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个体人格与政府人格

　　世界上的事情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却又很简单，比如老子反复说的“道”，很长时间把我弄得稀里糊涂，看到那么多人论述得津津有味，不得要领的我于是就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比别人要傻一截子，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想它的深奥涵义，很沮丧。

　　后来读到荣格的《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一书，里面有一篇名为《纪念理查德·维尔赫姆》的文章，是荣格1930年5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维尔赫姆纪念会上的发言。维尔赫姆是德国著名的中国文化学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汉学家”，犹如这两年因为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而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但是，这个叫维尔赫姆的人要远远早于顾彬先生，早在1929年5月就逝世了，而且这个人研究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据荣格介绍，维尔赫姆将“道”翻译为“意义”，“道”的实现就是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追索与实现……“东方精神以此种方式渗透了我们所有的毛孔，锲入了欧洲精神机体最薄弱的部位。”荣格说：它“可能是一剂良药。”

　　让我感兴趣的是维尔赫姆的翻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似乎还没有中国学者敢于如此简洁地解说“道”，然而也正是这种简洁，才使得如此复杂深奥的东西获得了明确的可以体会的意味。“道”就是“意义”，真的可以这样简单吗？仔细想想，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有人能复杂地解说“道”，为什么不能有人简单地解说“道”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解说确实把事情说清楚了：“道”就是意义，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倘若你再把这种解说放到更广泛领域，你还会进入到从未进入的精神世界，从那里窥见从没有看见的风景，听到从没有听到的音响。可见，也不可过于复杂地看某些很深奥的东西，反倒把自己陷进去，挣脱不出来。

　　“政府”这两个字也是这样。在人类思想史上，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像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级形式政府这样引起思想家关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畅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社会设计、孔子强烈的要去“复礼”的渴望、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为政府（君主）提出的阴森森主张，都把政府作为重要的立论对象或者论说根基，洛克的《政府论》更是直接探讨政府结构和功能的系统性杰作，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贡斯当、托克维尔、亚当·斯密、边沁、密尔、斯宾塞乃至于当代的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布坎南、罗尔斯、德沃金、诺奇克的学说虽然分别具有显著不同的侧重和内容，但是他们有意无意都对政府进行了细致考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

　　可以这样说：人类思想是随着对政府认识的深入而深入，是随着政府学说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今日，对政府进行研究探讨的典籍已经浩如烟海，一个人付出必生精力充其量也只能获取其中一部分知识，就是这样这个人也会心力交瘁，会绝望地慨叹：“天哪！太复杂了”。难道比“道”还要复杂吗？无知者无畏，我想，一定有一种方法，就像维尔赫姆将“道”翻译为“意义”那样，把政府这个复杂议题简化成为我们可以即时理解的东西。

　　很久以来我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前些日子写作《杨佳案：不仅仅关乎生死》一文，被文章的内在逻辑牵引，在结尾处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在对杨佳案的处理上，“政府必须汲取教训，在以后遇到此类事情时，把你为之服务的人民当作自己的朋友（我们且不说主人），你起码要懂得为人之道，在相互交往中不说谎，不欺骗，诚实，本分，可靠……有了这些，你还怕什么呢？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你就用不着像网民说的那样‘无时无刻不处在恐惧之中’了，因为你活在一个拥戴你并让你感觉温暖的伟大群体之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用全部生命呵护你，你不用有任何担心。”我在这里把政府比喻为人——政府行为和行为效果取决于政府的人格，就像我们认为个体行为取决于一个人的道德状态和伦理特征一样，所有对政府的考察都能够从对人的人格的考察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思索通道。

　　 2

　　现在，我们沿着这条通道进入发生在山西临汾的尾矿库溃坝事故。

　　塔山矿区集市在当地是一个人气很旺的场所，周围7个自然村和铁矿生活区的居民都到这里来赶集，9月8日是农历初九，正是赶集的日子。“赶集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很多过日子的人要到这个地方买卖东西，形成人员聚集（我们平时形容哪里人多喜欢用“就像赶集一样”来形容也是这个意思）。惨剧发生的时候，附近矿上和村子很多人都在这个集市上，他们万万想不到灾祸会顷刻降临：早晨7时50分，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库容为18万立方米的废弃尾矿库突然溃坝，混杂着矿渣的泥水带着巨大冲力从半山腰倾泻而下，未及时躲避的群众被淤泥卷走，塔山矿一座三层的办公楼被整体向后推移15米。

　　这次发生在人口密集区域的重大灾难事故，任何人，哪怕先天愚型、只残存百分之三十智力的人都不难判断会造成造成多么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损坏。然而，9月8日中午，事故发生4个小时之后，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数据均为“1死1伤”——相对于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惨烈灾情，这是一个多么轻松的数字，简直可以躺在上面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了。

　　“政府”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在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涵义是清晰也是复杂的，简单说来，政府其实就是“掌握权力的人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在道德层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它的行为渊源于怎样的心理流程？我认为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具体到我们正在说的事件，我想，政府作为一个人即使是为了看热闹也一定到现场去过，他一定知道这场泄容量达26.8万立方米，过泥面积30.2公顷，波及下游500米左右的矿区办公楼、集贸市场和部分民宅的灾难如何触目惊心，知道死伤人数绝对不会少，那么，他为什么要瞪着俩眼儿说瞎话，公布出“1死1伤”这个荒谬绝伦的数字呢？按照逻辑推断，政府在公布这个数字之前一定经过缜密思考和认真权衡，谨慎地分析过利弊，严肃地推断过结果……结果认为：“1死1伤”这个数字很好，就公布了。

　　我分析这里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这个政府先天愚型极为严重，智力不及正常人的百分之三十，属于呆傻一类，不停地顺着下巴流哈喇子、说话“咧咧咧”不知所云的那种人；
二是此人极为聪明，聪明到认为可以恣意欺骗和玩弄老百姓、欺骗和玩弄老天爷、欺骗和玩弄全世界而不必承担后果的程度，所以他明明对伤亡数字有一个大体估计，一种声音却对他说：“你要是说出实情你就傻了，说‘1死1伤’很好，你先这样说着，看一看事态，你沉住气。”于是信誓旦旦对公众这样说了，我们才听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说法。

　　我不认为政府属于前者——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任何攫取到权力的人，如果不具备超人的智慧乃至于超人的卑鄙，是不可能得到官位的；
我们的干部队伍再不纯洁，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满嘴流哈喇子、说话“咧咧咧”的县委书记？他们哪一个不是精得和鬼一样、眼睛一翻就会有三十六个主意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复合成为“政府”，政府会呆傻吗？从历史和现实的任何角度看，你会认为政府是那种“满嘴流哈喇子、说话‘咧咧咧’”的人吗？倘若你再把政府工作人员令人拍案叫绝的腐败方式作为依据进行考察，你更不会这样认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政府属于前者。

　　这样说来，信誓旦旦宣布灾难造成“1死1伤”结果的政府就应当属于“恣意欺骗和玩弄老百姓、欺骗和玩弄老天爷、欺骗和玩弄全世界”的人了。那么，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样子了呢？我这样推想：以前他这样做的时候很少遇到麻烦——你只要想象一下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遮掩曾经发生的无数天灾人祸真相的历史就可以了，譬如矿难发生以后向上级和公众隐瞒和缩小伤亡数字乃至于销尸灭迹；
发生医疗事故之后由责任方组成医疗事故调查委员会进行所谓的调查和鉴定；
竟然由公安部门对因公安部门粗暴执法引发的群体发事件的性质和后果进行所谓的调查和裁决……但是这次，简直是莫名其妙，“1死1伤”数字公布后，马上有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提出了强烈质疑，事实也从惨烈的灾难现场泥浆中站立起来，虚弱地对人们说：“你们甭听他们胡扯……不止一个，你们记住，绝对不止‘1死1伤’……”结果证明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强烈质疑是正确的，事实也没有撒谎，它艰难地诉说出来的是真正的实情。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府像小人一样在撒谎，就像所有“山西矿难”（我特意把这四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词汇已经具有一种长期稳定具体的指向，简直可以列入当代中国社会学词典了）和我上面列举的那些“天灾人祸”发生之后政府所做的本能反应一样。

　　这种敢做不敢当的小人作派很让人看不起，甚至很让人鄙夷。

　　 3

　　在汹涌的质问浪潮中，一向踌躇满志、志得意满、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政府不得不退却，但仍旧扭扭捏捏，不那么坦荡：9月8日深夜，临汾市尾矿库溃坝事故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宣布说，“事故伤亡人数不会超过70人”，好像是在安慰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全国人民。可惜事实没有给这位市长面子，到了10日晚上，临汾市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遇难者人数时，不得不把死亡数字再次调整为128人。即使这样，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也表示了质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伤亡人数）远不止这些。”到9月14日18时，确认的遇难人数已经飙升到254人。

　　我在这里补充一个细节：
9月12日17时，公布的事故遇难人员为178人死，到9月14日零时40分对外公布却达到了254人，31个小时内就新增死亡人数76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抢险指挥部解释其中51人不是这一时间段新增的死亡人数，这就是说，9月12日17时以前，这51名遇难人员已经被发现，但是没有被统计到对外发布的遇难者名单中去。那么，这51名遇难者都是谁？遗体到哪里去了呢？在现场负责遇难者身份核查工作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解释说，有51具遇难者的遗体没有经过法医组的程序直接被家属领走了，所以造成这51人没有被统计到遇难者人数之中，这一情况是指挥部在9月12日晚核实被认领遗体的人数时发现的。

　　事情发展至此，我们说什么好呢？这样说吧：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被丈夫发现做了苟且之事的女人，女人直淌眼泪，委屈地辩解说：“你说什么呢？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丈夫说我全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么？威胁要报官，女人只好说：“是发生了一点儿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女人说：“其实就是抱了一下，连亲都没有亲一口。”但是事情毕竟不仅仅是“抱了一下”，在丈夫的一再追问下，女人终于不再坚持说“连亲都没有亲一口”，承认说不但抱了，也亲了，还发生了更严重的事。

　　现在，人民在追问。9月16日，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抢险指挥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公布，截至9月16日20时，此次灾难共造成270人（男135人、女135人）遇难或失踪，截止到9月17日17时，260具遗体已确认身份214人（男104人、女110人），46具遗体身份尚待确认，还有56名失踪人员家属等待认领和寻找遗体。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截止到昨天（9月19日）17时，本次溃坝事故遇难人数上升到262人，已确认身份234人。经反复摸排，死亡或失踪人员由此前公布的270人，变更为268人（男性135人，女性133人）。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事故造成的最终结果了。

　　面对从“268名遇难者”这个沉重的数字，我怀疑当初公布灾难共造成“1死1伤”后果的当地政府撞见鬼了，或者政府本身就是鬼，这个惹祸的鬼原本想跑掉的，却突然遇到了公众，有点儿害怕，于是鬼话连篇，“咧咧”出了这样一个鹅毛般轻飘好看的数据。

　　 4

　　现在我们再来看政府是怎样解释灾难发生原因的。

　　灾难发生以后，有记者向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询问事故详情，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的答复是这样的：8日8时左右，襄汾县陶寺乡塔山矿区因暴雨发生泥石流，塔山矿区一座废弃尾矿库被冲垮，有群众被困（请注意“有群众被困”这5个字给灾难概括出的轻松的程度意义）。襄汾县委宣传部一位姓董的部长信誓旦旦地对记者说，事故是暴雨引发泥石流引起的。

　　实际情况如何？实际情况是：灾难发生前几天当地从来没有下过雨，襄汾县气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9月份以来，襄汾县只有9月7日20时至9月8日8时有一次降水，降水量仅为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5毫米。据监测，从9月7日8时至9月8日8时矿区周围4个县的24小时降水量分别为襄汾县1.5毫米、浮山县1.1毫米、翼城2.8毫米、曲沃0.9毫米。中国气象局专业人士指出：“两天之内出现这样的降水量，连地面都湿不了，根本不可能形成什么暴雨。”

　　针对暴雨引发泥石流的说法，国土资源部门领导和专家专程到现场予以勘查，也当即否认了这一说法。老百姓对这种说法的反应更为直截了当：“哪里来的暴雨？什么暴雨发生泥石流？纯粹是胡说八道！”

　　又是一句鬼话！这次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街头无赖——无赖遇到盘问，急了，把身上脏兮兮的褂子一脱一甩，露出小身子板儿，叫道：“灾难是狗日的老天爷造的怪，怨的话你怨老天爷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谁能跟无赖讲出道理来呢？你无言以对，苦笑着离开，无赖仍然在你身后嘟囔：“日你妈的，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关你什么事儿？关他妈你什么事儿？！”

　　是啊，的确不关你什么事，但人是一种有理性有道德的动物，他们关心某件事情常常不是因为这件事关联到了自己，触犯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事情触动了人的良知和作为人的责任，否则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公众对这场灾难表现出的大面积质疑和义愤从何而来了。听着无赖在你身后的咒骂，你会在心底里感叹：“无赖！真正是无赖！”随着这句感叹，你还会想起更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更大规模的被遮掩事件，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怎么就从动员和引导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致使数以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分子遭遇灾祸，到疯狂的“大跃进运动”究竟是怎样疯狂起来的；
从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原因到死亡数字的解释，到“文化大革命”何以会成为全民族一场空前浩劫……当你再次把思绪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那个公布灾难共造成“1死1伤”结果和灾难“泥石流成因说”的政府的无赖形象就有了更为清晰的质感。

　　或许是因为历史还没有完成对于这个人的抽象过程的缘故，你清晰地听到无赖在你身后胡说八道乃至于谩骂着，于是你的想象也会很具体：“这东西简直等于骑在老天爷脖子上拉屎呢，反正老天爷不会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老天爷突然会说话了，将出现怎样的情形呢？

　　老天爷岁数很大了，最近身体不太好，心情也不太好。由于经历的事情很多，一般情况下，即使情绪恶劣老人家也不发火，总是慈眉善目神态安详地看着人间，心满意足的样子。但是这次面对如此恶劣的栽赃陷害，老人家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扬着手臂在大地上来回奔走，拼着老命呼喊：“冤！冤！冤！冤死我了！老天太爷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他们分明是要冤死我呀！！！”

　　难道他们对老天爷有仇，非得要冤死他老人家吗？其实不是，这里边有另外一种机理，这种机理既蕴含在人性之中，亦蕴含在政府的本性之中。

　　 5

　　说到人性，首先要说道善恶问题，这方面中外思想家都做过努力探讨。

　　孟子认为人类本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甚至明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荀子则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忘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忘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忘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意思是：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孟子、荀子之后还出现过杨雄“性善恶混”的观点：“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论：“仁性为性”，“贪性为情”……之类，与孟子、荀子善恶之说相比，不成气候，可以忽略。

　　我赞同荀子的“人性恶”学说，我觉得这个人把握住了人性的本质，遗憾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历来得到统治者的悉心呵护，其根系特别发达，可谓根深叶茂，荀子学说完全被它的枝叶遮掩了，变得很苍白，没有结出社会政治之果，也没有普及成为被老百姓普遍认同的观念。与之相反，儒家就不一样了，不仅有思想家持之以恒的探索、主张和不竭余力的宣传，甚至还在统治者支持勉励下发展成为了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这方面，宋代王应麟是一个代表，谁不知道《三字经》开宗明义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呢？

　　儒家学说中“人性善”的观点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有了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简单说来就是：儒家文化崇尚统治者和国民的道德修养，满足于伦理纲常的道德说教，没有上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因此，在儒家学说中，你看不到诸如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论述，看不到对政府类型和权限的论述，看不到对政府权力来源和合法性问题的论述，看不到对个人尊严和利益的尊重，看不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看不到对宪政制度的渴望……结果，被这种文化浸淫的我们就显得局促而狭窄，在很多事情面前大惊小怪——

　　我们在潘恩的《常识》中读到“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永远高于政府，“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免不了的祸害；
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能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时，感到惊诧万分，无所措手足。

　　我们在杰弗逊撰写的美国《独立宣言》中读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政治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们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时，感到振聋发聩，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人敢于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读到“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们看到任何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贵族政府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条件）下的（社会中）生活”等煽惑性文字时，感到心惊肉跳，好像是听到了反革命主张。

　　这说明，在强大的“天朝”覆盖下，人的个体尊严还没有上升成为精神支持力量，我们还心甘情愿作为“臣民”仰望着被称之为“人民公仆”实际上是“青天大老爷”的政府，希望他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人，这个天地间最为宏伟的存在物还很猥琐而卑微，我们不是自己裁决自己的命运，我们的一切都被权力强行代表了，我们消失在了将群体从有变为无的状态之中；
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才有官员敢于在“泄容量达26.8万立方米，过泥面积30.2公顷，波及下游500米左右的矿区办公楼、集贸市场和部分民宅”的触目惊心的灾难面前轻飘飘宣布说事件只造成了“1死1伤”。

　　这件事辨证出的道理并不深奥：一个只需为权力负责而不必对民众承担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政府就像一个缺德鬼一样，什么荒唐事情都干得出来——我这句话已经非常温柔了，如果怀有更高远信念的洛克、杰弗逊和托克维尔突然站立在山西省襄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面前，看到“库容为18万立方米的废弃尾矿库突然溃坝，混杂着矿渣的泥水带着巨大冲力从半山腰倾泻而下，未及时躲避的群众被淤泥悉数卷走”，而又听到当地政府轻飘飘宣布说灾难只造成“1死1 伤”，他们会说什么？会做怎样的反应？我想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会彻底傻掉。他们会完全无法相信这是发生在人类群体之中的事情，更无法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胆大妄为、寡廉鲜耻、胡说八道的人。

　　唉！如何是好？！

　　 6

　　我们还是说人。

　　中国文化中对于人的道德训诫极为丰富，可以用“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来概括。还有所谓“四维八德”的说法：“礼义廉耻”谓之“四维”；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谓之“八德”。王应麟在《三字经》中更有“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的语句。

　　西方怎样呢？其实西方文化中也不乏这种训诫，《圣经》中就有著名的《摩西十诫》：一、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四、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倘若你把这些道德训诫放到政府面前，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针对个人的东西都极为适用矫正政府的人格，为了节省篇幅，我这里不做一一对应了，有心的读者可以试一试，譬如把“仁义”解读成正义，把上帝换成民众，把“不可奸淫”解读成不强奸民意……等等。这就是说，我们不对政府提出过高的期望，你只要像正派人那样正派行事就可以了，我们就感恩戴德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权力就其本性来说是野蛮的，权力只有在被驯服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社会的善；
同样道理，政府的本质也是野蛮的，它只有在被法律缰绳束缚住并且时时感觉到民众压力（就像山西襄汾市发生尾矿溃坝事故以后民众做的那样）的时候才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正派人正是尊重法律并且在与民众交往中信守社会道德的人。

　　我们有理由要求政府具有基本人格，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政府和人一样，应当具有一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样，它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我们不希望政府像是一个顺着下巴流哈喇子，说话“咧咧咧”不知所云那种人，不希望政府是那种自我欣赏、好大喜功、言而无信、装傻充愣、吹牛撒谎、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的人，更不希望政府人格甚至低于民众水平，永远听不够赞扬，永远听不得意见，一遇到被称之为思想的东西或者任何形式的民意表达就暴跳如雷，就用宣传机器进行灭杀，就试图动用武警进行镇压……我们真的不希望，因为那样的话谁的日子也过不好。

　　 （2008-9-20凌晨，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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