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迪·陶布：自由、民主和犹太人国家

　　（吴万伟 译）

　　以色列国家的未来再次成为公众辩论的热门话题。这里有很好的理由：一个可能性是来自敌对的伊朗的核威胁，另外一个可能性来自该地区逐渐转化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慢性内战的和平进程的僵局。但是在有些群体中的常见问题不仅是关于以色列能否生存下去，而且质疑它是否有权生存下去。

　　有些评论家相信应该重新开启在西方吵吵嚷嚷三个世纪之久的“犹太人问题”。犹太人这个古老的民族应该如何适应现代政治秩序。这些批评家说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家实施民族自决权已经不再成为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答案的一部分了。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发展。在过去，西方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是更大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概念的意义变化的可靠指标。

　　人们对于当今话题形成的第一点认识很难说是让人惊讶的，人们对民族国家感到越来越不自在。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恐惧让我们都很警惕极端的民族主义。在1970年代以前，在迅速瓦解的西方殖民地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然提醒民主世界，民族主义并不总是解放的敌人，有时候是其盟友。但是殖民主义的衰落和解放运动堕落成为第三世界的独裁，连同欧盟和全球化的兴起让他发生了变化。后殖民主义时代产生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希望，把西方政治想象力中的民主主义情绪降级为反动政党的东西。当今关于以色列未来的辩论明显反映了这个趋势。但是它们也显示反对国家的情绪中不那么明显的特征：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

　　最近一波关于以色列未来的书提供了这个趋势的一瞥。本文讨论的四本书（当然还有很多）与其说是学术性的不如说是辩论性的，相互之间区别很大。一本是自传性的叙述，作者是德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后又返回欧洲的丹尼尔·布莱彻（Daniel Cil Brecher），另外一本是在以色列生活十多年的法国犹太人记者西尔文·塞普尔（Sylvain Cypel）的著作，第三本是激烈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劝告，犹太人精神分析家，现在是巴德学院社会学教授的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的著作。他曾经挑战拉夫·奈德（Ralph Nader）竞争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后一本是分析以色列面临的挑战的书，作者是亲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积极分子米切尔·巴德（Mitchell G. Bard）。很难想象这四个作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民族身份的想法感到不安。

　　对于巴德的《以色列能生存下去吗？》不安这个词可能太强烈了，但是不舒服的情绪至少是存在的，虽然按他作为美国人的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如果你是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复国主义者你就必须移民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愤怒。巴德对于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定义是相当灵活的，包括所有普遍同情以色列的人。这帮助避免了最初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犹太人复国主义创始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犹太人只能通过从宗教到现代和民族基础的转变保存自己的身份和“民族性/民族意识”（peoplehood）。他们坚持犹太人有集体权利，像任何别的民族一样（正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的集体自决权。巴德并不怎么反对这个观点，只要他对它比较模糊。他对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合理性证明主要强调反犹主义（尤其是当今极端主义伊斯兰）而对民族自决权轻描淡写。因此他对犹太人复国主义的支持更多是从负面而不是正面的。

　　在《困境：处于死胡同中的以色列社会》（Walled: Israeli Society at an Impasse）中，《世界报》（Le Monde）高级编辑塞普尔更直接对民族主义进行攻击，在他看来，以色列患上了集体自我中心主义的毛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拒绝对方的受害者地位。因此任何解决方案的关键就是结束否认对方。但是塞普尔认为以色列建造了围墙，把自己围起来，看不到对方，因而走到相反的方向。

　　塞普尔大大夸张了这种否认。比如，他很少注意到他讨论的许多真相，他说以色列否认的严酷事实不是他自己作为记者从尘封的档案中挖掘出来的，他主要依赖以色列学者的著作和以色列唯一的高雅的报纸《国土日报》（Haaretz），那些很难是偷偷摸摸的来源。和塞普尔以色列历史学家伯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著作在2000年前没有一本是希伯来文写的假设相反，莫里斯的开创性的著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起源：1947-49》（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49）实际上是1991年用希伯来文发表的，在以色列大众新闻媒体上引起长时间和热烈的辩论。对于在以色列居住十年以上的人来说，现在居住在巴黎的塞普尔是严重脱离以色列政治的人。

　　以色列的公众，像巴勒斯坦一样，更多关心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对方的痛苦，这确实是真实的。这可能适用于所有冲突，但是塞普尔似乎让这个成为他分析的中心。以此为基础，他推论说任何解决办法必须首先治疗各自民族叙述的内在的集体自我中心主义。但是塞普尔是法国人，法国是强大的共和国和确定的民族，他或许记得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他不容易被诱惑说去掉民族独立的欲望是和平的关键，或者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相反，他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当作错误的民族主义。问题是：它们是“种族的”国民身份。塞普尔没有清楚解释“种族的”这个词如何适用于以色列的民族身份。但是他显然心中想的是和法国的共和国民族主义品牌对比的，从形式上说（虽然在社会实践上不一定）把公民身份等同于民族身份：如果你有法国公民身份，你就至少在理论上自动获得法国民族身份。

　　丹尼尔·布莱彻的《异乡人：民族主义之外的犹太人身份》（A Stranger in the Land: Jewish Identity Beyond Nationalism）的书是用更次要的钥匙写成的，他寻找从个人身份冲突中逃离的细节和历史和政治分析编织在传记中。布莱彻的父母在二战的动荡中逃离欧洲，在以色列流浪，但从来没有觉得在家的感觉。他们最终在1953年定居在德国。但是他们的儿子丹尼尔作为德国犹太人不自在，因而在1976年移民以色列。但是它作为犹太人国家的本质让布莱彻感到刺耳。他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受到“被民族主义伤害的少数民族”的个人经历的影响，所以他对看到的以色列追求“种族上纯洁的社会”感到不安。和以色列的关系破裂开始于微小的政治观点分歧，在他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1982年开始的）中在预备役服务后急剧恶化。布莱彻的经历回顾起来似乎特别有讽刺意味：他和在教官队的其他学者被委派提高战士的道德水准。

　　该书的口气是一贯古板严厉的。但是它确实有个快乐的结尾，作者又返回到欧洲，在阿姆斯特丹的世界性环境中安家。个人情况也是政治情况：他相信布莱彻和自己的和解也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应该超越民族主义成为“所有公民的国家”，他说，成为“个人公民的权利和发展受到保护和推动，不管他的种族和宗教如何，自由和人权而不是犹太人复国主义位于最突出地位”的国家。

　　在乔尔·科维尔的《克服犹太人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创建单一国家》（Overcoming Zionism: Creating a Single Democratic State in Israel/Palestine）中，民族主义更明显地等同于罪恶。科维尔是直截了当判断的人，他对于犹太人复国主义作为特别糟糕的民族主义形式的认定是非常严厉的。他说以色列是“绝对非法的，”是“国家结构的种族主义”的“凶恶的冒险”。犹太人复国主义者信条的历史科维尔不感兴趣，在他看来，问题开始于犹太教。他说犹太教总是有两个相反的倾向：例外主义和普遍主义。犹太人复国主义是例外主义一边的直接后裔。它的来源在于以色列人是上帝挑选的人。按照科维尔的马虎的黑格尔主义，身份的所有形式都是对他者的否定。如果他们不否定否定，他们就得不到普遍主义，因此他们是非常有害的。普遍的民族主义和特别的犹太人复国主义在这点上都失败了。他们通过排除别人确定自己，因此他们恰恰违背了自然正义(科维尔基本上等同于自由主义)。

　　如果本书的编辑把科维尔的尖刻的狂热的口气减弱点，建议反对动物学的比喻，将让该书大大改善。比如更聪明的做法是不要把对种族主义的指控通过把犹太人定居者比作“那些在猎物的身体内产卵的昆虫，然后从内部吞噬主人的幼虫孵化成为新生物”。

　　真实的情况是科维尔不是种族主义者，只是自由派狂热者的绝对主义者。他“战胜”犹太人复国主义的事业充满斗志是因为对于绝对的罪恶没有妥协的余地。他争取彻底摧毁作为信条的犹太人复国主义，通过首先呼吁列出在北美所有支持亲以色列游说团的人的黑名单，然后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文化和经济抵制活动，最后用返回的巴勒斯坦难民吞没犹太人多数。只有在那时重建才能开始。科维尔决不赞同现在流行的所谓两个国家的建议。重建应该以像布莱彻那样的非民族的自由民主国家为目标。

　　在以色列成立以前，犹太人复国主义者领袖后来成为第一任总统的查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说以色列将是犹太人的，就像英国是英国人的一样。那么，犹太人的民主国家和英国民主国家对当今许多批评家来说存在矛盾冲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和犹太教作为信仰状态没有联系。从一开始，犹太人复国主义就努力进行犹太人身份的世俗化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正统犹太人最初反对这个运动的原因。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中的大批极端正统派少数，虽然积极参加以色列的政治，对以色列的民族身份深恶痛绝。但是仍然真实的是犹太人复国主义保存了犹太教作为宗教的许多纽带，常常向正统派做出妥协让步。结果是教会和国家的没有清晰界限的区别。这是把以色列挑出来作为非民主国家的理由吗？或许不是。英国有国教，正如丹麦和挪威一样，但是这似乎不构成非民主特征的证据。希腊人把宗教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一致起来，波兰人并不明确把罗马天主教和国民身份清楚区别开来。但是这些国家也被认为是民主国家。而且，政教严格分离比如法国不一定就更平等。法国对于宗教具有公共维度的（比如在学校把头包起来的穆斯林妇女）少数民族极端地攻击性。以色列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就好多了，比如以色列有公共资助的阿拉伯语学校，国家开办的穆斯林婚姻家庭法庭。阿拉伯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

　　或者再返回到法律问题。该法律给予移民的犹太人自动的公民身份。这是让以色列成为非民主国家的理由吗？很难说。许多其他有种族迁徙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如芬兰，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波兰等。

　　或者核心的问题，正如塞普尔所说，犹太人复国主义是“种族”民族身份？自从以色列社会学家萨姆·斯莫查（Sammy Smoocha）在1996年创造了“种族民主”（ethnic democracy）这个词作为指以色列后就常常被用在关于犹太人复国主义的争议上。他没有清楚解释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他当然不是意味着今天的批评家含沙射影的意思，以色列法律明显禁止的东西：把充分的公民权只限制在犹太人范围内。

　　尽管不断使用，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种族”这个词在描述在种族上远比不如法国，德国，希腊，荷兰，波兰或者瑞典更单一的以色列是有用的。在什么意义上“种族”描述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共同身份和阿根廷，英格兰，埃塞俄比亚，德国，摩洛哥，俄国，也门不同？人们怎么归类这个大群体，没有以色列民族身份但毫无疑问是犹太人的极端正统派？他们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不过国民？在以色列真正的分界线是国民性，在那些有民族身份以及没有民族身份的犹太人之间，除了添加了贬义的光环外，用“种族民主”替代“民族民主”并没有多大成就。

　　同样的，以色列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存在并没有对其民主产生任何独特的问题。其他民族国家也存在试图保持自己独特身份的少数民族：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s）人，波兰的德国人等。但是少数观察家把那作为否认波兰和西班牙多数人的民族自决权的基础。即便如此，以色列的情况特别复杂，因为国家一直在和以色列内属于少数民族的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但是那也不是以色列内在的是邪恶的国家的本能感情的根源。不安的根源更多地与以色列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四十多年的事实有关。

　　因此，在本质上，“民主”和“犹太人”之间的所谓矛盾是对追溯到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占领的阅读。以色列的最激烈的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这样看待问题：犹太人复国主义是假定土地只属于犹太人的“血与土地”意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此，占领是它天然的延伸。所以占领的终止或许能减弱有些症状但是不能治愈疾病。这就是为什么布莱彻和科维尔等人相信唯一让以色列完全民主的方法就是让它成为非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也就是非民族国家。

　　具有讽刺性的是这样的阅读来自于以色列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最好地描述为犹太人复国主义战胜占领的胜利。和“血与土地”理论相反，这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创立者来说，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从逻辑上，从历史上也常常是领先于在耶路撒冷实现的决定。他们考虑阿根廷，澳大利亚，克里米亚半岛，马达加斯加，北美和乌干达等地方作为家乡。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比耶路撒冷在政治上更可行，没有一个地方有耶路撒冷的怀旧吸引力。但是对于主流犹太人复国主义来说，清楚的是以色列的土地是手段，而民主的民族自决权是目标。

　　因此，以色列的公众舆论，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已经战胜了大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在占领开始后不久，左派（到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增长到选民的一半）坚持认为占领破坏了犹太人复国主义依赖的道德基础---所有人的民族自决权的“天然权利”。但是，在最近一些年，几十年来支持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的政治右派的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占领将让以色列变成双民族国家。那样，没有明显的犹太人多数，以色列将最终放弃民主来保存犹太人身份。右派中的很少人愿意考虑那个可能性。所以保存以色列民主的要求使得他们反对定居点。

　　正是因为国民身份和民主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最坚定的鹰派人物如总理沙龙（Ariel Sharon）和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也开始反对占领区。普遍所指的“人口问题”（在巴德的书里有详细描述）也是“民主问题”，从而也是国民自我决定问题。这是以色列现在的激进自由批评家们发现很难想象的东西：国民情绪可以行动来维持和保护民主；
以色列的民族身份是对占领表示支持的最后一个打击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从最好处说是民主的不愉快的同床异梦者，从最坏处说是它的反面。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是同时诞生的，这决不是巧合，事实上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让现代民主成为可能。

　　18世纪的许多政治思想家怀疑大国能否成为共和国。因为受到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相信共和国应该建立在其公民的美德基础上。只有严格的政治教育才能培训公民克服他们为了公共利益，以理性的名义实际上是自私的激情和行为。政治思想家认为，这样的教育在大国是有问题的。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证明他们是错的。维持共和国的是激情而不是克服激情：爱国，爱国主义将超越自私自利让公民成为自己国家利益的嫉妒的卫士，同时也是自己同胞公民的自由的卫士。

　　革命者相信这个爱也能超越民族沙文主义。它为法国革命家称的全体人民反对全部国王的战争添加了燃料。虽然如此，法国革命后迅速出现的恐怖活动让共和主义者犹豫不决。今天，尤其是在20世纪后的恐怖事件过后，我们清楚记得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和民主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民主依赖民族国家的程度。

　　虽然这里讨论的有些作者是欧洲人，今天对于民族情绪表示不安从本能上说是美国风味。这和欧洲短命的希望---欧盟用全球化超越民族主义---关系不大。全球化的风把自由主义原则的美国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当今的很多讨论都是使用美国术语。这包括美国误解自己的民族民主的倾向。

　　美国人倾向于相信他们有“纯粹”的自由民主，也就是超越和在“身份”（多元文化范式中的涵义）之上的民主。当然，身份是美国的时髦用语，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符咒中，产生和重复产生了太多的用连字符连起来的民族自决权。但是没有表达出来的前提是“身份”是连字符前面的东西，后面的东西“美国的”有时候代表一种构成普遍自由框架的民主程序。

　　它不仅忽视了一个强大的身份有多少“美国的”，它也同时把自由民主的过程和那个身份混淆了。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对于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盲目使得许多美国人相信把美国方式强加在别人身上等于是解放他们。从杰斐逊的“自由帝国”概念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决心“教”美国南方人“选举优秀人才”到小布什糟糕的伊拉克战争，这个痕迹一直存在。从最好处说，美国是自由的真正的冠军，但是把自由等同于美国化显然不是最好的。

　　所以当乔尔·科维尔制订攻击犹太人复国主义的计划，或者当丹尼尔·布莱彻要求以色列放弃犹太人性格以支持美国风格的自由民主，或者当更加聪明的知识分子像纽约大学的托尼·尤德（Tony Judt）建议的，正如他一再宣传的以巴冲突的“一个国家解决方案”（包含两个民族的一个中立的政治实体），他们是在重复同样古老的错误：尽管他们有时候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也把美国化当作了解放。

　　把美国的自由国家模式强加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将意味着压制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的理想。这些作家担负起曾经被称作“白人的责任”的东西是高尚的行为，担负起教育土著人民族自决权的正确形式。但是从土著人的角度来看，这不像推动民主的方式，倒像是带有自由口音的对民族自决权的攻击。

　　科维尔在这件事情上尤德，对以色列的态度比布什对伊拉克的态度更接近，这比他们喜欢相信的要多：美国人的民主概念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伊拉克人、或者巴勒斯坦人、或者犹太人想要的民主。在伊拉克，这样的方案意味着内战。如果任何人需要它的展示，哈马斯的军事占领加沙地区已经提供了支持。如果哈马斯和法塔赫都不能不用武力达成和解，把犹太人少数弄进来更不大可能产生和平的自由民主。

　　如果可以看到的将来是以色列民主的稳定，巴勒斯坦的民主化，两者的和睦相处，那么未来就决定因素就是民族自决权。它就需要依赖稳定的民族国家。超越民族主义在这件事上将推动内战的爆发。

　　如果超越以色列和犹太人复国主义，人们会纳闷高涨的反民族主义情绪，没有暗示在当今自由逻辑中的更普遍的错误：自由主义和民主可能分裂。

　　把民主贬低为自由主义的保护个人权利，把它们放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或许确实是超越民族国家方式的一步。但是超越民族国家或许导致超越民主的后果。有些非常重要的个人人权或许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保护，但是整个民族可能失去控制他们的机构和政治命运。

　　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不管人们看到的是多个民族的联合体，或者海牙国际法庭，世界银行，或者欧盟等或许处在自由信仰的先驱者。但是这些机构同样发挥了重大影响，甚至管辖权，对于很少或者没有民主控制的人们。自由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进攻也开始表现出对于政府管理要得到被管理者同意的原则的攻击。这是让人担心的，因为没有民主的自由主义很可能像没有自由的民主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译自：“Liberalism, Democracy, and the Jewish State” By GADI TAUB

　　作者简介：盖迪·陶布（Gadi Taub）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交流和公共政策副教授。著作有用希伯来文写的《定居者和犹太人复国主义的意义斗争》（The Settler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 of Zionism）（Miskal-Yedioth Ahronoth出版社, 2006）和小说多部。

　　本文评论的四本书：

　　Overcoming Zionism: Creating a Single Democratic State in Israel/Palestine, by Joel Kovel (Pluto Press, 2007)

　　A Stranger in the Land: Jewish Identity Beyond Nationalism, by Daniel Cil Brecher, translated by Barbara Harshav (Other Press, 2007)

　　Walled: Israeli Society at an Impasse, by Sylvain Cypel (Other Press, 2007)

　　Will Israel Survive? by Mitchell G. Bard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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