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反思公共安全事件，建立现代治理制度

　　奥运刚过，一系列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故。

　　据2008年09月12日新华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见附件一），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一起公共食品安全事件。

　　可是，当事者在想方设法转移视线、推卸责任，转嫁于奶农（附件二）。但实际上网友指出，奶农不可能大规模掺三聚氰胺（附件三、四）。

　　而且三鹿公司早3月份就接到奶粉有毒的报告，在奥运之前就查知奶粉有毒，仍然销售，并且涉嫌制定公关计划——安抚消费者，1至2年内不让他开口；
——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
——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附件五）

　　同样，山西襄汾尾矿库垮坝事故完全是人祸，截止2008年9月15日已经造成252人遇难，36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矿难事故。

　　矿难、假药、大头娃娃、结石婴儿，多年来这些事情在中国层出不穷，屡禁不绝。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理念出了问题，体制出了问题。

　　中国人没有纯粹的信仰，只有对利益的信仰。改革开放前是对政治利益的追求，改革开放后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我们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的民族，没有畏惧之心，天不怕地不怕，做事不择手段。

　　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要靠两个方面维持：一是非物质利益的信仰、核心价值观；
二是法治、好的制度。可惜，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欠缺。所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一些官员崇尚GDP第一，而非生命第一；
亲商而非亲民；
我们的政绩制度、社会导向只看经济效益、财政收入，而常常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痛苦，这样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一些官员、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官员忘了为人民服务，而去为人民币服务。

　　山西襄汾村民顶了十多年的“悬湖”，也写了救命报告，可就是无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附件六）

　　以往出了问题，只就事论事，致力于平息事件、解决事件，而不解决体制。如三聚氰胺不是第一次为非作歹，曾经引起中美纷争的宠物粮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惹的祸，但最后息事宁人，没有反思监管体制。所以，这次再次出问题，是必然的，是人祸；
不仅是三鹿或奶农造成的人祸，更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造成的人祸。

　　我们只有自上而下的问责，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没有生命安全威胁的官员去监督企业保护群众和矿工的生命安全，显然难以负责；
我们只有行政主导的事后问责制度，而没有建立民众主导的事前共同治理制度；
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的机制，也就是没有建立现代公共治理制度。

　　我们没有民众对官员的问责、没有消费者对企业的大规模索赔；
没有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等，这种集体诉讼制度可以让作假的企业赔得倾家荡产。在美国，上市企业作假、散布虚假信息，往往要被索赔几十亿美元。产品出现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更是让企业马上破产。

　　可是，我国没有这些制度，至今不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

　　在中国，官员和企业瞒报、作假的利益大，损失小；
事后受惩罚的损失远远小于严格守法的利益损失；
严刑峻法也只是提高了寻租的成本，导致更大规模的贿赂和腐败；
整顿也往往是做秀，官商勾结，官员持股，使得整顿流于形式。

　　从溃坝、矿难到假药和假奶粉，折射出中国哪些环节的致命弱点？

　　中国社会道德缺失，唯经济主义的社会导向，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官员常讲“只要搞出政绩，只要经济上去了，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
马后炮式的官僚主义十足的责任追究，常常只有低级别的官员、弱势群体、无权无势的人被追究了责任；
缺乏独立的调查，如应当让外地公安介入调查，而不是本地公安自我调查；
一些官员漠视人民的生命，把经济利益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命重要得多；
社会缺乏责任感，潜规则盛行；
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导致更大的伤害、事态扩大；
新闻监督往往只能痛打死老虎。

　　综合治理，中国需要对哪些环节下功夫？

　　中国要建立现代治理制度，推行公共治理，多边参与，权力制衡，民众问责，社区自治，确立社区、村民、消费者、公民的参与决定权；
建立民本、廉洁、法治、公开、透明、事前预警的治理制度，事前连环问责：政府部门监督问责企业，民众监督弹劾政府官员。

　　严查渎职侵权，不能受惩罚的只是低级别官员，应将问责日常化、制度化；
曾经的大头娃娃事件，未见官员负刑责；
齐二药事件，堵死了受害者的索赔之路。如此轻描淡写的问责，怎么可能不再发生公共食品和卫生问题呢？

　　我国还要完善标准，如《食品中蛋白质的检测方法》以及责任追究的可行性细则；
开放消费者诉讼、股东诉讼等集体诉讼制度。

　　综合治理，如何既切中要害，又切实可行？

　　切实可行的是确立社区同意制度、矿工安全报告制度、集体诉讼制度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如项目影响到村民、社区，必须征得村民、社区的同意，或者必须听证，必须由人大或司法判决；
还要建立独立调查制度，让外地公安介入、上级政府派人来调查。

　　加大处罚力度，是可以做到的。如三鹿3月份就得到了他们的产品有毒的报告，8月2号就检测出了三聚氰胺，8月6号整改了，但有毒产品一直销售到9月11日，在9月11日之前三鹿方面还一直否认产品有问题，这属于欺诈罪、故意间接杀人罪，必须严惩。襄汾溃坝事故中的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前年就被吊销了，采矿许可证于去年8月也到期了，但一直违法生产，监管部门严重渎职，必须严惩；
村民早就打了救命报告，可是无人理睬，所以，不能只是安监局长、县长书记停职检查，而是一些人涉嫌犯罪，犯了渎职罪、间接谋杀罪。

　　与之相似，据陕西电视台报道，陕西横山县一煤矿非法越界开采，造成土地陷裂、房屋裂缝、泉水断流。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村民却被县法院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为由判赔800万。面对巨额赔偿，村民异常愤怒，直指法院是“煤老板的法院”。（附件七）

　　中国的困境需要综合治理，但中国的现实又使综合治理显得非常困难。如何平衡两者？

　　官员要转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转变了，治理困境就能打破。一些官员在企业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真相、保护利税大户的企业，这是极端错误的。只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讲道德的企业才能成长，市场环境才能净化；
否则守法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守法者吃亏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长此以往，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越来越差，逆向选择、优汰劣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方损失更大。

所以，要转变思维，让行业潜规则曝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而不是护着利税大户。

　　哪些地方可以成为综合治理的第一步或切入口？

　　突破口一是放开新闻监督，尽可能公开信息，解决隐瞒、瞒报问题，通过事前揭露、预警，改变企业的败德行为与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新闻不能只是痛打死老虎，必须让民众掌握新闻主导权，让新闻反映民众的心声，实行新闻独立、调查独立，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二是放开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让潜在受害人如村民、矿工、消费者进行监督；
鼓励集体索赔、诉讼，建立事前监督而非只是事后问责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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