恢要解散一些管理混乱，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是右倾，小脚女人。而且不顾农民的反对，硬说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在全国到来，迫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956年下半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不但全面实现了全国农业初级合作化，而且从初级合作化发展到高级合作化，有的从互助组直接过渡到高级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和私有财物强迫拿出来归集体。

　　农村如此"容易"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头脑更加膨胀了，在他的旨意下，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在1956年一月份一阵锣鼓声中完成了，到了1956年下半年，三大改造全部完成，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民小生产者狂想曲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已经变革了，下一步就是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毛泽东用他的主观意志制造出一个生产关系的变革后，又开始制造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于是着手制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人们鼓足干劲，实现大跃进，促使生产力的大发展，一个人的意志就这样变成客观规律。而且大跃进公然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实现了。粮食亩产达10万斤，一个县的土法炼钢日产量达到一万吨，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想像的数字，毛泽东居然相信了。毛泽东在这样大跃进的面前，头脑更热了，原来规定的15年超英，50年赶美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了，毛泽东估计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9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说："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年到三年。"又提前了一年。

　　面对这么大的超高速度，毛泽东飘飘然了，他相信他的意志是万能的，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他居然问粮食多了怎么办？钢多了怎么办？这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粮食多了，种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的地休闲，三分之一的地种草，实行田园化。钢多了可以出口。既然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生产力的大发展，那么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要回过头来促使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大跃进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人民公社制度，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成为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狂想曲。毛泽东先搞先进的上层建筑，然后推动生产关系的实现，然后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的理论居然由毛泽东付诸实现了。

　　然而毛泽东是用什么办法实现这样的"高产"，从而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呢？不可能依靠现有的生产力，也不可能依靠科学技术的发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原始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土法生产，再加上战争时代的经验，大兵团作战，大搞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的小土群战术。亿万人大搞水利，大搞深翻地，深翻一丈二尺，大搞密植，一亩地下一两百斤种子；
全国大炼钢铁，男女老幼齐上山，挖矿石，砍树木，到处支起土炉子，到处火光烛天。树木砍光了，把门板拆下来当柴烧，矿石不够，把家里的铁器铁锅砸碎了当原料。结果是生产力的大破坏，生态的毁灭性摧残，全国性地环境污染，资源的全面破坏，物资的全面匮乏，最后是全国性的大饿饭，两千多万人死于饥饿，造成历史上罕有的大灾难。

　　为了实现这样空前未有的大跃进，当然不能依靠知识，知识不能提供这样的幻想。于是毛泽东要抛弃一切知识，把尊重知识当奴隶思想，把科学当教条主义。为了实现大跃进，他要"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只有彻底的无知，彻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才能搞出这样的大跃进。然而，要大家信服这这样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狂想曲到底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靠压力，按毛泽东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应当说是农民小生产的幻想加秦始皇）。高速度大跃进、翻番都是通过"马克思加秦始皇"压出来的。谁不同意就拔白旗，就大辩论、大批判、大斗争。彭德怀不过是对大跃进提点看法，另外几个同志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就是用这个办法实现他的大跃进。

　　由于大跃进是在强迫命令下压出来的，这就不止在物质上造成毁灭性的大破坏，而且对人性造成更大的破坏。事实上，各级干部，甚至省委书记也都知道大跃进所造成破坏的严重性。农民已经无粮，饿死的人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报喜不报忧，仍然在讲形势大好。对于那些有良心敢于说真话的人则加以围攻、批斗，甚至开除公职。更加严重的是已经知道农民在大批饿死，为了说明本地区跃进形势大好，不准农民逃荒，逼使农民唯一的活路也断绝了，以至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干部竟然无动于衷。良知的泯灭已经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即使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也不会做出的惨绝人寰的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居然做出来了，毛泽东迫使共产党的干部丧失了人类起码的同情和良知。

　　这种情况对共产党的作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在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农民参加战争，中国共产党很注意人民的利益，全国解放后，政权到手了，对人民利益的关心逐步减弱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所谓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一直没有停止过。实行体制改革后，这些与人民为敌的种种官僚作风，趁改革开放之机，更加横行，肆无忌惮。对我国社会道德风尚的破坏，对贪污腐化如此普遍的发展，对体制改革的干扰，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七、回归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工农业生产实现了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巨大的大跃进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物资已经极大的丰富了，已经可以达到按需分配的地步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而且终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于是毛泽东就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来绘制共产主义兰图了。下面我们就将看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恢复到人类文明进入黎明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首先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在1958年 8月17日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渐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归公。"毛泽东要在农民还十分贫困的时候就要把农民仅有的一点财产拿出来共产。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在有些公社已经实行了。在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山卫星公社就已经把农民的自留地和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统统变成了公社所有。至于取消自留地更是普遍的现象。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二个特点是破坏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甚至把战争时期由于物资极度缺乏，不能不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说成是破坏资产阶级的法权，"我们过了二十二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工人敲锣

　　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已经实现吃饭不要钱，将来还要进一步实行穿衣不要钱，住房子不要钱，甚至生活日用品也可以供给。这就是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已经着手继续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城市呢？要不要破坏，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家工作人员的薪水有一、两年的准备也可以不要了。"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而且事实上按需分配已经开始实现了。

　　这里有一点必须记住的。1957年全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 142元，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就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消灭分工。毛泽东视察武钢时，对武钢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大钢铁厂，也要求它既要炼铁炼钢，也要搞机械工业，也要搞化学工业，还要搞农业。学校也要办工厂，有条件的要办农场，没有条件的要到农村务农，向贫下中农学习，学生除了学文化以外，要半工半读，既要学工也要学农，等等。"到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把这种消灭分工描绘得更全面，工农兵学，都要一业为主，样样都搞。在这里毛泽东不提商业，因为商业在共产主义社会早已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也设想成政企结合，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什么都搞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分工，什么都干的财产公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有的，那就是人类刚进入文明的黎明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要使中国回到这样的社会。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在俄国已经有了一个土地共有，分配给各家耕种的公平和平等的村社，因此俄国可以以村社为基础，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这样的村社，毛泽东要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村社，这就是人民公社，并且通过这样的公社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曾经批判过民粹主义，实际上他是更加彻底的民粹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分工的理论是很有益处的。马克思反复强调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上（《马恩选集》第一卷25页）。"马克思还认为："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受到阻碍。"缺乏分工，这正是农业生产力落后的表现，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思想的落后。只有在分工发展起来以后，生产力才能发展，科学才能日益昌明，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谈到消灭分工的问题，然而他们所指的是"使人畸形发展的分工。"而要消灭这种"使人畸形发展的旧的分工，也只有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的一定程度才有可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指出，要消灭这种"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的分工在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还不可能，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即使到了那个时候，社会也只能是"承认劳动的转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将不受旧的奴隶般分工的束缚，可以尽可能地得到全面发展，因而能够有选择性地变换自己的工种，马克思也没有说要消灭一切分工。毛泽东却要在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时就要消灭一切分工。

　　既然毛泽东要通过人民公社化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就不但是农村，城市同样也要实现人民公社。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公社。不要几年，就把大家组织成大公社，城市、农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于是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消灭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当然这还是毛泽东的幻想。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就不至两千万人饿死，损失还不知有多大。马克思把农民革命说成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农民革命最后一次表演

　　毛泽东决定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奇迹，而且他公然找到了创造奇迹的方式，不但把英美，而且把苏联也远远抛在后面（毛泽东说过要超过苏联，只是不要宣传），这就是大跃进。他要找到一种模式，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这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解决了，这就是人民公社。从此中国就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先的国家，毛泽东就成为全世界革命的当然领袖了。然而偏偏事与愿违，竟然有那么多人反对。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上书除个别人以外，一致表示赞同，这就使得毛泽东非常脑火，不能不由他亲自出来说话，局势才得以扭转。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虽然说"让大家出气"，但也没有想到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在纷纷提意见，把大跃进说成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甚至还有人翻庐山会议的老账，说成是"反右不反左的恶果"。林彪是忠于毛主席的，说大跃进是交了学费，而刘少奇居然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气象部门的历史统计，大跃进的三年除个别地区以外，从全国来说，是风调雨顺的，所谓三分天灾实际上不存在）。这不是要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七个指头（毛泽东说过，只不过饿死几个人）。这就违反了毛泽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理论，是公然反对大跃进。这不只是使得毛泽东的关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试验受阻，更严重的是，他老人家还在世时，就有这么多人反对，这就不能不对百年之后要出什么问题担忧了。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不排除这些障碍，毛泽东是不放心的。事实上毛泽东早已不放心了，还在此以前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已经触动了毛泽东，他马上把两件事联在一起，早在1958年3月9日成都会议上，在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就已说到："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出现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来了：

　　"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越想越害怕，到1966年 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已经完全明确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群众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

　　到这时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已经成熟，决心也下了。既然党内党外到处都有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就只有把这个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已经过战斗考验的党彻底摧毁，"更换新血轮"，重新建立一个永远忠于他一个人的新党，把已有的政府机构彻底摧毁，更换新人，重新建立新机构，才有可能保证把已经被识破的，没有识破的，还在被信任的等等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统统清除干净。然而毛泽东也想到，现在已经存在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固然清除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存在、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东西还存在，那就有可能再产生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老人家还是不能安枕的。因此，毛泽东要彻底破四旧，彻底消灭封、资、修，使中国只剩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式的文化，再也不存在任何别的思想和文化了，这才能把出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根子彻底挖掉，只有这样，他老人家百年之后才能放心。

　　一方面要消灭现在已经存在的和暗藏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要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分子和人物的根源，使以后永远不再出修正主义份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不但要反修，而且要防修，毛泽东要在趁他活着的时候就完成他的伟业，毛泽东之志可谓大矣。这么伟大的事业依靠谁来完成呢？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那些老革命，党政机关的上中层干部、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可靠的，毛泽东在关键的时刻总是利用最迎合他的坏人，在江西打AB团时利用李韶九，在延安整风时利用康生，现在只能依靠江青、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在下面则利用群众和学生，依靠他们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无知。依靠他们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夺权，到处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大中小学校的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出身不好的教授、教员、等等，因为他们是教育黑线的执行者。到处抄家，到处搞打砸抢，到处破坏文化遗产。这些战斗队为了彼此争夺权力，抢占地盘，争夺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控制权，彼此进行武斗，军队也参加了，除了没有动用飞机以外，大炮和坦克也用上了。最野蛮的，最无人性的残酷斗争，屠杀、对人的极端的侮辱，所有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出现了。许多人被残酷斗争致死，许多人受不了那样的凌辱而自杀，加上群众的互斗，把全国变成一个屠场和战场，因此而死的人数仅仅次于大跃进饿死的人数，造成人间又一次最大的惨祸。

　　这还不算，由于工厂和农村都变成战斗队互相争夺的战场，几乎没有人去搞生产，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又一次陷入崩溃。

　　毛泽东的所谓四旧和封资修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历史上所逐渐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文化和传统，毛泽东的破四旧和消灭封资修实际上是要消灭人类的一切文化和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这实际上是毁灭文化的运动。毛泽东常说，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其实洪秀全在他之前已经这样做了，洪秀全只准人家相信他那套邪教教义，所有的古书都要烧掉，所有不信他的邪教的知识分子都要杀掉。毛泽东则除了他的四本红宝书以外，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读自然科学也是走白专道路，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消除。毛泽东是最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因而有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是毛泽东所最忌恨的，所以毛泽东对于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不遗余力的。毛泽东自夸秦始皇只不过坑 460个儒，而他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实际上他所坑的儒远不至此。从延安开始，包括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中国被他坑害的知识分子达到几百万。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但要斗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要彻底破除产生知识分子的教育黑线，停课闹革命，破师道尊严，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最后来一个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所有的青年学生都送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以便造成为毛泽东所想像的没有知识，只能背诵几条毛泽东语录，对他一个人愚忠的半文盲，使中国变成没有文化的国家，把中国退回到蒙昧时代。

　　毛泽东自以为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把现在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清除干净了，而且还能够保证今后永远不出这样的人物，然而一个真正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出现在他的身边，林彪为了个人的野心，大吹大捧毛泽东，神化毛泽东，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于是毛泽东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有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最大最大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带头鼓励人人挂毛泽东像章，摇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到处号召忠于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为了报答林彪，竟史无前例地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写进党章。然而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伙伴关系的，利害冲突迟早要发生，果然这种冲突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发出来了。林彪急不可耐，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通过这个办法把权力抢到手，毛泽东寸步不让，"矛盾激化"，林彪最后摔死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庙，毛泽东的精神也崩溃了，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变成一场闹剧而告结束。于是文化大革命又再一次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农民革命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而告结束。

　　九、消除农民革命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在我国历史上同时消失，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农民革命的影响是不可能随之消失的。为了消除农民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在这里做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工作，进行了体制改革，引进市场经济，而且一度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所有这些都是消除农民革命的影响的重要步骤。然而对于民主和自由，邓小平只不过是叶公好龙，当人民真正起来要求民主时，他却使他们的鲜血流淌在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上，从而彻底结束了政治民主改革的要求，回复到专制统治，这说明农民革命的深远影响不是一个人所能解决的，还需要人民做长期的努力才能肃清。

　　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其所做所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关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农民小生产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无知所产生的反常识和反科学的方面是比较容易消除的，而且已经在消除中。农民小生产者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专制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民主、反自由、不承认人的个性的解放的思想则是不容易消除的，事实上，这些方面正在被继承下来。由于后来接班人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威信，再回复到当年的专制统治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却仍然在刻意追求。

　　打江山坐江山所造成的极权统治最大的恶果是把权力当成一种世袭，由他指定接班人，而人民则永远成为被统治者，这就把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极权统治者不认为权力来自人民，而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自己有权坐，打江山坐江山就成为农民革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必然把国家当成遗产传给所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他的接班人也就按照这种逻辑，把权力当成遗产接受过来。认为自己一旦被挑选，就理所当然地拥有无限权力。

　　这种挑选自己接班人的家天下的制度，使自己的江山代代相传的后果是严重的，即使当他们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时，也只允许改革经济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可以开放市场，引进技术和投资，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人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则采取封闭和排斥的态度，并且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说成是腐朽的。这样他们就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对分开，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政治上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绝对分开，把人变成没有个性和没有个人理想的机器。他们也想发展社会科学，然而他们所需要发展的社会科学是为他们的专制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服务的，他们把社会科学变成极权统治的婢女。他们要在根本没有民主、自由和个性的发展的条件下发展经济、振兴科学、在中国实现一个既富强、又专制独裁的大帝国。这种幻想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转化为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对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的探索往往是促使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从西方和东方历史的发展都能够得到证明。文艺复兴的批判精神和人自身的觉醒既促使人文科学的发展，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注入活力。韦伯指出，宗教改革的加尔文的精神对科学的成长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在宗教伦理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如此显著，它形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本身。"

　　中国的历史则说明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把人当成专制统治的工具，共产党则把这种违背人的本性的专制统治下的绝对服从变成驯服工具论，极大地阻碍了人对自身的发现，使人屈从于奴隶的地位，人文科学固然不能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

　　中国二十年来的体制改革也说明不改革上层建筑，不改革政治体制，只改革经济体制，虽然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原因是旧体制、旧思想、旧价值观在体制改革中处处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使机构日益官僚化和腐败。官商结合、权钱结合、甚至官黑结合，合伙盗窃国家财富，欺压人民。国营企业每一次改革都成为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国营企业被蛀空。强迫命令、横征暴敛，使农民陷入困境，农田荒废，农业陷入危机。几亿农民没有工作，几千万职工失业。由于内需缺乏，市场不景气，失业以后难以再就业，人民积怨日多，犯罪浪潮叠起，社会陷入严重不安，表面的高速度与繁荣掩盖着潜在的危机。

　　中国体制改革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还在于农民革命的影响难以消除，旧体制、旧思想、旧价值观仍然顽固的存在，这正是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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