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
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但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但在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中，农业劳动者阶层仍占总就业人员的42.9%，社会中间阶层仅占20%。中国还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各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 。而最近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即将家庭年收入5.37－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1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这项研究认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还要看到，即使是在比重很小的中产阶层中，公务员在其中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一份《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将公务员排在中产阶层三甲的位置，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则将“党政官员”列在中产阶层的首位。

　　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中，一些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报端。“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中产阶级的无产化”、“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中产阶级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产阶层能够更易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其生活状况在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首先，随着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近两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
其次，生活负担的加重。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

　　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高书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忧虑。“中产阶层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蒸发”等字眼，甚至成为文章的标题。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年收入2.5－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人数都在增加，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结构。塞尼特还指出，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说，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学者则发现，尽管近几年日本的经济在复苏，“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规员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带来较好收入的中产阶层的职业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根据一项日本官方调查，在20－34岁的人群中，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10年来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了13.3%。

一位日本经济评论家尖锐地指出：“所谓经济复苏，是大企业和富有者阶层的盛宴。大多数工薪阶层不仅没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会保障费和税金的负担，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经济的好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也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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