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百五十年前关于“特殊”与“普遍”的激辩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訢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说：“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奏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想振作，耻熟甚焉！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再雪其耻乎？”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

　　张盛藻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痛定思痛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訢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象倭仁那样一味“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
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
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
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人”与“行政”，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

　　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奕訢等人再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仍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将不堪设想。他们斥责倭仁以“道学鸣高”，故意危言耸听，总以“师事夷人”、“奉夷为师”指责别人，其目的无非是阻止人们报考同文馆。他们声称，同文馆雇觅洋人不过是讲授天文算学，早已奏明入馆学习者不修弟子之礼，该折业经发抄，倭仁岂有不知？为什么信口开河，肆意攻击？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请旨饬下倭仁保荐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饬。清廷还真接受了奕訢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倭仁不得不承认“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天文算学只为最不重要，“并非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在奕訢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于是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使他也不能不染指洋务。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来为顽固派辩护。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起见，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后果非常可怕。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又掌握儒学正统“话语权”，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该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等语。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师事夷人”、“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訢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 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一方面严批杨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用和解的口吻要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
饬令奕訢等应“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当然没有同意所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的要求。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这次历时半年激烈争论的结果，双方各有得失。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企图毕竟没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务派胜。但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依然寥寥无几。顽固派的主张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广泛支持，形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舆论力量，“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就写道，“正途”人员学西学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一时还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作俚语笑骂的，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人言籍籍，群起非难，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更少。总理衙门1867年7月初奏称：“两月以来，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临时又有26名没有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72名中，不少是因为待遇极为优厚才来报考，所以学生质量很差。只得勉强录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有5人，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实际严重受挫。就此而言，顽固派胜。

　　这次争论的实质是西学的价值问题，亦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地方”，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适性，那么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引入之初被称为“西学”，即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不应为“我”所有，而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自然也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知识，但强调能为我用，毕竟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声光电化、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西学”到“科学”的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近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现在，更是提高到“科教兴国”的高度。中外历史表明，国之兴衰、社会发展之快慢，与对这种“普适性”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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