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公私分明又一例

　　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新思想旧习惯

　　我平时看书，见到公私分明的故事，都很留意。在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偏见，不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老共产党员，无论左右，在个人私德方面，凡能做到公私分明者，我以为都很令人尊敬。

　　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把中国传统中的公私界线搞乱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私观念极不清晰。现在有了物权法，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好一些，但现在中国一般公职人员中，确实是没有公私观念。在政府人员方面，现在从高到低，招待方面的费用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私不分。凡来人请客，不问公私，都是公家花钱，私人用车，更是公私一体，而且先私后公。公家的财富，在公职人员的眼中，其实不是财富，能花则花。社会上层，我不清楚，但省级以下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比如现在县级公务员的收入较低，如果按制度化的收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中国的公务员层级过多，一般公职人员，一生中正常的升迁，很难超过两次。这两次，如果起点在中央，至少是厅级：到省至少是处级?鸦在县至少是科级。而且其升迁的难易程度，上下恰好是反比例关系，越往上越易，越往下越难。在中央工作退休的人员，很少不享受厅级待遇的，在省工作的基本没有不享受处级待遇，而在县级工作的，能享受到科级待遇者很少。因为这个现实很难依靠个人努力改变，所以公私不分就成为一种现状，越往下越明显，现在县一级工作的公务人员，基本是在一种完全没有公私界线的生活中，除了住房一项尚有界线外，其他早已公私一体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极高，当然主要是制度原因，但也有些是个人道德造成的，因为凡老实人吃亏，基本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铁律，凡公家的便宜，一定要占尽。这种现象计划经济时代有之，但于今为烈。

　　抗战时期，胡适做中国驻美大使，１９４２年秋天离任。胡适回国前，收到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信，信中说：“有何需助，务请随时见告”。那个年代，社会清流对孔宋两家印象都不好，胡适也不例外，他曾在一封给陈布雷的信中直接表示过。但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有一件事对孔祥熙印象极好，就是因为当时向美国借款，主要靠的是银行家陈光甫，而孔祥熙非常配合陈光甫。胡适收到孔祥熙信后，回信说：“承问需助否，至感。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二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归国川资已请部照发，乞释念。前经管之宣传费下，亦尚有余款，俟将未了各项结束后，当详报。”《中华民国史料资料丛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三辑，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

　　一般人都明白衣食足而知廉耻的道理，但过了这个阶段，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树立公私观念呢？特别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附：谢泳：公私分明

　　在前几年的《读书》杂志上，看过费孝通先生一篇回忆曾昭抡的文章，印象中有这么一个意思：费先生说，他感觉到他这一代人和他前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不同的，什么不同呢？费先生说到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他前一代的那些读书人，都很要面子，这个面子不是虚荣意义上的那个“面子”，而就是要脸。所以他们做人做事，考虑最多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害。这个传统，越到后来越没有延续。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好习惯，我们过去要否定一个时代，总是把它的什么东西都否定掉，特别是在道德方面，总想另来一套，以为新就是好，其实事情远不那么简单，就说公与私的问题。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许多人分不清楚这二者，特别是一些官员，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公私这一回事。这几年情况稍好一些，但公私不分的现象还遍地都是。比如中国的公车制度，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改革的办法，这与制度有关，但也与道德有关。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不过这话看是说什么时候的事，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许多少还有一点道理，要是说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就不对了。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的，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把什么都包下来，才让人把公私混为一谈。

　　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界知名的教授，梁先生出身非常富有，从小养成了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她妻子邓泽民说过一件事：有一天，保姆把他们的小女孩带到了梁钊韬的办公室，据说，当这个三岁的孩子要一张画画的纸时，梁钊韬回答说；
“不行，这不是我们家的！”当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时，从不让自己的妻子随行，因为这样做不对。他一年要去北京三次，但他的妻子却从未去过北京。

　　陈寅恪１９６６年给中山大学卫生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写过一封信，说自己得的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他请求，从今以后，一切经常所需要的药品由他全部自费，一些自己买不到的药品，则请保健室供给，但要求全部自费。

　　这就是老知识分子的道德，或者说是他们已养成的道德习惯，到了以后这些好品德为别的东西取代了，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办公室用邮票都是公家的信和自己的信分开的，就这，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还有人要找麻烦。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夏衍生前多次说过，在中国所有的人中，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张申府在抗战胜利后也说过，抗战期间最不计个人利害、最体恤国家的就是知识分子。

　　计划经济实在是个不好的东西，它把人们本来早已养成的好习惯都扔掉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初，许多知识分子听说看病要公家花钱，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看病为什么要公家花钱？不是他们不懂社会保险之类的知识，而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公私始终是有界线的，我们现在才意识到要重新培养这种风气，但一两代人恐怕是难以养成习惯了。中国国民性本来是极自私的，可有一段时间，偏偏选择了公有制，特别是中国农村，搞了人民公社，历史真是会捉弄中国人。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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