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王元化论五四精神与戏曲命运

　　九十年代中后期，思想界有“南王北李”之说。前不久，一帮朋友刚刚举行过纪念“北李”的李慎之先生去世五周年的活动。近日即惊闻“南王”的王元化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

　　惭愧，对王元化先生的思想，笔者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因为近来对京剧感兴趣，年初比较仔细地读过王元化先生的《清园谈戏录》。也购买过一两张VCD，录制的是上海东方电视台戏曲频道组织的传统京剧演出，赫然可以看到在观众席中专注看戏的王元化先生。在这本谈戏的集子，王先生将戏曲在现代中国的遭遇，追溯到五四的启蒙心态。对于启蒙心态的反思，在王先生新结集的《沉思与反思》有更系统表述。

　　王元化先生是五四启蒙精神之子，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按他后来的描述，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反传统，而且，不是以理性为标准，而是以西方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这其中就包括反对传统戏曲，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曾发动过一场讨伐戏曲的文化圣战。他们作为批判标准的正是西方戏剧，尤其是现代话剧。新文化健将们阐述的这种戏剧观念影响非常深远。此后的戏曲改革不过是其纲领的具体化、有时是极端化而已。

　　三四十年代的王元化当然也信奉这种美学观。传统戏曲的形式落后，其内容更是宣传旧道德、旧文化，应到抛弃之列。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反对传统戏曲，就是在坚持进步、坚持科学、坚持新潮流。这种心态是五四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王元化后来总结出来的五四精神的四大缺陷之一——庸俗进化观：他们盲目地相信，现代的一定比古代的好。

　　随后，王元化经历了三次知识与思想的反思。他早期所接受的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左翼的思想，且相当教条。在一九四0年前后的第一次反思中，王元化用十九世纪人文主义来稀释那种左翼教条。大约正是因为这些人文主义因素，使他在一九五五年被视为异端，遭受政治打击。这一打击促成了他的第二次反思，进一步用黑格尔哲学稀释那种左翼教条。

　　在遭受打击之前，王元化观看了政府组织的一些戏曲汇演活动，改变了过去激进的戏曲观，开始喜欢上戏曲。但他可能没有料到，汇演本身就显示，权力已经控制戏曲。掌握这种文化权力的人士正是当年王元化的朋友们，比现在的王元化更激进的文化人士。正是他们主导了翻天覆地的文化革命，其中包括“戏改”。这种权力主导下的“戏改”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深深地嵌入官方组建的戏曲教学与演艺体系中。

　　对于这种戏改，王元化先生在《清园谈戏录》中有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当然是他更广泛的知识与思想第三次反思的一部分，这一反思发生在九十年代。他将自己身受其害的左的思潮归因于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十分强大的激进主义。由此他开始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他的基本结论是：“五四”精神，也即理性反思的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也应当承认五四的缺陷，这包括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

　　王先生的反思集中在描述一种他所说的“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或“扭曲的启蒙心态”，大致说来，这种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而这很容易产生一种偏颇。如果持有这种理念的人将是独断论者，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和不合乎自己理念的人，“不把他们消灭，就把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五十年代以来的戏改是如此进行的。戏改首先表现为消灭，政府查禁了大量传统戏曲，理由是这些戏的主题思想不正确，比如封建迷信、污蔑农民起义等等。当时文化部门曾经主持为戏曲大师拍摄艺术片。程砚秋先生兴冲冲地准备排演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但艺术官员认为，这出戏的主题是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的时代主题不相合，于是只能改拍《荒山泪》。当然，《锁麟囊》还算幸运，更有大量戏曲从此在舞台上永远消失了。

　　至于改造，也是十分激进的。其实，戏曲，比如，京剧，本来就有深厚的创新传统。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京剧在其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中，经历了旦角主导、生角主导再到旦角主导的演变期，近世以来谭鑫培、梅兰芳等大师在剧目、唱腔、舞美、乐队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广泛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只是，这些创新者是艺人，受市场制约，是在传统的边缘上进行渐进创新。这些创新丰富了戏曲的传统，而不是用一种新东西替代戏曲。

　　五四时代形成的则是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意识形态化的戏改理论”，这种理念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即按照某种意图伦理，用现在的价值标准去改造过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戏剧。”它在五十年代以后得以全面实施。在这种理论支配下，从形式上看，文化官员、意识形态专家致力于用话剧改造戏曲，以写实替代写意，打破艺人中心制，引进导演制度。当然，引进导演制度还有内容上的考虑，即便于控制戏曲的主题思想。五四以来的戏改鼓吹者都要把戏曲变成政治工具或社会改造工具，因而，五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演出团体始终偏好创编现代戏，并突出其政治主题。

　　样板戏正是这种戏改理论的标本产品，不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都是如此。近些年来流行的“大制作”，不过是程度弱化了的样板戏。王元化先生在八十年代就对样板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曾经参与过样板戏创造的汪曾祺先生也对样板戏持否定态度。不过，就在王先生临去世之前，有关部门决定在中小学开设戏曲课程，而所选唱段，竟然大半出自样板戏。在文化官员与戏曲院团管理者眼里，样板戏是过去几十年来戏改的伟大成就，尽管其思想有点不合时宜，但改造传统戏曲、用戏曲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向本身，却依旧是戏曲界的政治正确。

　　也许可以说，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已经成为一种建制化的力量，尽管这样说有点讽刺。王元化先生反思、批评过的五四精神的那些缺陷，比如庸俗进化观，似乎比经典意义上的启蒙的信条——即反思精神，更有魔力。于是，王先生元化所进行的反思，反而被贴上了保守的标签，终致王元化先生晚年也发出了不看戏的慨叹——很多老先生都有这样的慨叹。然则，戏曲究竟是亡于在内在的不足，还是亡于理性的自负加权力的滥用？王元化先生已经给出了回答。

　　中国图书商报，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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