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与保守主义诀别的宣言书

　　继2006年2月19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新保守主义之后》一文，2006年2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布什政权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新著《美国处在十字路口》（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版（欧洲版的书名为：After the Neocons）。该书被欧美读者看成是福山“与保守主义诀别的宣言书”。与成书之前发表的上述文章相比，只是更详细地叙述了他的思想的一些转变，更明确地阐释了一些以前未没有充分阐明的观点，可以归结成2个重要的问题上：一，单凭民主是否能医治恐怖主义；
二，新保守主义者误读了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作为一个曾经支持过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学者，福山的反思具有特别的意义和说服力，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比欧美慢了将近一年，2006年年底在日本的各大书店的醒目的书架上出现了该书的日文版——《アメリカの終わり》（会田弘继译，讲谈社）。日本的学术界的反应如何？从译者会田弘继（原共同社驻美记者）的后记和2007年1月8日《Aera》周刊所载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原归一与福山的谈话，至少可以知道部分日本的读者群关心所在。

　　译者会田考虑到一般日本读者对新保守主义的源流不一定熟悉[和中国不同，还没有莎蒂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刘华等译，刘擎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日译本，斯特劳斯本身也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成为学术热点]，也考虑到知识界左翼倾向的日本读者不少，在译者后记中引导读者注目于福山叙述的新保守主义中学者群体演变史（该书第二章），这一段历史其实也就是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战后分化的历史。福山之所以书中花了一章叙述这一演变史学，实质就是在叙说自己的诀别，事出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传统右翼的源头本来就有着区别：

　　即今天被看作新保守主义阵营的许多主要成员，都是出自纽约市立大学（CCNY）的犹太血统左翼知识分子，上一世纪30年代，纽约市立大学托洛斯基主义者有相当势力。由于受到托洛斯基影响，就是在这个时期，许多人对斯大林主义失望后转向保守主义。他们认为苏联体制是邪恶的根源。与传统的右翼不同的是，最初他们追求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理想幻灭后，开始对“好心出发走向极端的危险”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体制反感和批判，最初并不完全赞成资本主义模式。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父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那时期还与托洛斯基有过交往。这个左翼群体在40年代逐渐向右转向。如果说4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是转向的第一个“战役”，那么，60年代他们与当时新左派的反抗文化发生冲突是第二“战役”——对肯尼迪、约翰逊民主党的“伟大的社会”的社会改良政策提出批判，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创刊的《大众利益》成了这个群体的讨论国内政策根据地。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尔创刊的姐妹刊物《国家利益》却成了他们议论外交政策的据点。到了70年代，这个反共产主义的左派群体在反对基辛格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潮流中，才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地与其他保守主义合流。其成员政治倾向也进一步分化。最近笔者重读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贝尔的所谓自己持“文化上保守主义、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自由主义”的立场，就反映了这个群体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福山不否认1990年代后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等人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观念对布什外交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但是，福山认为他们俩的新保守主义队里根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更直接、更大。与布什相比，里根本人知性的文化修养和作为工会领袖经历，更加接近喜好读书、思考、论争和著书立说的这些犹太血统的左派反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布什只是在他第二届任期开始后才渐渐接近新保守主义的思想的

　　福山还和马克•利拉（Mark Lilla）一样，认为所谓把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学说也拉进去，硬说斯特劳斯的学说中隐含反民主主义的根本要素是一种无稽之谈。福山的依据是：在布什政权里边参与推进伊拉克战争政策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属于斯特劳斯学派的；
倘若有人问前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非德、甚至问布什本人：“列奥•斯特劳斯是谁？”他们都会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之所以人们会有斯特劳斯政治思想对布什政权产生影响的错觉，唯一的依据是因为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Paul Wolfowitz）曾经短时期师从过斯特劳斯的弟子阿伦•布鲁姆。可是，沃尔福威兹本人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布鲁姆的弟子，他的外交观主要是受到沃尔斯坦特（Albert Wohlstetter）的影响，沃尔斯坦特确实影响过不少白宫立的官员。列奥•斯特劳斯自身及其学说，想要向学生传达的，也只是希望他们认真思考西欧哲学传统，而不是要他们去关注公共社会政策。如果要说，是谁把斯特劳斯的思想现实政治化，那就是所谓斯特劳斯学派的阿伦•布鲁姆和贾法（Harry V.Jaffa）。前者强调么美国政治体制继承了传统的自然法，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传统的继承；
后者则强调现代精神危机源自文化相对主义。

　　然而，福山不否认斯特劳斯学派与斯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与布什的外交政策有一个连接点——都重视“体制”问题，但是，他在反省中强调，斯特劳斯虽然继承了柏拉图、托克维尔等人的传统，强调体制对人的思想、意识、习俗性成的巨大功能，但是他的纯哲学的思维，和亚里斯多德一样，把人看成本质上是“政治人”，认为只有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人性才能整体上是健全的。体制转换能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固然重要，可是，体制本身也包含了文化、宗教和习俗在内，所以转换也是相当艰难的。（页43至45）布什政权内部分智囊人物对斯特劳斯思想的误读，最关键的没有全面理解他的思想，忽视了文化、宗教和习俗的力量，想依靠战争毕其功于一役来改变制度，伊拉克战争陷入了进退两难的长期化的泥沼之中。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低估了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推进民主的困难。福山的这一反省，值得目前中国内地许多迷信“体制转换”的知识人深思

　　《Aera》周刊所载的藤原归一与福山的对谈中涉及最多的话题，是东亚和平安全和日美同盟问题。日本是福山关心的地域，不仅因为他外祖父和父母都长眠在京都，而且，这些问题才是日本国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福山的著作日译本畅销的原由。福山在该书的最后部分和对谈中，都强调美国没有能力使得朝鲜放弃核技术，只能在防止核扩散和技术转移上作努力。他提到美国新保守主义成员原先对东亚并不关心，只是90年代起才关注起中国的崛起。“9，11事件”以后布什修正了东亚外交政策，同时重视美日、美中之关系。福山在第二章谈到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应该从苏联、东欧的转型中吸取的教训：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90年代以来中国的体制也有很大变化，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个相当开放的国家，反对形成美中两极对抗格局，反对形成针对中国的日美同盟。

　　藤原归一在《アメリカの終わり》的译后记中提到了福山在2005年秋创办了《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一份新的评论国际关系的刊物，不仅介绍了不少欧美一流学者为它写稿，还特意提到中国学者王思缉，反映出日本学界对日中关系这个课题的重视。

　　2007年年初中国的各学术书店里陈列着刚出版的福山2004年的著作《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美国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文版问世可能也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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