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治疗“周老虎”综合症的对应药方如何开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怀疑一切”的情绪弥漫于各大网站和媒体的热门话题之中。先是沸沸扬扬的“虎照门”案，后有甘肃彩票亿元巨奖涉嫌做假，又是一个引起万众瞩目的话题，进而又有人提出我国月球卫星照片有做假嫌疑，虽经有关权威人士解析仍难以破解许多人的疑虑。有人称这种情绪名之为“周老虎综合症”。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国人在近六十年以来思维和认识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官方信息屡屡与事实不符的教益使人们从一味的迷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对官方信息的无条件信奉转变为无条件责疑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大转弯未尝不算是国民认识上的显著进步，至少大家知道对于任何外界的信息输入，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问一个为什么，这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但从社会管理层面来看，“怀疑一切”的情绪无疑标示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人们的信仰动摇，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异常加大。这种社会心理的浮躁和动荡不安又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冲击。重庆“钉子户”事件时，我曾说“‘钉子户’事件折射的社会戾气是中国忧患所在”，实际上，“怀疑一切”是思想表现，而某些社会事件的暴力性特征则是此种思想表现的身体语言。一个充塞着疑虑浮躁情绪的社会，无非两种走向，或者走向暴力对峙，或者走向社会改良。唯有后一条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全体党员的根本利益。

　　这是执政党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这一改革有进无退的现实基础。治疗“周老虎综合症”的对应药方只能从此中寻找。从实践操作的技术层面上看，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要加大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树立正面形象和权威性以重建公众信心。这种正面形象和权威虽然还不是政府在法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依据，但却是道德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而道德合法性正是当今中国普通民众疑虑的主要原因。在隐瞒真相弄虚作假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成为“官场病”的氛围之下，社会公众对官场的道德合法性的责疑是必然的结果。前不久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先生提出要加强官方信息的发布，“加强第一时间的发布。用客观、公正、详实的报道先声夺人，不让流言混淆视听，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这一要求自然是正确的，但具体实现需要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保证，没有配套的制度保证，原则要求势必落空。例如，要求媒体作客观公正详实的报道，则必须有媒体自身的独立性，若媒体自身在人事、财务诸方面处处受制于人，顾忌重重，“客观公正”势难实现，亦难以取得公众信赖；
再者政府及有关方面的信息披露渠道必须畅通，若设置禁区使记者采访受阻，或一问三不知，涉诸秘密无可奉告，则无论“第一时间”或“客观公正详实”要求均不可能付诸实践。所以实践这一要求并非只要层层传达即可贯彻实施，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相关制度和具体举措，只有具备具体制度和具体举措并且在实践中得以实际运作的时候，原则要求才具有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第二，要加大“打假”力度。这里的“打假”不同于一般的“打假”，而是指打涉有官方背景的“假”，构成行政处分的行政处分，构成刑事处分的刑事处罚。即如此次公众责疑的假照案等，如果涉嫌诈骗牟利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依法惩处。同样的问题是，这一“打假”的要求如果没有相关的制度保证还是成不了现实。因为，假如事涉当地政府官员，甚至事涉地方主要官员或者官员群体，当地警方难以立案侦查，如果有新闻封锁，违法做假的事实透露不出去，即使有消息透露，如果有“护官符”庇护，“打假”又不能形成舆论，毕竟打不起来。所以，首要的问题是，“打假”离不开自由的媒体的自由的眼睛和自由的嘴。其次的问题是，公安和检察院要把此类“打假”列入自己的工作职责范畴，防止下级管不了上级又不管，致使此类“大假”横行如入无人之境。现在，我国的公安和检察院还没有把涉官方背景的重大案件作为上级部门管辖的相关规定，国家公安部和省级公安厅的挂牌督办案件或亲自立案侦查的案件一般只是重特大的暴力犯罪案件，这一点应当在制度上予以完善。过去打击有官方背景支持的假冒伪劣经济犯罪案件总是困难重重，难以组织及时有效的立案侦查，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对此类案件特殊的管辖规定。国家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明确相应的层级管辖制度，通过媒体和其他渠道获取信息，对涉官方背景的“打假”案件及时立案侦查处理，以利树立公众信心。

　　不管怎么说，“怀疑一切”风气的盛行不是社会之福，有的怀疑难免属于胡乱猜疑，但从根源上说归根结底是官员们屡屡造假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重大信息不透明惹的祸。不透明则易于失去监督，失去监督则有暗箱操作，暗箱操作的结果自然难免于造假、违纪与腐败之事。这已经是屡试不爽的规律。现在的社会公众与三十年前的社会公众在思维特点上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喜欢责疑，当然事实上诸多方面都笼罩在人为的铁幕之中确实值得责疑，例如，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的真实情况，预算外收支的实际情况，用于行政开支和民生的各占多大比例？地方规定的合法性问题？选举程序的民主性和公正性问题？更具体的还有诸如地方防空工程建设费用的收支，房屋维修建设基金的收取和管理，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有否被挪用侵占的可能，等等。这反映了公众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关注，体现了民主和法治意识的觉醒，而事实证明了这些怀疑并非无的放矢或者杞人忧天。结论是，“怀疑一切”之风的背后是民心向背，决不可对此漠然置之。而治疗“周老虎综合症”的对应药方肯定有，眼下算是病在脏腑还可施治。现在，主动权还是操于各级领导机关之手，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在“公开性透明度”和强化“打假”力度两个方面踏踏实实地有真正扎实的行动。这虽非彻底的治疗方案，却是最起码的一步，至少公众参与意见有了可能，不至于集体失语，可以使官员们有所顾忌不至任性胡为。如最近因大规模非法批地被查处的开平市委书记赵瑞彰自2003年上任之后即因“轩尼诗”情结而在官场内得享大名，此公嗜酒如命，且每次吃饭应酬必喝洋酒，绝大多数时候必须六斤装的“轩尼诗”，每瓶近万元，坊间称为“赵六斤”。若是这位“六斤书记”第一次畅饮“六斤”时即有媒体报道评论，如令计划先生所说，“加强第一时间的发布。用客观、公正、详实的报道先声夺人，不让流言混淆视听，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激起公议来，“六斤书记”的畅饮就难以潇洒下去。这虽然属于揭丑“扒粪”，却彰显了人间正义，有利于树立官方正面形象，有利于树立百姓信心，开平市财政这几年也会省不少酒钱。遗憾的是，这点起码要求，在现行体制和制度下还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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