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琴：中国历史上的“接班人困境”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游戏中，接班人问题是导致父子相杀、兄弟相戮、宗室相残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动荡不安、或者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专制统治者，而且数千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将这一问题归结为“接班人困境”——这是专制政治之癌，是专制政治自身无法破解的难题。

　　一，传说中的“禅让制”

　　传说中的尧、舜、禹确立帝位继承人，采取的是禅让制，即将帝位传给他选中的某个人。

　　作为“五经”之一的《礼记·大同篇》中有句很著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乍一看“禅让制”，分明就是“选贤与能”嘛！分明就是“天下为公”嘛！谁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制度的萌芽呢？

　　据说，尧老了，根据他长期对舜的考验，经过一道民主推荐程序，认为舜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便将帝位传给了舜；
舜年老之后，如法炮制，又传位给大禹。

　　由于年代久远，尧、舜、禹的禅让真相却是疑云重重。《韩非子》认为“舜逼尧、禹逼舜”；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尧舜禅让”这一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纱之下，其实很可能隐藏着血淋淋的宫廷政变。

　　舜成为接班人，虽然在形式上经过了各部落首领推举这一“民主程序”，但决定权仍掌握在尧帝的手中。此时舜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因为舜在接班的道路上还必须面对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尧的儿子丹朱。

　　中国有句俗话：“疏不间亲。”人最亲近、最信任的，首推自己的子女。作为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在他自知命不久矣之时，当然最想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样一方面可保自己的家族安享富贵尊荣，一方面也可保证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至于被别人否定，能够维护政策的一贯性。一般来说，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

　　舜的接班之路异常凶险，充满了变数。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谨小慎微听天由命，二是培植势力见机而作。根据史料的记载，舜很可能选择了后一条路——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和尧的儿子丹朱，提前接班。

　　舜执政时期，禹的父亲治水不力，舜杀之，而令禹继续治水。禹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在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让舜找不到罪名。后来禹治水有方，大获成功，赢得了各个部落人们的信任和爱戴。眼见禹为众望所归，舜只好宣布将禹确立为接班人。就像后来的秦始皇未安排好后事便死于东巡途中一样，舜在南巡途中突然去世，使禹接班的前景豁然开朗。但是，一向小心谨慎的禹仍惧于舜的儿子商均的势力，躲到阳城不敢接班，表示愿意拥戴商均即位。三年后，由于禹的威望极高，诸侯纷纷抛弃商均，拥禹为帝，禹这才正式即天子之位。

　　禹即位后，接受尧、舜的教训，开始大力培植儿子启的势力。在他病危时，将帝位禅让给一个叫伯益的人。这时，羽翼丰满的启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杀掉伯益，自立为帝。至此，传说中的“禅让制”寿终正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如果帝王没有子嗣，便由其弟接班）的接班制度正式确立。

　　“禅让制”下选出的接班人，要么成为舜，要么成为禹，要么成为伯益。虽然“禅让制”只传了这三次，但基本上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代表了：或者像舜那样，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驾空老帝王，抓住时机、当机立断，通过政变提前接班，以免夜长梦多；
或者像禹那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处处小心，时时谨慎，让老帝王抓不到把柄，有幸熬到老帝王来不及安排后事便一命呜呼，然后顺利接班；
或者像伯益那样，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过渡人物。

　　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在登基仪式上，曹丕就曾意在言外地说：“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可见，“禅让制”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一种没有章法可循、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可持续的接班人体制。接班人能够和平接班，纯属侥幸。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变。而通过政变方式夺取政权，无疑是血腥的、不稳定的传位方式，是难以持续的，是靠不住的。

　　二，源远流长的“世袭制”

　　夏启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有人认为，这种接班制度，是从“天下为公”变为“家天下”，是对“禅让制”的反动，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这种接班制度，是极端自私、很不合理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却使接班人制度有了章法可循。再不讲道理的章法，也比没有章法要强一些。无论如何，历史地看，“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是基于人自私本性的必然选择。

　　这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帝王的儿子有很多，岂不又会导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和政权不稳？于是古代的政治家们便在“父死子继”的前提下确立了一个更简单的接班人制度——“立嫡以长”。

　　不论老皇帝有多少儿子，也不论哪个儿子德才兼备，有资格做接班人的，只有嫡长子！

　　而嫡长子，无论是智是愚，是贤是恶，都不影响其做太子的资格。皇帝不希望因为接班人问题导致儿子们明争暗斗、骨肉相残，大臣们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都希望接班人制度简洁化，所以大家便一致接受了这一虽不合理却可以避免许多纷争的制度。

　　制度一旦确立，无论多么强势的皇帝，也不得不遵循之。如果在太子无大过的情况下，老皇帝想废长立幼，有责任感的大臣们会群起反对，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导致接班人制度无章可循。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具有无上权威的汉高祖刘邦晚年想废掉太子，立他所喜欢的赵王刘如意为接班人，便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后世的皇帝们如果动了废掉太子的主意，只要太子没有大的罪恶，总是会有大臣站出来以死相谏，以维护“国本”。

　　但是，这一制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接班人问题，反而又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又面临着新的困境。

　　困境之一，便是“立嫡以长”貌似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却是一个僵死的、不合理的制度，根本做不到“选贤与能”。普天之下的百姓都盼望得到一个好皇帝，但太子是不是好皇帝，只能听天由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十之***是纨绔子弟，非愚即暴，非痴即蠢，即位之后，不是昏君，便是暴君。甚至像司马衷那样的白痴，也可以登上皇帝宝座。明朝是严格遵守“立嫡以长”制度的王朝，但这种制度下产生的皇帝，多数不是好东西。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顽童皇帝”朱厚照、“昏庸皇帝”朱厚璁、“懒惰皇帝”朱翊钧、“木匠皇帝”朱由校……就都产生于明朝。

　　困境之二，是这一制度同样无法避免血淋淋的宫廷夺位斗争。同样是自己的儿子，作为父亲，也会有所偏爱。这一制度使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帝，并不能体现其真正意愿。老皇帝对于太子，戒心、疑心多于爱心、亲情，甚至视太子为政敌；
作为接班人，太子的地位与处境也相当敏感、相当微妙，即使太子谨言慎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难免成为其他皇子中伤的对象，弄不好便会失去老皇帝的信任，时刻面临被构陷、被废掉、被幽禁、甚至被杀死的危险。中国历史上被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问题上弄得父子反目成仇，他们立的太子，均不得善终。

　　无贤不肖，长子接班。这一隋性的、僵死的接班人体制，却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可谓源远流长。这既体现出国人在体制创新方面的隋性和无能，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昙花一现的“秘密立储”制

　　到了清朝，“父死子继”虽仍是传位原则，但“立嫡以长”制遭到了否定。康熙皇帝以其长子不才，乃立皇二子为太子。由于满族与汉族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而且清朝初期，汉族大臣在朝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所以当皇帝确立接班人由“立嫡以长”变为“立子以贤”时，汉族大臣们也就默认了这一新的原则。

　　由不论贤愚、谁是长子谁就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变成由老皇帝在儿子中挑选一个最有能力的人接班，这是中国王朝政治史上权力交接制度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虽然老皇帝挑选的余地比较小，但毕竟有了选择，有选择就比没有选择要强，起码强五倍吧？

　　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突破“接班人困境”，仍不能避免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谁被立为太子，谁便站到了风头浪尖之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那些觊觎大位的皇子们的中伤和陷害。一世英明的康熙皇帝，晚年却在诸皇子的夺位斗争中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死得不明不白。

　　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接受皇室骨肉相残的沉痛教训，在确立接班人一事上想出了“秘密立储”的妙招：将他暗中选好的太子名字写进密诏，藏在太和殿“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等他“驾崩”之时，由辅政大臣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取出密诏宣读接班人的名字。这样，诸皇子谁都不知谁是太子，对皇帝选中的太子起到了保护的作用。皇子们争位，只能通过在皇帝面前好好表现这一条路了。

　　我认为，“秘密立储制”，是中国专制政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确可以有效地减少皇室的明争暗斗，而且还能体现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在极有限的范围内选出相对来说不那么坏的接班人。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都是通过“秘密立储制”接班的。

　　不过，这种制度仍不能突破“接班人困境”，因为这种将立储神秘化的制度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皇帝的子嗣很多，这种办法还可以施行。如果皇帝只有一个儿子或没有子嗣，这一制度也就失去意义了。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早死，没有子嗣，其接班人——光绪皇帝便由慈禧太后指定继位；
光绪也没有子嗣，慈禧先是在光绪生前便指定“大阿哥”溥儁作为皇储，后来废掉“大阿哥”，在她临死前又指定溥仪为皇位接班人。不久，帝制被推翻，“秘密立储”制在中国便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了。

　　四，威权政治下的“指定制”

　　与“禅让制”相类似，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指定制”，即由当权者指定一名皇室成员作为接班人。这里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情况：

　　一是皇帝没有子嗣，在晚年亲自指定一名皇室成员作为接班人。如宋高宗赵构因阳萎失去生育能力，便挑选了一个早已沦为平民的宋太祖的七世孙赵伯琮为接班人，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赵昚。

　　二是皇帝早死，没有子嗣，由当朝权臣或皇太后指定一名皇室成员接班。汉昭帝没生出儿子便死了，大将军霍光便凭借其绝对权威指定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

　　三是现任皇帝不孚众望，由权臣废之另立新君。历史上的废立事件发生了不少，除了传说中的伊尹废太甲事件，最著名、也最为后人称道的，当数西汉时的霍光废立事件。霍光立昌邑王为帝，却看错了人。这个昌邑王狂悖不法，游乐无度，即位数月，劣迹斑斑。于是霍光征得太后同意，废掉刘贺，改立被汉武帝废掉的戾太子之孙刘询为帝。

　　四是皇帝实为傀儡，由皇太后或权臣指定一名皇室成员接班。慈禧太后经营大清多年，是清朝后期的实际统治者。同治皇帝即位，便由她垂帘听政，皇帝形同傀儡。同治皇帝早死，慈禧太后不仅有权威指定光绪帝接同治皇帝的班，还在光绪帝活着的时候，就隔代为光绪帝指定了接班人（即随同两宫西逃的那个“大阿哥”溥儁）。

　　这种“指定制”有个前提，即指定者在朝中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其实质仍是权威体制下的“禅让制”。权威选择接班人，并非看接班人有无独到政治见解和宏伟治国方略，而是看其是否对自己忠诚，是否老实厚道，是否能够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和路线。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接班人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无能。慈禧太后指定接班人，没有问题。甚至她隔代指定一个接班人，问题也不大。也就是说，“一世”凭借绝对权威指定“二世”为接班人，又为“二世”指定了“三世”。这时，“二世”已经失去了指定“三世”的权力，也没有能力推翻“一世”指定的“三世”。如果“二世”不甘心，想夺回接班人指定权，势必要进行一番宫廷斗争甚至是政变，引发政局不稳。即使“二世”、“三世”能够和平交接班，权威越来越小的“三世”、“四世”，也会逐渐失去指定接班人的权威性。这时，“接班人困境”便再次显现，高层权力斗争会趋于激化。为了化解矛盾，也许，大家会探索一个为多数王公大臣所认可的方法，如让达到一定级别的王公大臣们投票，根据票数选出一个为多数权贵所认可的接班人。这可能就会成为民主政治萌芽的契机。

　　民主，其实就是在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各方政治力量激烈博弈、互相制衡的结果。

　　五，如何突破“接班人困境”

　　综上所述，无论是“禅让制”或“指定制”，还是“世袭制”，实行的都是终身制。终身制，使得中国政治社会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无论多么昏庸、残暴、白痴的皇帝，一旦登上大位掌握极权，天下臣民便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就是等他“驾崩”。如果这些昏庸、残暴、白痴的皇帝偏偏长寿，那可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了。如“昏庸皇帝”朱厚璁，在位长达45年；
“懒惰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48年……中国社会，就这样在长期的停滞中不死不活地延续，抱残守缺、衰败腐朽、愚昧落后、动荡不安，成了专制社会的常态。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当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了。给领导人设立任期，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一条初步的必由之路。还是举明朝的例子，如果明朝的皇帝实行每任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的任期制，那么，祸害中国几达一百年的嘉靖、万历皇帝，顶多也只能祸害中国二十年时间，这就大大加快了历史发展进程——差不多快了五倍。如果是在有任期的前提下实行“禅让制”或曰“指定制”，历史发展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可以预见的是，在三四任之内（二十年内），“指定制”就会难以为继。“接班人困境”既无法突破，又不能回头走“世袭制”的帝制死路，那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举，可能是既体现民意、又能使当权者们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而走到这个阶段，民主政治的曙光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在现代威权体制下，蒋经国曾经动过“世袭制”的念头，无奈其长子是个浪荡公子，屡屡惹事生非；
他所寄予厚望的次子蒋孝武则因“江南案”而名声狼藉；
其第三子经商，在政界毫无根基。绝望之下，蒋经国才表示蒋家后人不会从政，并开始思索如何从“接班人困境”中突围。蒋经国当然还有一定的权威指定某个部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他没有这样做。千古之事，知人为难。如果万一看错了人，那不仅会给台湾社会带来灭顶之灾，也难以保证蒋氏家族的安全。终于，蒋经国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开启民主政治大门，这是一个既明智又伟大的抉择！社会进步，既需要各阶层人士对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不懈诉求，也需要政治伟人的强力推动。

　　候选人公开竞选，人民自由投票，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权接班制度，固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但与“禅让制”和“世袭制”相比，却有着极大的优越性。“禅让制”和“世袭制”是由个别人选择，“选举制”是由多数人选择，这一多一少，便有质的不同。这一机制一旦建立并得到完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接班人问题的血腥黑幕扯下，变残酷的政治斗争为公开公平的和平竞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可以纠错的机制，它使最高权力者不能为所欲为，即使多数选民看走了眼，也可以用选票让当权者下台。

　　只有民主，才能突破中国历史上的“接班人困境”，才能使权力按照多数人民的意愿实现和平的、有序的交接，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真正“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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