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普及黄万里——反思国家权力与真理之间关系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普及吴祖光》。今天再写《普及黄万里》是因为最近赵诚的《长河孤旅》正引起人们广泛注意。从普及吴祖光到普及黄万里，是想表达一个简单的愿望：尊重良知，敢讲真话。

　　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认可。黄万里的悲剧，实质上体现了制度变迁中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国家是强者，知识精英是弱者。国家代表权力，知识精英则代表真理。这方面，中国的历史一度令人深思。在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在三门峡水库问题上，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历史提醒我们，在科学问题上，国家权力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深刻反思。

　　对专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实际上早晚都要面临专业声望和科学良知的冲突。这时，对科学家来说，无私利性可能成为科学家品质中最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专业声望的建立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很高，也就是说要获得专业声望必须向国家“低头”。

　　从科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说，至少对错双方的专业声望应该是对等的，或者说对者应更具专业声望。黄万里命运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不但没有获得对等的专业声望，而且连对等的专业发言权也没有了。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上演了不止一次。（《暸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33期谢泳文）

　　抗战期间，黄万里（中间左三）在大西南为水利、航运实地勘测，兴利除害。三台告捷，各方祝贺，黄万里很高兴。父亲告诫他不要自满，他谨记不忘，将刚出生的二女儿取名为“无满”。

　　黄万里提出不同意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优厚待遇，出国改学水利，是因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解放后，饱受黄灾之苦的中国人希望根治黄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实意想治好黄河。可是，黄河该怎么治，黄河的症结在哪里，长时期存在着分歧和偏颇。20世纪50年代，在 “一边倒”方针的指导下，片面听信苏联专家意见所作出的规划和决策就造成了不少后遗症，而黄万里也恰恰是因为反对这些错误意见和决断而获罪的。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当时许多专家对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意见》指出：
“4000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40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黄万里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时间验证一切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是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开的，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

　　在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主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不减少库容就是主张建360米大坝，在这个高度的库容是647亿立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坝派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于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观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40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50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面临威胁。

　　右派生涯里的黄河情结

　　在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没有忘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1961年3月，黄万里重游他曾住过的密云水库，写下了一首词：

　　念奴娇•燕都平原吊古

　　余获右冠，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及次年再去，已荒废难寻。

　　追思前后，不禁慨然。

　　茫茫黄土，埋没尽，千古英雄豪杰。

　　荒道西边仿佛是，艰苦当年住穴。

　　半起人间，半居泉下，缥缈茅庐结。西风残照，空余棂断墙缺。

　　遥想历代英豪，风云初感会，才华洋溢。

　　苒苒盈虚曾几度，扌不土北邙湮没。

　　我岂衰乎！栖栖当奋起，壮怀横越。

　　苍生应济，仰天长啸情切。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黄万里身虽获罪，仍心忧天下。

　　从1960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三门峡大坝开始大规模蓄水后，被壅高的水横向冲击，1962年时使两岸坍塌，毁了农田80万亩，一个县被迫迁走，这是设计者不曾想到的。黄万里曾提醒过，根据水流力学和泥沙淤积计算，可能出现设计者预想不到的情况，但未引起主事者的警惕。1962年3月，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将三门峡水库的功能改为“滞洪排沙”，汛期尽量泄空水库，拦洪水位控制在335米，闸门敞泄排沙，暂不考虑发电和灌溉，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的任务。这一决定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水库改变功能后，库区淤积有所减缓，渭河口“拦门沙”逐渐冲出一道深槽，但由于水库导流底孔被堵，低水位泄流能力不足，潼关河底高程并未降低，库区淤积“翘尾巴”现象仍在继续发展。为此，他作长诗《念黄河》，直接批评当年“胜利冲来头易昏”，以致今日丰腴的八百里秦川“翻为云梦鱼虾没”！

　　1963年，黄万里听说水利部开会，各家提出了改造三门峡坝工的意见，但仍未能纠正此坝修建时的错误观点，又写了《哀黄河》。

　　上书董必武

　　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他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重视。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是同盟会员，参与过辛亥革命，与黄炎培算是老同志。抗战后国共合作时，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黄炎培以社会名流为参政员，董必武以中共方面代表为参政员。7月18日，黄炎培去武昌中路83号董处拜访，两老相见长谈良久，后在重庆也多有来往。论交情，黄炎培与董必武可算由来已久了。黄万里在建国前夕从上海到沈阳时，曾在北京专程拜谒过董必武，董必武还介绍他去水利部见了当时的负责人。所以，这一次黄万里选择了董必武，写信向他力陈三门峡大坝淤积的严重性，建议改建。他知道董必武能文擅诗。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一首是《念黄河》，另一首可能是《哀黄河》。信送走之后，果有反应，黄万里被水利部召见，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看来董必武是认真地对待了黄万里的来信，至于董必武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三门峡这么重大敏感的问题上表达了意见，得在今后有关档案公开后才能得知，但无疑，董必武在纠正三门峡的失误上起了作用。另外， 1963年河北省和天津市发大水，事后黄万里参观了那次防洪的模型，也向政府提出了防洪指挥失误的原因。他说：“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对有关的技术负责人也应加以惩治。”

　　当三门峡败相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但他却没有利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继续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思路怎么能改善黄万里个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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