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炜,苏浩：德国联盟党的亚洲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近半年来欧洲大国的对华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相互较为注重共识和利益交汇，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较为协调。然而近来双方间的摩擦在增加，相互关系明显不和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有着某种深层次的原因。对此，我们可以从德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战略性文件中寻找佐证。2007年10月23日，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通过了一份名为“亚洲——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和机遇”的亚洲文件。由于在此文件发表前不久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执意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导致中德关系的发展出现危机。所以，她领导的联盟党发表的这一亚洲战略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该战略文件的核心内容所体现的，也正是德国联盟党对华战略的范式转变。近半年来，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外交行为与其前任有了很大调整，显然这一战略正在付诸实施。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都将受其的影响。

　　一、文件的主要内容

　　在导言之外，这份文件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亚洲的政治崛起、亚洲经济崛起和对德国、欧洲的后果。文件指出，“亚洲——即地理上西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到中国和蒙古、东到日本和菲律宾、南到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空间——的崛起引起世界的结构性变化。这些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越来越多地延伸到国际政治和文化领域。亚洲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为战略挑战和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战略眼光审视亚洲，并与我们的伙伴协调，制订一个多层次的亚洲战略。”为此，文件认为德国的亚洲政策具有三大利益领域，即“经济利益（包括贸易、投资、确保竞争力和科技合作等），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包括保障和平、防扩散和就诸如尊重人权、法治国家等议题开展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话）以及全球利益（包括资源和气候保护、全球治理）。”

　　在战略实施目标上，文件强调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他们认为，“这类伙伴关系只有建立在共同价值和理念基础上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中包括尊重人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宽容，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赋予所有人以平等和参与的权利，并以此作为现代国家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和实现内外和平的前提。只有当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公正和尊重人权在世界上继续传播并日益巩固，我们才能期待，在亚洲和非西方的影响力超过欧洲－大西洋和西方影响力的未来世界秩序中，我们对符合人道的未来的设想得到认同和实现，同时德国人和欧洲人的正当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照顾。”

　　在对战略挑战和机遇的分析中，文件从国际体系转变的视角来看待亚洲和中国的崛起，认为“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不仅给我们带来经济（和生态）影响，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影响。欧洲和美国必须在一个欧洲和大西洋影响日渐削弱的世界上重新定位”。在对亚洲形势的分析上，文件认为中国崛起具有影响深远，同时也强调印度和日本的重要性。

　　文件认为，亚洲的政治崛起对德国和欧洲的挑战“一方面体现在因亚洲政治崛起造成欧洲对全球事务影响力的下降，另一方面包括可能危害亚洲政治稳定和发展或直接威胁我们安全的因素：军备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在亚洲内部或以亚洲为基础进行活动的恐怖分子以及一些国家的脆弱性”。文件同时也认为“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构成亚洲核心冲突源。文件特别强调指出，“中国未来在安全政策方面可能挑战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目前还没有对德国或欧洲的利益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中国和欧盟相互并未成为安全政策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者。但是由于德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其间接影响，任何可能提高冲突危险的事件——例如与台湾之间或由于台湾发生的冲突——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对亚洲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论述中，文件强调，“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会对亚洲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其中包括由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政府管理不善和忽视人权造成的稳定风险，最终导致在缅甸发生了暴力动乱”。

　　联盟党亚洲战略文件还特别提到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担心，称中国应对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负责，出于经济动因，中国在非洲的投入尤其突出。在德国关闭了驻非洲的一些使馆的时候，中国填补了西方国家撤出而留下的真空。

　　在所有因亚洲的政治崛起而带来的挑战中，联盟党亚洲战略文件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是所谓秩序的挑战，即“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序列中出现了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而且它——这与西方构成了竞争——已为他国形成一种特有的秩序政策模式。几十年来，西方的民主模式等同于经济崛起。一些发展中的独裁政权（例如韩国和台湾）在短时间内提供了相反的例子，但这些政权最终也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在过去25年中创造了一种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迄今为止十分成功，并能够进行务实的调整。这是把现代专制政治统治与国家监管的（早期）资本主义互相结合。”这样，在西方模式之外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的成功模式。

　　在亚洲政治崛起的同时，按照文件的说法，亚洲的经济崛起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在回顾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之后，文件预言“到2035年——比现在预想的要早的多——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国民经济体，印度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国民经济体”。而且，“尽管发展迅猛，但也不能忽视，中国和印度都面临很多内部问题，这会对其今后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德国联盟党认为，亚洲崛起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挑战主要体现在对其国民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竞争和适应压力，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特别是在中国尤为突出的要求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压力。

　　在分析了亚洲的政治崛起和经济崛起之后，这份文件着重阐述了其给德国和欧洲造成的后果。它主张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必须在传统的两个支柱——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关系之外，再加上欧亚关系这一层面。应对挑战，最关键的还是要强化欧洲本身。“在亚洲对于欧洲的经济重要性快速提升的同时，欧洲对亚洲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却在下降。欧洲——包括德国——必须制定一种更加重视其在亚洲利益的战略。为此，欧洲人必须明确界定其共同利益和价值，而欧洲政策的所有领域——教育和研究、劳动市场、科技和航空、货币和能源——也必须着眼于提高欧洲的全球竞争力”。文件要求欧洲在亚洲承担政治和必要的安全责任，继续扩大亚欧会议等对话论坛、欧盟与东盟的传统关系以及欧盟与日本、中国和印度现有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对德国和欧洲的亚洲政策建议中，文件强调促进经济交流的同时必须促进政治和安全上的联系。欧洲需要更加自信地坚持其价值观理念和理想信念，促进地区合作和支持美国在亚洲扮演安全保卫者角色，高举安全政策旗帜，推动亚洲“崛起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发展全球治理的伙伴关系，寻找新的途径推动发展合作政策，加强高能效和气候保护方面的合作，扩大和深化同亚洲的相互关联。最后，文件呼吁加强亚洲转轨进程中的跨大西洋对话，称“鉴于美中在国际政治方面可能存在的战略性竞争，美中关系被许多观察家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欧盟必须在其中明确自身定位”，并建议欧美在“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内就亚洲崛起问题进行探讨。意思是说，欧美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共同应对崛起的中国和亚洲。

　　二、战略范式的转换

　　德国联盟党的这一亚洲战略文件反映出德国亚洲政策的大幅调整。自1993年德国科尔政府制定亚洲战略以来，其特点始终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然而，此次联盟党推出的新亚洲战略的内容不再仅仅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而在指向上也不再以中国为主要伙伴，而是强调和印度与日本加强关系。联系到文件出台前后的德国政府一系列举措，比如默克尔会见达赖的事件，以及她此后的高调访问印度，给人以明显的“拉印制华”印象，我们可以观察到联盟党亚洲战略在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上的体现。今年以来，随着西藏问题的凸显和北京奥运会的来临，欧洲政坛和国际舆论中反华杂音不时出现，这将会加速推动默克尔政府政策调整的步伐。

　　这种转变源于联盟党认为的德国对华政策的利益出发点已经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于德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统一以后的德国想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必不能忽视中国。（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对于以贸易立国的德国来说具有巨大吸引力。同时德国政府也认为，中国希望通过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

德国对华政策是在上述利益判断基础之上制定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双边关系的利益基础，相互依赖关系有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出现。在经贸领域，一方面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双边贸易额由1972年的2.73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541.2亿美元，增长了逾198倍。但是另一方面，德国进口的增长率一直明显高于出口，以致德国的对华贸易呈现逆差。这一现象在2004年出现有所加剧。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增至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6.5%。此外，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所面临的障碍相对较多，尤其是占德国工业企业大约3/3的中小企业不仅在华投资少，而且已有的投资也往往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等各种问题，以至于在德国流传着“中小企业最好不要到中国去”的说法。

　　在开拓市场方面，德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把中国企业视为竞争对手。2005年5月，德国基督教联盟党议会党团的拉美小组曾组团访问拉丁美洲，回国之后，德国议员惊呼：“为什么在我们住的每一个拉美国家首都的酒店中都能遇到中国代表团？”他们对于中国商业代表团出现在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是以担心的心理来看待的。显然，在联盟党的亚洲战略文件中，他们首先提出的就是如何应对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的问题，担心亚洲崛起的同时也伴随欧洲衰落的情形出现。事实上，德国政治家一直都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在多极化的世界中，中国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一极，欧洲是否能够成为一极还要看欧洲的发展。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德国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欧洲和美国都构成了挑战，西方世界应该相互协调以共同应对。联盟党亚洲战略文件中体现出来的是后一种思路。文件认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已经引起世界的巨大变化，并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各领域对德国和欧洲构成巨大挑战。虽然同时也带来机遇，但挑战大于机遇。因此，正如该战略文件的标题所指出的，对德国来说，中国首先是挑战，然后才是机遇。

　　按照文件反映出来的内容，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民主、不自由但是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对西方构成了“体制问题”。对于欧盟来说，由于缺乏真正的“硬实力”手段塑造世界秩序，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比较优势素以所谓“文明国家”特点而著称，欧盟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时一直把秩序模式作为重要的附加条件提出。

欧盟和德国对外政策特性中最根本的标志是其价值观要素和文明元素。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西方主导下的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尔便开始推行以西方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其意图在于抢占道德制高点以牵制中国并维护欧盟（德国）的所谓“文明国家”特性。德国国内甚至有人认为，德国如果现在不打价值观这张牌的话，恐怕将来会更加无牌可打。

　　在国内政治中，联盟党对华政策强调价值观也有其策略性的考虑，即通过强调“价值观”而起到排挤社会民主党的效果。在德国政坛的意识形态光谱上，社民党和绿党等中左翼政党原本较为强调人权政策，但是默克尔以更加极端的人权政策挤压了社民党和绿党的空间。以默克尔接见达赖为标志，她不仅划清和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界限，而且也在德国国内造成社民党外交政策不重视价值观的印象。鉴于现任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是施罗德的心腹顾问，默克尔此举也起到打击大联合政府内部的社民党阵营的效果。因此，在2007年10月份召开的社民党汉堡大会上，施泰因迈尔批评默克尔的人权政策是“橱窗政策”，还不点名地暗示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党派小伎俩。

然而，社民党政治家对默克尔的批评却给社民党带来不利影响。由于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受到德国公众的追捧，这使得社民党对华政策显得“不道德”。默克尔接见达赖后的国内支持率大幅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则萎靡不振。面对这种形势，施泰因迈尔不得不作出让步，表示说将全力维护大联合政府的对外一致。从国内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默克尔对接见达赖事件的利用是成功的，通过对社民党这一回合的打击，她成功地取得了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权。今年5月，达赖将再次访欧洲，虽然默克尔本人不一定会再次与之见面，但是默克尔在国内政治中已经借西藏问题大大得利。

　　总之，在外交上德国似乎开始调整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合作伙伴的传统态度，更多地强调中国是挑战，并力图联合欧盟，并在跨大西洋的欧美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应对中国与亚洲。而在内政上，通过玩弄意识形态的人权牌，获得公众支持，以压制政治对手的影响。

　　三、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联盟党亚洲战略文件的出台，是在欧盟对华政策开始调整的背景下进行的。如同1993年科尔政府率先在欧盟国家中提出亚洲政策概念一样，此次默克尔政府也以“价值观外交”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只不过科尔政府是把欧盟对华政策向积极方向引导，而默克尔却意在牵制中国。

　　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
同年12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盟-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对比上述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和德国联盟党的亚洲战略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很多共同性。首先，都强调中国实力增强，已构成欧盟和德国外贸政策、制造业的“严重挑战”，中欧关系中的竞争面加强；
第二，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确保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中欧竞争的“平等性”；
第三，都声称要在人权和价值观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联盟党亚洲战略文件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主张欧美联合应对中国，强调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欧美必须加强合作，不让中国以“多极化”为由离间美欧关系，应与美国一道防止中国崛起导致亚洲不稳定。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曾把欧盟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背景因素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欧盟国家面临全球化的压力，一体化进程缓慢和各国内部改革步履维艰，出现了担心欧洲衰落、被边缘化的情绪；
（二）中国迅速崛起为欧洲人始料未及；
（三）出于同美国改善关系的需要；
（四）为中欧关系未来发展和签订新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定调子。

　　2007年，欧盟的另外两个大国法、英都进行了政府换届。伴随着萨尔科奇、布朗的上台，欧盟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欧洲政策将更加以实用主义为特征。2008年3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强调面临巨大威胁的前提下，必须在北约框架内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而欧盟则是保障欧洲安全的核心。

从而突出了欧盟与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法国也正在制定新的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并将在近期内出台。同时法国正在考虑重返北约军事体制，亦应与此战略有关联。欧洲大国都在重新界定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而加强欧盟凝聚力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则成为欧洲大国确保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的战略考虑的核心内容。

　　在具体的欧洲政策各领域，欧盟面对着非常大的困难，而默克尔强调人权、价值观外交，其意图在于能够加强德国在欧盟政治中的话语领导权，成为欧盟国家对华政策上的“意见领袖”，在两位新人主政伊始就可做到先声夺人。另外，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前夕，在西方各种势力的鼓动下，国际舆论出现了借机向中国施压的风向，利用这股势头对于默克尔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时机。默克尔的行为实际上改变了欧盟国家在人权领域上对华政策的行为模式。近十多年中，欧盟国家在处理对华人权政策时一般采取“欧盟方案”，即让欧盟成为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的主要负责者，同时单个成员国主要关注经济议题，而只把人权议题放在领导人私下会谈或机制化对话的框架中处理。对于欧盟国家来说，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既满足了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又部分满足了舆论宣传的需要。

　　虽然由于2007年中国对欧实行具有灵活性的外交手段，中德关系最后也走出霜冻期，但是2008年3月以来西方媒体热炒西藏问题使得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即便是中欧关系的利益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但用西藏问题对中国施压已成为欧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新方式。欧盟国家内部甚至有人认为，这终于使欧盟国家能够摆脱中国对其“分而制之”的策略。对于德国联盟党来说，西藏问题恰可成为其影响欧盟各国对华政策的有利时机。

　　对于中国来说，德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和欧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新动向需要引起密切的关注。在顺应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互利共赢”对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国需要防止和西方国家的公开对立，避免国内外风险因素同时迸发从而导致国际战略环境恶化。虽然目前大国之间的关系基本面比较稳定，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明显感到疑虑。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它们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可能改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感到担忧。美国正在拉拢日本、韩国和印度，试图构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性合作框架，从而分化亚洲内部凝聚力。现在看来，欧洲大国也将加强其内部聚合力，逐步建构跨大西洋的西方国家协调体制，从而确保自近代以来所确立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稳定。鉴于此，德国联盟党所提出的这份战略文件预示着欧洲大国对话战略的调试与相互协调，必将对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熊炜，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
苏浩，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4月号，总第21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相关热词搜索：中欧 德国 亚洲 战略 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