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磊：简论梅贻琦对中国近现代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的贡献

　　【提 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具体分析了他对中国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理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深远影响，并研究了他在教育管理方面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关键词】 梅贻琦 ；

通识教育；

工程技术教育；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对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两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梅贻琦先生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思想是值得我们后人吸收、总结、研究的。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反映出近代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合谐的融合与统一。下面，仅就其一生中几个大的方面略述如下。

　　一．毕生贡献于近代教育，鞠躬尽瘁于水木清华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家道中落的旧职员家庭，1909年考取清末第一批官费留美生，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习电机工程，1915年学成回国，是年9月，应清华学堂的聘请担任物理教师，至此开始，他和清华大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之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他颇为不平凡的人生一页。从1915年他到清华担任教职算起，至到他于1962年5月19日在台湾患癌症病逝，他和清华的渊源关系长达53年之久 ，其中，担任清华教职47年、担任清华校长31年。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及治校经历，跨越了晚清、民国、国民党对台湾的地区统治，三个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在他73年的人生经历之中，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和清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的。清华之所以能从一个原隶属于清朝外务部、以庚子赔款的部分基金创立的留美预备学堂，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现代大学，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作为西南联大一部分的清华大学，在艰难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以严谨的学风办学，培养出了许多世界级的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这些是和梅贻琦穷其一生的努力和奋斗分不开的。

　　1915年9月，当梅贻琦应清华之聘，初次担任教师，讲授物理和数学课程时，清华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正规大学，只是专门为派遣留美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性质的近代学校，一切课程的设置都以顺利留学美国为宗旨和目的。清华最高班的程度，只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水平，学校也不分院系，只在必修课之外，开设一些学生按自己兴趣选择的文史和理工方面的选修课。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专任教授，1926年4月，被清华教授会选举为教务长，1928年－1931年，他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之职，1931年冬，是梅贻琦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被南京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李书华推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直至他于1948年底离开大陆。1937－1945抗战期间，他在昆明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不过，他在30－40年代的主要教育活动还是在清华大学的发展方面。特别是在30年代中期，在他的领导之下，清华大学全面步入了快速、协调发展的时期。

　　3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不安的时期，国内政局变化莫测，国外强敌虎视眈眈，这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牵扯到教育界，作为一所初创伊始、但确颇具财力、且有欧美国家作背景的清华大学，一时间也成为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和竭力控制拉拢的对象，而清华又有一批十分崇尚西方国家“教育独立、思想自由”观念、对国内腐败政治深恶痛绝的教授群，这些因素都决定着清华将会出现、或者说将会选择一个什么样背景、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的人来出任校长。梅贻琦所以能顺利担任此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7年，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都颇值得一考。清华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它的产生和发展所走过的路径和近代中国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办学体制都有所不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直接与美国的庚子赔款有着十分密切的连带关系，而这一笔较大的款项既和美国教会无关，也非私人捐款，却是和美国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关联，但是，美国政府并不直接出面操作此事，而是通过设立基金会的形式来运作。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美国得到其中的三千二百多万两，折合美金二千四百多万元，美国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分30年“退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清政府在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们的支持下，成立官办“游美学务处”，用此款作为留学经费，派遣留美学生。经过两次政府直接组织考试选送后，清政府外务部为派遣留学的方便，在北京城外海甸镇的清华园修建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一千二百五十四万五千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⑴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优势和办学条件，因此也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的治校经历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⑵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因素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特征较明显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学生会公布的一则“清华校长人选五条标准”颇使人感到其中的几分缘由，也向外界道出了清华学子的心愿：1 无党派色彩；
2 学识渊博；
3 人格高尚；
4 确能发展清华；
5 声望卓著；
⑶这反映出清华大学的师生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政局之中，企盼坚守一块不卷入政派之争的“教育净土”的普遍心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经过反复遴选（各方面推荐的人选有十几个人，鲁迅亦在其列），最终，梅贻琦以他优秀的品质和学识，成为清华校长的最合适人选。

　　二． 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蕴含深邃的思想理念

　　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两个时期：三十年代初至抗战爆发；
八年抗战期间主持西南联大校务；
下面，仅就其中荦荦大者，论述如下：

　　㈠ 1931－1937 期间，他在治校方面，主要有以下方面：① 建立并完善了校务管理体制，形成了以 “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教育管理体制。二十年代末期，清华按照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建立校、院、系三级教育行政体系，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罗家伦任职时期加以确立），但同时，清华还存在着一个与上述官方钦定的教育行政系统并行的、又在精神实质上不同于校长独揽大权的领导体制，即“教授治校”。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清华教授会和评议会，再加上由校长、秘书长、各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三驾马车”协同管理一切学校的重要事宜。评议会是其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长、教授会选出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它实际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其职权包括：议决大学的重要章程；
审议预决算；
议决建设及重要设备；
议决学院、系的设立与废止；
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
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学校的主要法案、章程也都由评议会发起动议、制定，它还是校长的咨询机构，所以，评议会是清华大学的最高决策、立法、审议机构，其决议都对学校的各级行政领导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所谓“教授治校”的思想是通过评议会的职能和作用来体现的。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一体制已初具规模并已实际开始运行，梅贻琦任校长后，接受它并且加以扶植，1931年－1937年，又得以发展和巩固，最终定型。西南联大时期，虽处在战火纷飞、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梅贻琦也仍然持之如故，但稍加变通，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无丝毫变化，这就是继承了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精神，以学术的自由民主为治校宗旨，并以此精神来管理大学。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之下，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健康发展、尤其对清华大学在一段时间内能有一个较为宁静、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水准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曾任清华法学院长的陈岱孙教授如下的评论是十分有道理的“在清华实行了十八、九年的校内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在校内，它以民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先生长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⑷

　　② 根据当时中国近代工业较为落后的状况，积极发展工程科学教育，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工程技术学科较为齐全、有一定专业特点和优势的工学院。1931年，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向发展”，又多次对吴泽霖先生讲“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⑸梅贻琦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他本人就是留美学习电机工程专业的，从南开学堂、直隶高等学堂，直至留学美国专习工程科学，他系统的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的教育，深受近代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及熏陶，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在国外大学学习、考察、生活的亲身体验与感性认识（1921年――1922年，梅先生又获得清华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学院机诫工程系进修深造，并在欧洲作短期游历考察），因此，他对办一所先进的工科学院是深谙其道的，同时，又充满了信心。

　　当时，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步伐十分缓慢，虽然国内也有几所大学设立了工学院，但是，国内工程技术高级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依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工程技术教育的起点很低，而且办学方向与培养人才的目标距西方现代大学相比较，也有本质的、深层次的区别。特别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方面，对培养什么类型的工程技术人才，中西方在认识观念上的差距极大。西方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源起于欧洲十八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的浪潮，是近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在欧洲十七世纪近代科学体系形成并迅速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即工程技术的进步深深地植根和依存于近代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在此坚实的基础上，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高等工程教育才由此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势衰败，为了救亡图存，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国也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其中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唐山路矿学堂尤为知名，但是，它们完全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只培养能够掌握一门初步操作技术的工匠。而且，都附属于清朝的各级官府之下，封建衙门色彩很浓。这样的工程教育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系统的近代科学基础之上，而将科学技术的完整体系“肢解”，只学其“流”，而不深究其“源”，这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教育方式是注定不会长久的。对此，梅贻琦作为一个深谙其中深刻道理的大学校长，一生几乎都在为此而不懈的奋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大力培养数量更多、素质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清华大学的工程技术教育得以迅速的发展。1933年，工学院正式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设有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聘请了施嘉炀、蔡方荫、刘仙洲、顾毓琇等工程科学方面的知名教授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之后，又修建了已装备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仪器的机械工程馆、土木工程馆、航空实验馆、化学馆、生物馆，扩建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又将机械系航空工程组的教师队伍扩大，在江西南昌创立中国第一个航空研究所，该所建立的风洞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大型风洞。原拟在湖南长沙建立无线电研究所，后因抗战迁到了昆明，装备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开展超短波和微波应用技术的研究。这两个研究所的建立直接是为中国国防军工的实际需要服务的，也是在抗战爆发之前，为了准备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中国政府加强国防力量和军事工业所采取的军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南联大期间，清华除了以上两个研究所外，又设立了农业、金属、国情普查三个研究所。四十年代，梅贻琦考虑抗战的时间会很持久，国家又迫切需要国防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他采取二项措施：一方面，在招考派遣留美生的专业项目中，特别引导与中国实际工程科学需要的专业：如航空技术、发动机制造、船舶工程、无线电技术、汽车工程等；
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国培养工程科学人才，他决定恢复清华原有的研究院，以满足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的继续深造。在昆明时，恢复了原有的文、理、法各科的研究部之外，又增设了土木、机械、电机、航空四个研究部。抗战胜利后，清华工学院又增加了航空、化工、建筑（始称“营造系”）三个系，变为五个系；
又建立了农学院，包括有农艺、植物病理、昆虫、农化四个系。这样，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工程技术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工学特点和优势明显的综合性大学。

　　③提出培养适合国情特点的工程技术人才的教育思想。梅贻琦不仅是一个实干型的教育家，而且，他在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参考和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系统阐述了中国培养理工学科人才的思想。提出以“通识教育”的理论来改革当时中国的工程科学的教育模式，培养真正适合中国工业化特点的高素质人才。1943年，他和潘光旦合作，写了《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详尽地论述了对我国工科教育的培养思路和改革方案。他们认为：实现工业化的三要素（资源、资本、人才）中，人才又是最关键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应需要有两类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技术人才；
二是组织人才，都须均衡培养，绝不可偏废，或非此即彼，因为“近代西洋从事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⑺而我们在培养工科学生时，“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但由于我们分不清基础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差距和联系，以及他们之间根本不能混同和替代的功能，造成工学院出来的学生在理论与实践动手能力、待人接物方面等都存在好高婺远、轻视劳动的弊端。“西洋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然的产生出来的。真正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的事。”这就从学理的角度澄清了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源与流”的辩证关系，匡正了人们对待西学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心理。

　　他们建议，根据工业化的实际要求，应将国内的工科教育划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三类层次的教育体制：工厂附设的艺徒学校（初级工业学校）、高级专科工业学校、大学工学院。初级、中级、高级的技术人才都由前二种学校培养训练，而“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梅先生有远见的认为，在工业化所需的二类人才中，工学院着力培养的应当是工业组织人才，而绝非仅仅是纯粹的技术人才，后者应放到各类专门的技术学校中去培养。他参考德国工业化成功的经验时说，单靠工学院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的技术人员是很难的，即使勉为其难地大量招生，质量也难以保障。与其囫囵吞枣的灌输，还不如办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各取所长，按需培养或训练不同规格的人才，“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因为，“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
……他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的教育目标应当是“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提供这一类的人才。”⑻既然给大学工学院这样的一个定位，又应如何改革目前的状况呢？他们提出了“造就通才”的观点，这种“通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博学通才，而是特指的工业建设中高素质、复合型的工程技术的组织者，而非只会做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设计或操作技术工匠。那么，怎样将这样的教育理念具体地落实到大学工学院的教育实际环节之中呢？梅、潘（潘光旦曾长期任清华教务长）两位先生提供了一套实施方案：他们认为，“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因为，“工业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同时，还应开设如“工业心理”、“工商管理”、“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等类课程，其结果，“旁及得愈多，使受教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他认为，工业人才的造就，正象一座金子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所以，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的添设，工科教育总的目的是：“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⑼大学所设立的工学院应是“金字塔”的“塔顶”，在其下，应该多设立一些中、高级的技术专门学校，其数量也应比工学院要多些，这样，工业人才的布局才是平衡的。

　　㈡ 1937年－1946年 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畔的抗日枪炮声，划破了清华校园昔日的宁静与安祥，平津先后被日本军队攻陷，清华、北大、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2月，广州沦陷，长沙已成为抗战的前线，几所学校又于1938年春再次南迁，最后到达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部分师生为了尽快复校，曾转徒数几省，步行数千里，历经艰苦，最终抵达昆明。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梅贻琦组成“联合大学常委会”，梅贻琦任主席，而蒋、张二先生另有政府职务在身，平日也常驻重庆，无暇顾及校务，故主持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校务的重任就落在了梅先生肩上了。抗战八年，梅贻琦以他特殊的办学才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辛勤工作，团结具有不同校风、不同历史的三所学校的师生，使联大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民族保存了复兴的希望，使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并造就了一代人才（包括后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科学家），被中外人士称为中国抗战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使教育能够为民族解放之战贡献力量，梅贻琦积极支持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⑴ 积极提倡和鼓励广大师生为抗战服务。1938年，重庆政府需要训练大量的机械化部队，清华工学院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交辎学校受训，分赴抗日前线，直接投身于抗日的疆场。1939年2月，为了战时的需要，在电机系增设了电讯技术专科，大量培养战时急需的通讯人才。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大西南的许多地区成为美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岛的战略基地，有大批美国军人来华助战，需要一批翻译人员，梅贻琦动员联大四年级学生参加受训，应征有四百余人，连同加入中国驻缅远征军的学生，共计达六百余人。⑽

　　⑵ 在抗战中，鼓励西南联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直接为社会服务。例如：清华工学院与交通部联合对滇缅公路的各项技术参数进行科学试验，又和水利部联合设计昆明的水利设施，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作，对云南全省的水利发电站址进行勘测，并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联合设计、监理了云南藤冲、下关、大理、喜州的水利发电站。这样做有一举双得的益处：既能够为抗战贡献教育界的力量，以知识和科技报国；
又能在具体而复杂的工程实践中，提高教师的工程技术水平，也对今后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的学生是一次难得的实际锻炼的机会。对清华工科专业的教学与科研，都是很好的提升水平的机遇，尤其对水利工程、电机工程、土木交通工程、机械工程、电子通讯工程等工科类专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⑶ 为了解决西南联大教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组织了带有创收意义的科技咨询机构，称为“清华服务社”。进入四十年代后，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及其贫困，而作为公教阶层的教授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但是他们依然甘居清贫而从教不缀，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气节。当时，联大教授中出现了闻一多教授刻图章、校长夫人韩泳华带领几位教授夫人自制米糕并徒步自卖以贴补家用之不足的窘迫情景。梅贻琦为此向各方请求帮助，成立服务社的目的是向社会承揽项目，以所得报酬补助教师们的生活之用。例如：承接昆明机场的测绘与扩建设计等，崭解燃眉之急。

　　三．弘扬中华文化精粹，融合西学人文主义教育理念，阐发现代大学之精神

　　很多学者认为，梅贻琦的教育思想的主体是“通才教育”论（Liberal Education），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研读和揣摩其教育言论，并观察其教育实践活动，对梅贻琦十分丰富的教育理论，及其中之精华，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最先提出此理论主张的是蔡元培。1916年－1919年，身为北大校长的他率先以北大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以德国大学的经验为参考（主要效法德国柏林大学之办学思想），以“学理与致用分开”的原则，对旧北大的校、院、系进行了改组，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研究所，将旧北大的五个二级学院，合并成文、理、法三所学院。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就是西方大学实行甚广的“通才教育”理论。作为蔡元培继承者的梅贻琦，其治校经历虽比蔡晚了十几年，所面临的学校不同、教育背景也不同，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范畴。不过，梅贻琦因自身的特点及他所身处的教育环境，其教育思想中有着更为特殊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考察。他的教育思想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 “大师论”的观点

　　1931年12月2日，他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了几项重要的办学方针“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一是造就人才”，“清华在学术上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在学术研究方面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清华的经济与环境都有条件到达此目标。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上述的两大目标呢？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⑾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拥有众多的大师级教授，这才是清华最应该考虑的问题。⑿

　　而教授的职责又是什么呢？仅仅讲好课就算是好的教授吗？不是的，梅贻琦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就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有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⒀

　　在此思想指导下，经过他多年的罗致聘请，清华果真成为大师荟萃的一所名校。例如：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
外文系的吴宓；
物理系的叶企孙；
化学系的高崇德；
生物系的刘崇乐；
历史系的蒋廷黻；
数学系的熊庆来、杨武之、华罗庚；
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
社会学系的陈达；
体育部的马约翰；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榷、赵元任“四大导师”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梅贻琦直接聘任的多是理工方面的名家：庄前鼎、刘仙洲、顾毓琇、陶葆楷；
文史方面的教授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
无线电学方面专家：任之恭、赵访熊。同时，聘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华做学术访问：冯卡门、维纳、哈达玛、华敦德、郎之万、狄拉克等，其中，俄裔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长期在清华任教，曾经培养出费孝通这样的优秀弟子。在这些名师的教诲下，清华培养出了许多日后也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王竹溪、林家翘、陈省身、杨振宁……

　　②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格修养的提高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与一般专业或职业教育不同，不应着力于某一门专业的“专论”，而应着眼于“通识”的训练，以使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
专识，特别事业之准备也，……社会之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潘光旦语）如上节所述，他特别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出来的人，既受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③ 融合中西文化之精髓，深刻探研现代大学之精神

　　四十年代中后期，在有着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他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和系统，对于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及存在的弊端，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以《大学一解》一文最为著名。其中，基本反映他的教育主张和观念。有以下几点：

　　1．关于“教育”的本质。他融合了中西人文教育思想的契合点，认为：虽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从“精神”本质方面看，中西方又是相互融通的，并不是矛盾的。古今中外，均从“修己”开始，古希腊哲学之精华，即“一己之修明”（Know Theyself）；
我国儒家思想中，孔子也主张“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古代强调个人修养的目的，更是为了社会与众人的幸福，“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不足也。”⒁因为，教育的本质不外乎使个人与社会之间能够协调发展，即关注“己”与“群”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教育的主要功用，“亦不外乎使其二者各得其所”。他非常推崇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学》，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了深刻的现代诠释，并融入了近代西方大学自由教育的理念。他认为，现代教育中的种种措施，始终不出“明明德”和“在新民”这二个范围，只不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理想而已。也就是说，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二个，不是一个，即人格品德的教育与科学技能的教育（文理工商农各门科学）。他认为，培养一个人，首先使其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之后，才能推而向外，“足以仕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这就达到了孟子的“修身而平天下”、荀子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人生理想。

　　2． 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他认为应是培养“全人格的人”，即“整个之人格”。在梅贻琦心目中，所谓“整个之人格”应包括三大方面：“治、情、志”。三者是一个整体，缺一则全废。所谓“知”，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以解决“求知”问题，属于“智育”层次。他尤为强调在求知过程中，“内动力”、“好奇心”、“求益心”的作用，教师的责任重在启动于此、调动于此，“教师举其一而学生反三”。所谓情，指情绪；
所谓意，指意志。这二点也是很重要的，但又往往被教育者所忽视，梅很早就注意到了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情商”问题，并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他说，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意志得以锻炼，情绪得以裁节”，使其成为“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认为，求知也好、治学也罢，都和“意志之坚强，治学贵谨严，思想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忌一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⒂，在这方面，他认为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师生之间的关系绝非“演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而是一种密切的“从游”的关系，他把学校比喻为“水”，师生是其中的“鱼”，师生之间“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期而至”，教师的真正作用应是：既传道授业，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授的品德举止能够对学生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巨大功效，所谓起“言传身教”之作用。

　　此外，他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例如：不赞成给学生增加更多的课业负担，他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使学生“失去慎独”的时间和机会，应给他们更多的“心灵之空间”，自由的汲取广博的知识；
他主张“通才教育”观，大学不只是培养某一方面的“专家”（他认为专靠大学的四、五年是培养不出专家的），而“应在通而不在专”，“社会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专家的出现，他认为有三条道路可以实现：一是继续升入研究院深造；
二是入大学之前就上各类专门技术学校，专门训练其动手及实际操作的能力；
三是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他的这种“通才教育”理论和他长期在清华大学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是有者极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在其成功的教育实践的背后，正是蕴涵着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及观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转而又去指导其教育活动。因此，他才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丰富的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一代著名的教育家。

　　总之，他对中国高等工程技术教育的观察和思考是相当深刻和敏锐的，而其视野又是极其开阔和广博的，把握住了近代西方工程教育之精华，而非仅袭其皮毛，又对中国实际情况很熟悉，洞悉其中之弊，用具体的措施加以匡正，并以清华大学为对象，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2006年11月3日

　　参考文献

　　⑶⑷⑸⑽⑿⒃ 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1页、第91页、第291页、第289页、第53页、

　　⑴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 中华书局 1980版；
第165页－第166页

　　⑵ 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 商务印书馆 第416页；

　　⑹⑺⑻⑼⑾⒀⒁⒂ 刘述礼、黄延复主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81页、第180页、第184页、第186 页；
第10页、第23页、第99页、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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