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生：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体制创新的需要

　　2007年的6月，是高考的季节；
是中国一些不满20岁的少年人生最为重要的关头；
是许多母亲一世最忙碌和忧心的30天；
是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朦胧起步。但是，羊爱枝，一位50多岁的母亲，向总理发出的求救信，使在中国大地酝酿了10多年的黑奴工问题突然在瞬间爆发，一条在中国中部及西部省区洒满血泪的黑奴工之路才被逐渐揭开！有人说这是非法用工，更多人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倒退，是一场叛乱！但无论如何，它已经使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蒙羞；
使七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文化受疑；
使正在崛起的中国之路遭难！

　　然而，最让人揪心的，不是还有成千上万的童奴还在被四处隐藏，不是地方政府坏事变好事的强盗行为，更不是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制度、文化和人性的声讨。而是，中央政府头脑一热，从建设亲民的和谐社会出发，在国家和地方设立专司其职的监管机构。看看国家土地监管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电监会、保监会，甚至证监会等，能不让人揪心吗？如果以此为教训，把主要针对贫民百姓的和谐社会建设，转向针对官员和制度创新的和谐社会建设，则真正可以将坏事变好事！

　　再观中外历史和现实，国家制度有共同性。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就不能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看，中国今天所急需的不仅仅是人们追求已久的民主政治，更是基本国家制度的创新建设，其中，最为迫切的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一、中国国家安全涉及的主要部门存在的重要弊端

　　1．军事

　　※中央控制和指挥军队的原则受到影响

　　近年来，四川汉源、重庆万州、广东汕尾和广西博白等地发生的群体事件里，不仅有大量武警赶赴现场，而且出现了开枪流血现象，汉源还迫使一个师的解放军处于待命状态。

　　按有关政策，省市县的书记有权调动一定数量的武警维持社会安定，但这种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恶果之一是：如果地方领导隐瞒和谎报信息，养成调动部队的惯性，特别是地方政府又给予当地武警多方面的持续支持，会不会出现当地武警更多听命当地领导的情况？

　　一旦暴力手段被地方化，中央权威就会受到威胁，地方政府使用暴力手段搞地方主义就成为可能。任何容许地方政府有更大空间以暴力手段来对付突发事件的举措，都会导致中央权威的弱化和公民权利的被侵犯。

　　当地方调动军队处理突发事件时，不管效果如何，由此导致的后果和责任还是要让中央来承担，受到最大影响的却是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声誉。

　　唐山的一个民营企业家杨树宽，可以装备4辆装甲车、十几只枪和一万多发子弹，光天化日之下，敢在闹市区武装炫耀。设想一下，拥有强大经济势力的地方政府装备一定规模的武装还有什么困难呢？杨树宽可能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缩影。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

　　※腐败大大影响了军队的专业精神和战斗力。

　　对于战争，军队的腐败较之经济腐败可能更为致命；
对国家安全，没有哪个腐败对国家的破坏能比军队腐败更具摧毁性。

　　改革开放的忍耐政策和军队经商，把腐败的种子撒向了人民军队。1998年军队与企业脱钩后，或明或暗的军队经商情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理所当然，军队腐败就成为社会和党不断腐败的有机组成部分。

　　今后，对中国国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是台独。一旦国家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把对台湾斗争置于首位，那么，大范围的战争动员就变得不可避免。自然，在动员过程中，会有庞大的资源导入军队部门。那么，谁能保证在这个长期而广泛的动员过程中不会产生严重甚至是致命的腐败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谁（包括“敌方”）都知道中国大面积的腐败，谁都会用腐败的手段来影响和弱化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伊拉克亡国就是例子！

　　原海军副司令员王首业，查缴贪污的现金就1.6亿，还有120套（栋）房子，一个南京军区歌舞团的演员、一个为他生养一个儿子的情人要300万的分手和抚养费，他不愿意才引发该情人连写79封举报信。这样的人连做男人、做人都不配，竟然官拜中将。匪夷所思的是，王首业竟保住性命、得了个死缓。几千年中国历史，亘古未有！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一支腐败军队战胜不腐败军队的先例！军队开始腐败，往往是亡国之兆！

　　2．外交

　　※部长定位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影响、全球利益的全球国家。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经济外交和多边主义，甚至台湾问题以及北京共认识和中国模式，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外交和内政并举的国家，外交事务愈发沉重，外交功能愈发复杂。但外交部长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部长和中央委员，与被赋予的责任不相称！

　　以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有限，对全球事务基本没有发言权，即使在被包围和孤立的时期，外交部长也曾经由总理兼任，大部分时间也都是由元帅、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参与或影响决策的人担任。如今，国务院序列排名第七的公安部长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是否在说内部的监管比外部的开拓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部门越来越职业化。职业外交家对推动中国外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正因为是职业外交，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交思维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外交思维是不能替代国家思维的。因此，不应在职业外交官里选拔外交部长。

　　美国有些时候在有关国家利益问题上，对华决策故意不让国务院的中国通或者对中国相当了解的人参加，就是为了不要让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太多的制约。因此，美国的国务卿，鲜由外交人士直接出任！

　　※不能始终完整地尽职于国家利益

　　中国的外交政策，形式上是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决策。但很多情形是外交部决策，最高领导层背书。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国家主席提出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倡议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随后，美国派出以外交官为首，主要由军方人员参与的代表团来华谈判，外交部愚蠢地以国家主席倡议为由，将中国军方排除在对应的代表团之外。因而出现了允许美国派100多人，携带大量检测设备到我军事基地将间谍飞机拆回运走的方案。在遭到强烈反对后，又谈出赔偿100万美元的协议。最后，闹出美国立法机构只同意给3.4万美元的国际笑话。

　　朝鲜核危机，从定位为中国问题、美国问题到国际问题之间的摇摆；
伊拉克战争，从劝和、同情伊拉克到被迫承认现实的演变；
台湾问题，从一个中国、一中各表到未来一中的退让…中国付出的不仅仅是使馆被洗劫、公司债权和国家外债的消失，而且是树立大国形象机会丧失，更是一统疆域的决心、大气和魄力！

　　最揪心的当然是台湾问题，为什么不能判断台湾独立是民进党和陈水扁的一贯理想和追求。早知如此，还不如坚持一个中国以及和所有国家建交的原则。台湾问题的无路可退和极度被动，外交部居功至伟。

　　3．情报

　　※机构众多而涣散

　　现存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外，只有越南、古巴和朝鲜，古巴和朝鲜较封闭，只有越南开放。既然是共产党执政，党和党的交往，完全可以通过政府来进行。保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既没有必要，还影响形象。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再是革命党而是唯一的执政党，应革命和战争时代之需而产生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按党政分开的原则，其功能和任务，完全可以由政治局常委挂帅的全国政协及其专门部门来承担。

　　军队，至少各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都有情报部门。这些部门，曾经是最神秘、屡立奇功的部门，但也是最早最深涉及商品社会的大潮、开军队腐败风气之先的部门。如今，军队的情报部门，可以说是最没有水平和战斗力的单位，相当程度上还利用其特殊身份，继续干扰社会、腐蚀和毒害战斗部门的团伙。

　　赖昌星的成长、壮大和成功出逃，就是情报机构众多而涣散的结果。曾经的广东，情报部门鱼目混珠、乌烟瘴气、真假难分。他们立了多少功不知道，但在毒害社会、政府和党的风气方面的“贡献和增色”肯定不少。

　　另外，既然有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这样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还要单独设立610办公室呢？

　　※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拆台

　　朝鲜进行核试验，由于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李冰已经背叛祖国，外交部可以没法预先知道。但与朝鲜劳动党保持经常联系和密切交往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怎么可以没有信息作出预先判断呢？

　　台湾问题的脆弱、艰难、复杂和被动，平民百姓指责国台办可能毫无道理。但对民进党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出现的多次重大判断失误，自然会想到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失职。

　　国家主席专机上被装上窃听器，驻悉尼大使馆布满窃听装置，这是外交部的失职，还是国家安全部的责任？两个关键位置，正军职的将军成为台湾当局的间谍多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出现的最大间谍案，谁之罪？如果从职业看，应当是军队情报部门。但从他们犯罪的程序看，因为主要是和披着台商外衣的企业家接触，似乎又是国家安全部的失职。

　　美国两次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同的情报部门得出的预测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这些预测送到国家最高决策层，不但无用，还会扰乱视听。如今的伊朗核危机，与中国的战略发展和未来政策息息相关，自然而然，各个情报部门给出的预测不会完全一样。谁来综合整理，以给决策人一个清晰明了的建议？

　　拥有情报机构，是现代国家一个通用现象。美国国土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和中国搞合作，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提出对等的类似要求？

　　二、中国面临的全局、长远而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1．着眼具体问题的现有监管机制

　　目前正在进行的股市大跃进，孕育着巨大的风险。股市一旦暴跌，导致崩溃，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灾难，会对国家安全问题造成巨大冲击。谁能承担得起？将是人祸、是罪过！负有监管责任，问题层出不穷的正部级中国证监会难辞其咎！

　　正部级的、世界少有的银监会成立以来，为何监守自盗的数量和额度都比没有银监会时多了呢？曾经造成百年巴里银行倒闭的亏损，只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被行长卷走资金的1/20，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亏损的1/25，中国银行不仅能屹立不倒，而且第一负责人还毫发无损。

　　209人死亡，6人失踪，29人受伤的辽宁孙家湾瓦斯爆炸，是建国以来死伤最惨重的煤矿事故，正部级的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只能建议追究高官的行政责任、中低官员的法律责任，而没有更高官员的政治责任。为降低事故，采取关闭小型煤矿的办法，是最简单、落后和不科学的方法，事故的隐患并没有消除。

　　中央政府派出的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已经快1年，可举目全国，不仅没有一个地方出现大众热切盼望的商品房价格下降的趋势，而且还适得其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一把手到关键的司局长、处长都涉嫌犯罪，已经说明该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但是，至今，它依然照样运行。

　　据说，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资产即客户资金的50%—80%，甚至全部都瓜分掉，一部分进入经纪公司或个人，一部分进入机构和个人，这不是掠夺而是骗财。对时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电力，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为什么都有民营企业的影子呢？世界少有的正部级电监会、保监会，怎么最终就监管出民怨沸腾、骂声一片呢？

　　据说，中央政府还在积极准备成立新的监管机构。但每出现一个新监管机构，就使一个领域的腐败火上加油，就腐化一批人。

　　2．台湾问题

　　有人说，台湾问题，已经从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问题的位置退下来。这是卖国的论调，是开脱责任的托词，是最有害的思维。

　　台湾孤悬海外，时刻提醒着中华民族曾经的耻辱、伤痛和泪水。对美国，台湾独立，符合其最大利益；
对台湾朝野，和平独立，是最大理想；
对大陆，和平统一，是国家利益的最优化。但从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到如今的主动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美国化，台湾问题不仅是宵小国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敲诈中国的手段，而且变成中国的命门和死穴。

　　一个毫无外在制约、具有无限扩张性的美国，加上一个内心极度不安、不自信、没有道德传统的日本，再加上一个想依赖美日的力量在自保的同时推进独立运动的台湾，使得美、日、台同盟的雏形已经浮出水面。实际上，美国倡导的“民主同盟”、“亚太安全同盟”及 “美日协防台湾”等的演进，都有战略上针对中国崛起，战术上防御台湾的安排。

　　一个2300万同文同种的同胞正在进行的民主实践，不管它疯狂本土化旗帜下的“去中国化”有多令人心碎，极端民主口号下的和平独立叫人多么义愤填膺，但民主在我们同胞深根发芽的事实还是会令人深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个个和蔼可掬、博学多才的台湾在野党领导人纷纷来大陆，本身就是对台湾民主最有效的宣传。

　　台湾的存在，还标志着中国人能搞民主；
民主是有前途有希望的；
民主追求根本没有错。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主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和壮大，使华夏统一的时间天平正在向着东方倾斜！

　　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两个政治实体的统一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统一的道路，正在向非和平方式转移。目前寻求独立的政党，正在培育统一后的恐怖主义。

　　3．特殊利益集团

　　因为工资待遇、垄断价格和腐败等问题，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增长，成为社会不断强化的非和谐甚至不安全因素。中央财团名义上属于国家，对国家的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它们，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

　　这些年来，各省都纷纷组建自己的地方企业集团，实行地方国企垄断。但是，地方企业垄断对民生经济是致命的。中央垄断一般发生在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领域，而地方垄断则往往发生在任何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较之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财团的公司治理往往更差，受地方政治权力影响更甚。

　　在一些地方，地方政权先用政权力量对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进行垄断，把财富集中起来，然后再将其恶性私有化，从而完成财富和资本从社会到政府、再从政府到少数人手中转移的复杂过程。由于这些企业数量大，涉及到的社会成员多，恶性私有化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更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当然，全球化也使得一部分财富和资本向国际大公司转移和集中。房地产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大多城市，与民生有关的领域，如水、汽、电、有线电视等都已民营化，加上烟草、食盐等还维持无理的专卖制度，特别是几大电力集团用垄断电网等手段恶性垄断电价，皆造成社会的怨恨和不满。

　　民生出了问题，和谐就没有了经济基础。中国社会今天所呈现出来的很多被外界称之为具有“民权”性质的问题，其背后实际上是民生问题。当人们不能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民生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求助于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这也就是眼下有关方面所承认的“经济问题政治化”现象的根源，是社会群体事件增多的根本原因。

　　如在国家多事之秋，那些将自己利益等同与国家利益的中石油、中石化的态度，能让人放心吗？

　　4．地方主义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管治地方社会方面负有比中央政府更大的责任。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也一直享受着很大的自治权。但因为中央地方关系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王国”。在涉及到国家整体利益的领域，中央也只出政策，而执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己有利的，地方政府就过度执行；
对己不利的，就想方设法地抵制。

　　在舆论监督、司法监督被阉割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官员显然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总理的难堪，是制度上的难堪，他们既然无法建立崭新的官员选举、监管机制，只能在官场的潜规则下运作，做些修修补补的功夫。

　　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第一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来说，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核心价值的缺失也导致了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

　　某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对辖区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并公然把公检法变成了私人警察、私人武装、私人法院了。权力的私有化、法律的个人意志、私人的裙带统治已经使得中国出现了“苏丹化”（大量的土皇帝）的政治失控的苗头。这是国家混乱和分裂的源头！

　　山高皇帝远，可以让地方官员“关起门来打狗”，“关起门来做皇帝”，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下，真相隐没在中南海视线之外，也隐没在全球人民的视野之外。为显示实力和权威，官员疯狂敛财，竟想在金钱上压倒企业家，所以宋平顺会说：“我还会在乎你那几个钱”？

　　5．教育

　　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后，最初的欣喜已经烟消云散。由于学校和老师渐渐无计维生，许多乡村教师奔向城里，办学费用没有着落，学校被迫关门。农村义务教育正名存实亡。

　　近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新的三座大山之一；
教育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家庭之哀、民族之痛、国家之伤。如果解决不好日益尖锐的教育不公、不合理、不科学等问题，教育、将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无知、短视和耻辱！教育将是中国最大的不安全！

　　作为教书育人和思想理论阵地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有问题。高等教育增长方式的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按抓经济的方式来抓教育，当然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教育部不敢公开承认的大学教育产业化，必然使大学向权势阶层屈服，教授向权贵集团和权势学生屈服。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而对他们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等于生存机会和理想的被剥夺。在中国传统里，这种情况如果经常发生，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安全和政治后果。谁来承担或者消化这样的后果？

　　教育本来是培养国家人才和精英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公平合理科学的精英淘汰制，自然就造成人才外流。中国教育的改革，召唤了国外教育机构，他们以中国为榜样，把针对中国的教育当作产业，因而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这不仅是人才的流失，而且是资金的流失，更是贪污腐败的动力。

　　6．其他

　　群体事件

　　最近的群体事件，抗争者就不再是年轻学生、或者是斯文的知识份子，而是群起的百姓和忧闷的复转军人，是上了年纪的母亲和奶奶们。政府把母亲和奶奶们逼上反抗之路，那一定是政府无理，或者贪官污吏在鱼肉百姓。

　　一系列的群体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消耗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群体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市场”，那时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自然应运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艾滋病

　　这是严重威胁国人健康和生命的恶性传染病，对此已没人能够睁眼否认，但对于当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什么则有着不同看法。有专家和官员认为是性乱和不洁针管注射吸毒两种；
而"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则认为，当下中国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渠道依然是采供血和输血制品，因而主要是政府对采供血的管理问题，而不是高危人群的道德自律和广泛发放安全套等技术层面的事。

　　腐败

　　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腐败现象的王朝，但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而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

　　在危机关头，一个自身带有腐败的军队，怎么愿意、怎么有能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一个腐败滋生蔓延的政权？

　　三、成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面临的问题

　　有消息说，温家宝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小时，他向身边人士表示，总理的工作繁重，担任五年已够，无意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上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中美之间就“国事访问”还是“访问”争论了很久。所谓“国事访问”的标志就是白宫南草坪铺红地毯、放21响礼炮、阅兵、白宫会谈和白宫晚宴等。根据国际礼仪，只有国家元首才能进行国事访问。最后，美方在晚宴上坚决不让步，原因是布什总统晚上10点以前必须就寝。再看布什一年里还有多次休假，经常回自己的农场，其悠闲程度真令中国领导人羡慕。

　　是什么让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比中国领导人悠闲，是美国的国内外事务没有中国多吗？是美国总统比中国领导人聪明能干吗？都不是！是美国相对科学的国家制度，其中，最有效的是对重大突发危机进行预测、建议、监督和管理的制度—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精神已经写进中共16届4中全会的《决议》。成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法律（略）

　　2．成立时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远远大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政治社会改革的滞后，使得总体制度越来越难以应对和消化由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尤其表现在收入分配的急剧扩大和党政官员的腐败这些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上。

　　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是维持执政党执政地位行之有效的必要方法，并由此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尽管自主创新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却以制度创新为首。这不仅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启端，而且对执政党自身的转型也非常关键。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同样是“三个代表”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灵魂。虽然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的必然方向，但民主只能是循序渐进的结果，只能是中国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的结果。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提供基本安全、公平和正义的政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政治改革的必要，又是国家发展的所需，更是执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当然，已经刻不容缓，不能再议而不决。

　　3．组成人员

　　由国家安全涉及到的军队、外交、公安、国安、金融、宣传、情报等部门首长组成的决策委员会以下的专业人员，全部由品德高尚、专业一流的人士担任。任期1年，每年改变50%，连续任期不超过5年。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到中央朝廷里去当官，是国家精英人物最向往和最荣耀的事情。选拔贤能的科举制度是一个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择优选拔制度，它向社会精英提供了一条到政府服务的途径。尤其是，它让一代代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知识份子，一直处于社会责任、道德和良心的制高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不必享有级别等行政待遇，这避免了各正部级监督机构面对中央部门和强势地方时所出现的尴尬。但必须权威，任何专家都有和国家安全顾问一起面见主席和参加会议的机会。

　　当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还应当有丰厚的经济待遇，顾问的年薪不应低于任何一位国有商业银行一把手，任何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专业人员的待遇不低于顾问的1/10。最重要的是有崇高的政治报酬，任何一位专家，都有直接出任地方、部门和大学一把手的机会。

　　理所应当，一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出现有悖职业操守和违法乱纪的情况，不仅要予以立即开除，而且要将事实用中英文向全社会、全世界公布，让其既失去信用，又难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

　　4．任务

　　※将解放军、武警和预备役部队等武装力量统一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负责全国范围内、一定规模以上武警部队的调动和使用。

　　※改革、整和、统一国家情报力量，将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统筹指导国家和各领域的情报工作。

　　※将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应对和决策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和各相关单位的执行。

　　对暂时出现，经历整顿后，可以减缓或消除的国家安全问题，如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童奴问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工作组处理，取代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这一行政机构，以减轻国家的行政成本和提高权威与效率。

　　对专业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如银行、保险和证券等的监管，负责制定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法律和法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专业工作组，取替银监会、保监会和电监会，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真正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

　　对重大问题，如台湾问题，主持制定将经贸关系转入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战略，并负责协调和监管战略的执行。

　　※其他特别任务和长期问题，如与达赖的谈判等……

　　5．紧迫的工作

　　拥有国际法意义上的核国家，除中国外，都向全世界宣布了详细的核战略。中国不仅至今没有自己全面的核战略，而且搞了一个逻辑和实践上都不通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因此，制定和实施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核战略，就是未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紧迫的工作。

　　中国的宇航探索，马上就要到达月球，很快会上火星。大飞机计划，航空母舰计划都在准备或进行，一个经济大国带动下的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已经隐隐约约。即便如此，钱还是花不完，要拿去买美国不断贬值的国债、吹股市的汽泡；
政府的外汇大得找不到地方投，只好成立专业公司来管理，投资美国的私募基金。为何不发展核武器呢？

　　核武器问世以来的62年证明，它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最不人道的武器，但同时又是最易走向反面的武器，即，它可能消除核大国之间的战争，避免世界大战。

　　8年以前，作者在美国最大的思想库之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几个美国离职高官和著名专家诚恳地对作者讲：“你们中国要和平统一，办法很简单，制造1000枚战略核武器出来”。是啊，拥有1000枚战略核武器的中国，完全可以将美国彻底毁灭，美国还能、还有胆量武装干涉两岸之间的纷争吗？

　　有限度发展战略核武器，是中国和平统一与和平崛起所花的最小经济代价、最低道义成本。但，这是重大的战略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肤浅的研究就有答案的，更不是一个或几个领导人开会就能决定的，必须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决定。有感而发，因有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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