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切尔·图尔：耶鲁的上帝和笨蛋

　　（吴万伟 译）

　　家长和高中学生请注意：引起争议的文章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的朋友卡尔是大学教授，喜欢说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因为那些学校会把人变成笨蛋。最近《美国学者》上发表的威廉·德莱塞维茨引起很大讨论的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势”（译者注：请参阅《天益网》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504 或《学术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68）似乎提供了支持他论点的养料。德莱塞维茨宣称他的背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耶鲁大学英语副教授）让他无法和到家里修水管的管子工进行哪怕几分钟的交流。他不知道怎样和这种人交谈，他个子矮小、结实，留着山羊胡，戴者棒球帽，操浓厚的方言，猜不出他的价值观，听不懂他的语言。德莱塞维茨停下来，不愿意抱怨笨蛋。

　　嫌恶管子工的作者接着反复提到了熟悉的关于特权、反智主义、常春藤联盟及其他名牌大学学生的飞黄腾达主义的一套论点。他说，精英教育“鼓吹虚假的自我价值意识”，它欺骗你相信学业成功非常了不起，它夺走了“你不发财的机会”。

　　啊，等等。

　　因为仍然在进行中的入学录取狂热，我也在纳闷人们是否真的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当然，对于不很富裕的学生来说，名牌大学提供了进入权力精英的途径。但是代价包括与家人的冲突和对自信心的沉重打击。当然，你进入大学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你是精华，可你自己觉得像脱脂奶。多数学生不管成就如何，都认为他们被录取是错误的，他们把不安全感掩盖在虚张声势的外表下。或名门望族，或得势新贵,一种需要证明自己的意识能导致出类拔萃的或者不得体行为的激情。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孩子或许可以在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地理分布”。或许因为是足球运动员，他们知道分数有多少。

　　谁能在耶鲁这样的地方觉得自在呢？你同寝室的伙伴已经发表了小说，下面大厅里的家伙已经在百老汇上演出过，当你打开电视或者翻开报纸，你就看到和你一起上学的人。你会怎么解释这种说法，是否听起来在吹嘘呢？

　　那些没有上过名牌大学的人希望听到笨蛋的故事。他们指出政府高官中的某些耶鲁校友，说你看？这些地方被估计过高了，或许这是真的，但是除非你到了那里，否则很难知道在哪些方面如此。

　　德莱塞维茨错误的地方在于，作为老师，他不知道在耶鲁作为学生意味着什么。我想说的是，大部分思想交流和竞争是在餐厅或者寝室里展开的，而不是在教室里。学生知道哪些是学者，而且尊重他们。他们注意到谁写了什么书，但是倾向于最经常地向朋友谈论这些作者。

　　但是他们确实寻找可以接触的成人。一个熟人告诉我他在耶鲁感到最自在和亲切的人是借书柜台后的图书馆管理员。当我在耶鲁读本科的时候，在法语系半工半读兼职的时候,我为保罗·德曼（Paul de Man）复印材料，和行政助理谈论男孩子问题，他带我到他家吃饭，享受家庭的温暖。

　　五十年后仍然试图弄清楚自己耶鲁经验的卡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曾经把那些家族名字能为杂货店商品增光的人为“包装人”（package people），可连这些人在耶鲁也觉得艰难适应。没有人为雷切·里奇（Richie Rich）感到遗憾，但真相是那些特权学生经历了自己的战斗，而且出来的时候常常是伤痕累累。多年来我拒绝承认我自己的阶级愤怒是在耶鲁养成的。当我后来在杜克大学招生处工作时，我讨厌那些由父母陪着来的孩子。直到我听了他们的故事，了解情况后，我开始同情他们，不再认为我已经了解他们。在名牌大学，来自众多不同背景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在表面上，好像世界是藏有珍珠的牡蛎。在现实中，经历可能给人带来伤害。我们这些被教导尊重批评性思考的人从移情能力中得到收获。在和大学教授们的交谈中，我常常吃惊地发现学生的评论中渗透了多么少的慷慨精神。

　　正如德莱塞维茨从来懒得试图看看戴帽子的管子工一样，我觉得他也不了解他的耶鲁同事。在名牌大学，学生停车场可能停满了名贵的德国轿车，而老师们开的轿车是本田。他们相信自己是精英管理的产物，抱怨学生被过度娇惯和溺爱，过分相似，不够聪明。阶级愤怒统治一切。

　　如果家长明白那些教他们孩子的人蔑视他们和他们最珍爱的孩子，不管是管子工的儿子还是工业大亨的女儿，会是什么情况呢？那些每年支付了五万美元的人会高兴地发现他们孩子的大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人可能是个运动场管理员或者咖啡厅女招待而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名牌大学招生录取的讽刺之一是虽然人们眼睛都盯着奖项，没有人仔细观看渴望的东西，也就是实际的名牌大学读书经验。

　　从我在招生处的工作经验，我了解到德莱塞维茨的断言“多样性几乎总是民族或者种族”是夸大其词。阶级图象远比他似乎暗示的要复杂得多。来自家庭收入低于六万美元的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费读哈佛。更多低收入的第一代移民和传统的弱势申请者能够进入，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继续享受特殊指标和不断增加的补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阶级为基础的赞助性行动可能变得更加有效，如果不是更明显的话，中产阶级继续受到挤压。社会的巴尔干化将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当“包装人”和接受救济的孩子共用一个寝室，后者可能最后穿借来的普拉达（Prada）名牌服装,但是差别依旧存在。而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可能注意不到这些。

　　主流媒体已经提出了很多“获得教授岗位的激进分子”的危险以及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政治差异。(虽然最近的《纽约时报》向我们保证老一代左派正在老去。)我们在校园讨论种族、民族、性别和性时更容易了，但是说到钱，我们仍然陷入困境。大学有多元文化组织、女性中心、特定种族去的地方，但是你能想像师生在一起讨论自己阶级问题的论坛吗？

　　要求对于那些在耶鲁幸存下来的人表示同情似乎不大可能，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我仍然在恢复曾经在那里经验的伤痛。或许只有像卡尔文·特里林自嘲的幽默能够让非常春藤的大众明白那种感受是什么，同时不听起来像应验的祈祷那样的炫耀。

　　精英教育是有劣势。我只是不肯定它们是否就是德莱塞维茨提到的那些。当我遇到上耶鲁的人时，我寻找耶鲁校歌布拉布拉（Boola Boola）之外的超越魂牵梦绕的认可。但是没有人想重新揭开从前的伤疤。当一再追问后，我的有些朋友承认耶鲁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烂，不安全，他们继续用同学的杰出成就标准衡量自己。其他人宣称他们失望地发现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这样思想丰富的环境了。

　　我在一个地方性综合大学教书。尽管我和部分学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我不过是给他们上课和给成绩的教授，可我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艰辛。许多学生明白教育是特权不是权利。许多人牺牲了很多为了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的人。他们为了支付大学费用，每个星期工作二十到四十小时，而且往往需要休学几年后再继续读书。有许多“非传统”学生，所以年轻学生不需要大学老师作他们的生活导师。他们有同学。我的许多学生已经结婚，还有孩子。有些甚至是管子工。我努力工作，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带来一些变化。我尽力不仅看到他们的现在，而且看到他们的未来发展。我尽量不做出关于他们的假设，让我觉得是在以限的方式为他们上课。

　　学生成为教授“真正”工作的障碍是学术界的陈词滥调，抱怨学生让人怀疑的工作伦理或者价值观更是陈腐的做法。德莱塞维茨的文章，文笔优美，富于批评而不失优雅，把学生的多样性生活抹平，提出一些概括性总结，这是我们试图鼓励一年级学生写作文时做出的概括。当我问一个正在耶鲁读书的学生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时，他同意里面的很多内容，但是觉得有点“酸葡萄”味道。我愿意让耶鲁给每位新生发一份，作为得到全面信息的同意：这就是即将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对你们的看法，你还想来吗？

　　有没有大学学位远比你在哪个大学上学的差别大得多。但是，你能到哪个大学上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中有些人成为笨蛋，其他人花费一辈子的时间试图弄清在名牌大学上学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克服那个经历。

　　作者简介：

　　瑞切尔·图尔（Rachel Toor）东华盛顿大学创造性写作副教授。新著《个人纪录：赛跑的爱情故事》（Personal Record: A Love Affair With Running）今年秋天将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自：“God and Jerk at Yale”by Rachel Toor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khsql7lymzwpfcw7vmz6wpslw2v1c6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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