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民：三题议论李泽厚

　　近年很少读李泽厚书，偶于其主页上见通信一则，觉有问题，与学生论及此事，学生言李近年访谈文章更甚于此，予读而证之，乃大惊，遂作此文。李先生喜以“题议”方式为文，著有《美学二题议》、《美学三题议》，因效而仿之，也以“题议”形式论析先生道德文章，惟解读技巧出自弗洛伊德氏精神分析法，与社会实践派的招数有异。不以《李泽厚三题议》为题，系出“学道当进”之想，虽“学步”而不死搬，“效颦”而不硬套。如行文不慎，言语冲撞，亦属学步不稳、效颦不周、画虎不成之过，而非意存简慢或者无事生非。说句捧场的话，李泽厚在学界的地位，虽不像自称其忘年交的陈明说的那样是“华山第一剑”，但排在一流高手之列肯定没有问题。为表我对李先生的尊敬之情，行文中不宜直呼先生名讳处，必以“公”或“先生”代之，是为尊者计长者讳，非为溜其须拍其马。

　　题议一：李泽厚不再让人佩服

　　中国人素来讲究道德文章，李泽厚道德状况虽人不得知，但是其文章名满天下，却令人佩服得很。20世纪80年代，李氏享有青年导师之誉，在学界独领风骚。面对当时文坛黑马刘晓波气势汹汹的理论挑战，李先生沉着而不应战，长者之态俨然。90年代，作家王蒙与青年学子王彬彬发生争执，王蒙颇有失态表现，某即撰文《“名家”的失范》1，批评老王虽是名家，但在对小王的态度上有失大家风范；
并以李对刘的态度作对比，认为李才是真正的“大家”。然而，最近我在“中国学术论坛”网的“学人主页”中，看到李泽厚与陈明的通信，便觉李公不再让人佩服了，在此我把该信中不再令人佩服的内容抄录如下：

　　“何新信中说他‘并不事经商，而专意闭门读书’。那我说他‘做古董生意’、‘有几栋别墅呀、有小汽车呀、有很多小妞啊’，可能确属传闻不实（我现在也没法调查）。如果如此，我随口传播，并且见诸文字，便不应该。我原就此主动（何尚未向我提出此要求）向何新先生致歉。《论语》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仰之。’即使今天也许是‘更也，人皆笑之’，但我觉得也无关系。错了便承认，无论错误大小。”2

　　何新是20世纪80年代学界新星，自1989年起，颇受学界非议。李、陈此则通信，亦由何骂李而起。何、李对骂因由，属个人隐私，他人无权置喙。我只想以李、陈通信为契机论议李泽厚道德文章，一因李先生论人，颇重“操守、品格、私德”，甚非“论学不像论学，论人不像论人”之行为3，令我辈见贤不能不思齐焉；
二因李先生是名流大家，按古人的标准，属非圣即贤之辈，其言行堪做楷模，为万世法；
对大家自当按大家的标准对待。

　　大家者，虚怀若谷、襟怀宽广、光明磊落之人也。是非之辩，即使与己对阵者为众人皆知之小人，亦必就事论事，不作题外文章。传布流言，尤其是“可能确属传闻不实”之言，“随口传播，并且见诸文字”，漫说学界名流，就是普通人也“不应该”。既然传播过了，主动认错，敢做敢当，倒也不失大家本色。李先生就此事坦陈自己“错了”，以大家的名份确也让人感佩。只是李先生言谈之间多有浮词，很像卢梭的《忏悔录》，名为向人忏悔，实为自我标榜，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尽是认错者犯了错也比常人伟大的意思，让人觉得认错者态度并不真诚，这就使李先生的大家本色多多少少打了折。

　　“我说他‘做古董生意’、‘有几栋别墅呀、有小汽车呀、有很多小妞啊’，可能确属传闻不实（我现在也没法调查）。”作为一学术大家，李先生不会不知道胡适提倡的“拿证据来”。“万物一理”，为学为人其理一也。李先生对何氏的传言既然不是亲见，肯定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非空穴不会来风，就此而言，捕风而捉影、道听而途说，亦是常理，无可厚非，如古人所云：哪个人后无人说，哪个人后不说人。反正是私下议论，随口之言，人情之所不免。李先生既然“没法调查”，便拿不出相应的证据，没有真凭实据，便不应再行传播。既然传播，且形诸文字，便已成错。错了就该道歉，道歉后绝口不提此事方是上策。“可能确属传闻不实”，既是“传闻”，何来“确属”？如此臆断，难以服人；
“可能”属主观猜测，“确属”为肯定无疑，二者连用，自相矛盾，不伦不类。主观臆断，必生冤情，岳飞“莫须有”罪名，正是由此逻辑而生。法权社会，对犯罪嫌疑人均按“无罪推定”原则处理，这是现代国家民主原则和人权精神的体现。即使何新是一个贪污嫌犯，且上述传闻全部属实，在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之前，也只能任其逍遥法外。如轻易传播流言，便是对作为公民的何新之人格和名誉权的侵犯。我知李先生著有《论语今读》一书，微言大义，多有妙论，难道忘记先师“毋臆、毋必、毋固、毋我”的圣训？今人毛泽东亦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而不行，非真知也。

　　“我原就此主动（何尚未向我提出此要求）向何新先生致歉”，李先生在80年代曾热心传播康德哲学，不会不明白道德自律的道理。人凡做事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这是主体论哲学的精义所在，也是人之尊严所在。因此，做错事道歉原是犯错者的本份。但是，从李先生之“何尚未向我提出此要求”一语来看，李先生的逻辑似乎是道歉行为应该在受伤害者提出后才道歉，如果受伤害者不提出道歉，便可置之脑后。如果受伤害者不向做错事者一方提出道歉要求，而做错事者又“就此主动”“致歉”，那便是法外施恩，应该给予歌颂表彰了。

　　“《论语》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仰之。’即使今天也许是‘更也，人皆笑之’，但我觉得也无关系。”错了便认错，这是理之所在，很简单的事。认个错还要引经据典讲一番道理，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我愿和读者诸君探察一下李先生写信的对象再作道理。陈明者，哲学博士，国学刊物《原道》辑刊主编也，儒学研究有专著问世，非胸无点墨之辈，按其出身从业当对原儒圣言了然于心，给他写信也就犯不着引经据典地讲道理。既引经据典，必有深意在焉。在古代，德操皆高之人方被人视为“君子”，君子偶有失足之处，瑕不掩瑜，声名无损，依然受人尊敬。李先生引圣言是以“君子”比自身，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以事实而言，李先生这点小错确实影响不了他在学界的声望；
不过作为大家，李先生也明白既已犯错，即使于名无损，但若再让人“仰之”，也的确强人所难，因此他很机智地改为“今天也许是‘更也，人皆笑之’”。人若犯错以后，自然会受人笑，无法避免，只能正视。必要的态度是以此为鉴，勿蹈覆辙，而不是“‘更也，人皆笑之’，但我觉得也无关系”。人犯错受人耻笑反抱无所谓的态度“觉得也无关系”，给人感觉是破罐子破摔，即使是圣人所言，也会授人以柄，话说到这种份上，确实有欠考虑。

　　不管何骂李缘何而起，以李先生的声望和水平都不该和低于自己水平的人计较，如果计较，其行已类同凡人。换句话说，大家如常人一般行事时，已然不是大家了。仅就这一点来说，李泽厚已不再让人佩服。

　　题议二：导师不是教主

　　余少习《论语》，长而读《理想国》，受土圣人孔子和洋圣人柏拉图影响，道德理想主义成分甚重，凡事务求完美。李、陈通信，使青年导师形象见疑，然余心仍有不甘，冀李公此信乃情绪之作。岂料翻阅李公近年访谈文字，失望更增。

　　在《伟大的真理就是简单的——与北大学生的对谈》一文中，先生大家气度已失，碧玉之象尽显。凡大家，皆得道之高人也，早已洞穿世情冷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个人得失毁誉泰然任之。遥想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文采风流，名播四海，莘莘学子，咸不称服。李公遂奋廿龄余烈，振“实践”而御学林，倡“主体”而制文学，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有囊括文艺之意，并吞学界之心；
海内学子，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因声望方隆，底气正盛，虽有二三小子大放厥词，李公未置一词，高风亮节，气象森严。1989以后，公虽脱离大陆学林，余威震于殊俗。再后桑榆迟暮，有意“海归”，遂有“告别革命”之说，盛年景象已去。“从心所欲”之年，先生高风之节不保，大家气象黯然，对他人之批评一如常人，愤愤不平：“说我不及顾准，不及王元化，告别黑格尔不彻底……我当然不这么看。现在他们好像拿我当靶子似的，这里捎一句，那里捎一句”4。

　　思想千古事，怎么“看”取决于看者的立场，李公“不这么看”，不能要求他人也“不这么看”。况且嘴长在他人身上，怎么挡得住他人评说？漫说李先生一介书生，专制如周厉王、秦始皇者，也无法彻底钳制他人之口。因此，李先生根本犯不着为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而动真气。一句“我当然不这么看”，道出了李先生的真心：李公在意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在意别人说他“不及顾准，不及王元化”。其实“及”或“不及”，也仅是就某个方面而言的，客观地说，李泽厚在美学上的贡献和影响是顾准和王元化所不及的。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别人。因此，李先生实在没有必要对此较真，因他人说自己不及这个不及那个而动肝火。

　　再说，被人当作批评的靶子，应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拿你而不是别人当靶子，说明你在批评者眼里还是个人物，如果李先生位处精神领域被人遗忘的角落，虽欲当靶子而可得乎？再说，这些批评是就学术成就和局限而言，又不是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又有何不妥？没有正常的学术批评，学术如何发展，思想如何深化？如因先生是青年导师则人皆不得非议和批评，思想导师岂不成了精神教主？李先生称“我不喜欢牟宗三那样的教主式的人物”5，“教主式就是别人都得听他的，不得违犯他的教义一步”6。既如此说，李先生为何不容他人对自己的思想置喙？只许歌功颂德，不许清议批评，此等做派，非“教主”而何？如学术思想都不容他人异见，学人又有何理由批判权力者的专制和独裁？某读至此，忽悟一理：反对他人做教主的人，决不讨厌别人拥戴自己做教主。

　　及至访谈者谈及张志扬的批评，李公之态更出人意表：“张志扬，他也就是捎一下，也不具体讲。张志扬写给我的感恩戴德的信还在我这儿呢！信里说他一定拜访我。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发过他那篇文章，七十年代他的处境非常不好，发表文章改变了他的处境，所以他就特别感激，一定要到北京来看我，还写了一些信来。其实我们来往并不多，甚至很少，他批我，出我意料。”7

　　扶人之危，济人之困，是我华夏传统美德，搞中国思想史出身的李先生帮助当时尚未知名的青年学子，此等奖掖后进之举，原也不值一提。张志扬受人之助，心存感激，也是本分，实属应该。但人情与思想研究之间是两码事，如果因对别人有过相助之情，学术上的缺点也容不得别人批评，一批自己，就觉“出我意料”，岂不成了学阀？若干年前李先生倡主体哲学，讲康德自由意志之说，畅言民主科学，言及中国百年历史，深以“五四”事业未竞、“救亡压倒启蒙”为憾。对自己帮助过的人一点批评就耿耿于怀，“恩主”色彩浓重，“民主”心理全无。照此逻辑，今世学者大多为体制中人，拿着政府发给的薪水，因此便应个个噤口，不得对体制内弊端置一词了？

　　再者，张志扬的批评，用李先生自己的话，“也就是捎一下”，竟值得李先生大光其火，细细地向世人叙其来历，把他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之人？张志扬为人如何我并不得而知，但从李先生说他批自己“也就是捎一下，也不具体讲”的情形看，可知张志扬笔下留情，并非不达人情、过河拆桥、尖酸刻薄之辈。

　　张志扬既受李先生提携，“特别感激”，“一定要到北京来看我，还写了一些信来”，原也是人情常理。对他人之谢铭记于心，以李先生的身份，我总觉得不相称。尤其是“感恩戴德”这个词出自李先生之口，让人觉得李先生做事从不白做，施恩是必求回报的。施恩求报不得，心理便不平衡，而这，怎么说也与一个名流大家的身份不符。我曾忖：以李泽厚声望境界，所留书简必与思想交流有关。事实看来，李公为人行事不过如此，直让人怀疑李公对庄禅意境、佛陀世容、魏晋风度是真知还是假懂？

　　李先生强调他和张志扬之间“来往并不多，甚至很少”，名人往来自然无白丁，尤其是像李先生这等身分，肯定不胜同道中人及敬谒者往来之烦，其时张志扬乃无名后进，来往不多也很自然，李先生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既然专门叙说，想是李先生觉得以自己之尊荣，而与此学界无名小卒交往，实在是降贵纡尊，太给他面子了；
而今此人不思图报，竟敢对自己妄加非议，真是不够意思。“来往并不多”，此言意义十分明了，即使小学生也会懂。再加“甚至很少”，便是废话。人一上年纪，就会出现返童现象，俗语谓之“老小孩儿”，性情变得像小孩子一样，脆弱、敏感、任性、争胜、不自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老小孩儿”没有了小孩儿的天真可爱，却有了小孩儿没有的絮叨，说话罗嗦，惹人嫌烦。只此四字，便让人觉得昔年呼风唤雨的美学家而今垂垂老矣！

　　题议三：自恋不必轻人

　　“文人相轻”乃中国传统文人之劣根性表现，现代思想先驱鲁迅曾不遗余力地批判过它。批判归批判，真要消除它还非打持久战不可。用李先生创造的独门术语表述，任何东西一旦“积淀”下来，入人骨髓，再想脱胎换骨，那就难了。

　　《文艺研究》编辑戴阿宝曾对李泽厚作过一个专访，在谈了“许多理论问题”后，戴编辑要求李先生“是否可以离开理论来谈一谈中国美学界的一些人和事”，“回忆一下你与其他美学家的交往”8。戴编辑的意思无非想通过李先生了解一下美学界的趣闻逸事，没成想李先生还是偏到了“理论问题”上。偏就偏了，职业习惯，人皆理解，只是一偏再偏，在评价各家理论成就时出现倾斜，让人生“文人相轻”的联想，甚不相宜。

　　李先生声明“我的个性是不爱交往。我不仅和美学家，我和很多人都没有交往。”9却又提到他找朱光潜喝酒、朱光潜送他书等事。某逻辑知识有限，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想就教于李先生：如果喝酒、送书、写诗给朱光潜看这些日常行为不属交往，又该把它们归属到何等种类的范畴中去？“和美学家……没有交往”，照此说法，朱光潜应不属于“美学家”，笔者虽才疏识浅，求知欲却是不弱，因此很想从李先生这里知道，朱光潜是一个丑学家还是一个别的什么家？

　　是真名士自风流，李先生虽然和其他“美学家……都没有交往”，在述及其他美学家时仍然谈笑鸿儒，激扬文字，意态之间顾盼自雄，竟无一人入其法眼。朱光潜的思想李先生几乎没置一词，“宗白华在当时美学界确实没有什么影响，在北大也没有什么影响”，“王朝闻自己并没有多少理论。他的特点是对艺术有很强的敏感”10。蔡仪则是其间水平最次的一个：首先是为人小肚鸡肠：1957年初，学术新秀李泽厚“拜访蔡仪，他板着脸，不高兴的样子，大概就因为我批评过他”11；
其次是学问提不起来，“在文学理论组评博士生导师时没评上。我这个年轻的都评上了。因为他讲的东西太离谱了……稍微懂点文艺的人，都不接受他那一套”12。李先生提到的美学诸家在理论建树上确有不及李公之处，这是事实。一经李先生本人述说，便有不妥。国人素忌“王婆卖瓜”，好坏当由局外人述之，一经当事者说出，便让人通身起鸡皮疙瘩。再者，中国传统，道德文章，原为一体。大家论人，自当心存仁厚，隐恶扬善；
露才扬己，逞强争胜，非大家所为。

　　在回顾与其他美学家的交往时，李先生前言不搭后语，读来甚感滑稽。在同一段文字中，李先生先说“蔡仪和朱光潜，我是去拜访过他们”，时间是在“1957年初”，没谈几句却又说“朱光潜当时我是不是拜访过，记不清了”。若说他记性有问题，可有的事情他又说得真真切切，时间咬得很死：“朱光潜送给我两大函线装的《五灯会元》，还送给我两本英文书，那是在七十年代，现在都捐出去和送给别人了。”13既然拜没拜访过朱光潜李公已记不清，照常理推论，当是朱光潜拜访了李先生。否则，那“两大函线装的《五灯会元》”和“两本英文书”断不能肋生双翅，自己飞到李先生家里去。其实，同道之间来往互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以朱光潜的名份，况又是自己的老师，李先生去拜访他，也算不得降贵纡尊，没有必要遮掩或回护，就说记得又有何妨。

　　对于交往中的孰先孰后，李先生甚是在意，叙事时语颇暧昧且多自恋。

　　“你刚才提到《批判哲学的批判》我请某人写书评的事，我记得没这回事。我从来不要求别人写书评之类的东西……我现在倒愿意部分相信新历史主义。回忆录、历史记载等等，很多都是不可靠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人告诉我，冯友兰的女婿在一篇文章里说我向冯先生求字。其实，我一辈子从不求人写字，也不求人画。尽管我认识的画家和书法家不少，我家里却没有任何收藏。事实是冯先生听我提出‘西体中用’的说法，很高兴，他主动给我写一幅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先生的女儿冯宗璞打电话给我，说她爸爸给我写了字，问要不要，我说那好极了，当然要，就去取来了……求字与否，这事毫不重要，只是说明：一、我个性不好，不太主动；
二、对一切历史记录都未可全信。联系到自己，类似的事还有好几件，不必多说了。这里可以说的是，冯先生不搞美学，却是最早给予我的《美的历程》一书最高评价的人，我非常感谢他。这本书出来以后便挨骂，但一直销得很好。很多人保持缄默，冯先生却高度肯定它，说是一本大书，点明了《历程》的影响和意义。”14

　　论到与人交往，李先生对于他“请某人写书评的事”的传闻坚决否认，态度明朗，只是上下间言语首施两端，让人不知信那个好。既然“从来不要求别人写书评”，就应是彻底‘没这回事’，而不存在“记得”不记得的问题了，既然用“记得”二字，显然是不敢把弓拉得太满，留有余地。不过，据李公所述，连冯友兰这样的学界耆宿都在李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写一幅对联给他，还要再让女儿打电话问李先生要不要，则李先生声望与影响可知，即使他不“要求别人写”，别人也会主动捧场的。其实请人写书评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谁也不会因为李先生请人写过书评便从此怀疑其学术水平，或竟至于从此小觑了他。如此表白，未免流俗，也显得不自信。日常交往不同于两军对垒，谁先主动议和或先举枪投降便是向对方示弱，大大有失尊严。只要不是物权交易，因求某种方便，向人索要东西不算有失体面，主动赠人以物，也不属曲意夤缘。一幅对联，是送是求，都无所谓，一再强调是对方送而不是自己取，太煞有介事了。漫说读书人，就是行商坐贾、走卒贩夫，听到如此认真地申辩，少不得也要发笑了。

　　李先生又把别人传言他请人写书评上升到“新历史主义”的高度，不仅显得小题大做，也让人颇感惊讶：此等癣疥小事就能让一代名流轻易信奉某种观念，直教人从此怀疑信仰的力量！不过，如果事情颠倒过来，是别人求李先生，李先生也许就一点也不相信“新历史主义”了，那时先生一定会把那些认为“回忆录、历史记载等等，很多都是不可靠”之徒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者。

　　李先生思维纵横捭阖，令我等后生终难揣其意绪。某虽中文科班出身，了然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蒙太奇等概念，也知自动写作、自由联想怎么回事，但思来想去还是闹不清楚：从有无请人写书评怎么会扯到自己著作的“影响和意义”上去！如此看来，在访谈中“意识流”比在小说里更能派上用场，可以不受拘束更加自由地流来流去。从此超现实主义文学词典里，要加上一个中国化的“自动口述”概念。惜李先生疏于命名，知识产权要归藐予后学了。李先生终究是受马克思主义熏陶过的哲学家，思维中理性因素甚多，非弗洛伊德、荣格、布勒东等野狐外道可比，意识之流虽天马行空，理性之缰却牢握在手，于言谈意旨及价值取向上并无丝毫差池，这应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非理性主义”在“口述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吧。

　　李著《美的历程》出版后虽然“一直销得很好”，其“影响和意义”也得哲学泰斗冯友兰“高度肯定”，竟然有“很多人保持沉默”，不要说李先生，就是置身事外之人也觉情难慰意难平。这“保持沉默”的“很多人”会是谁呢？以李先生的交往范围，我等无名众生自然没有资格跻身其间，当然应该是那些“搞美学”的人以及那些虽不“搞美学”却懂美学的人。想想也真真可气：连冯先生这个不搞美学的人都给予“最高评价”，再从出版后“一直销得很好”的情形来看，广大读者的评价自然也不差，惟独他们“保持沉默”，是何原因？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只是李先生有言在先：“对一切历史记录都未可全信”，既如此说，再让人相信李先生所说的“冯先生不搞美学，却是最早给予我的《美的历程》一书最高评价的人”以及“冯先生却高度肯定它，说是一本大书”，确实让读者犯难。而且，世间著作汗牛充栋，能充“大书”者却不多，因为大书须是局内局外人士皆难挑出毛病之书。冯先生虽然艺压学林，但他“不搞美学”，从专业角度讲终究外行，其评价高低都只能作参考，岂能认真？就常理而论，冯先生精通中国哲学，岂能不知当着低人不说矮的道理？李先生到底是读书人，给个棒槌就当针。我想起电视剧《亮剑》里主角李云龙训斥其部下的话：为人再实在，也不能听不出客气话呀！再说情形也不像李先生说的那样一边倒，例如，搞美术出身的艺术批评家范景中等人（不是张志扬）就毫不客气地批评《美的历程》黑格尔主义色彩太浓，在建构理论体系时使事实就范于预设概念：“他为了证明北宋山水画为无我之境，竟把《笔法记》砍得身首全无，所剩下的寥寥数语中有几句本身就是《笔法记》所要反驳的。关于范宽的一段也把最重要的一句，即‘默与神遇’给砍掉了……李泽厚在引证《宣和画谱》时，悄悄绕开了范宽这几句自述，也可能是他的思想过分活跃而跳过了这几行”15。

　　李先生在多次访谈中坚持说自己“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往。但先生把交往中别人的馈赠品轻易捐赠或送人，就不仅是性格爱交往不交往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人的德性与修养的问题了。馈赠物非一般买卖而来的东西，它有馈赠者的情意在内。轻易把它捐赠或送人，对馈赠者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如此行事，“人文精神”之说，不免流入高蹈。倡导思想和精神启蒙的一代名流尚如此行事，又何望普通民众人文素质的提高呢？在这种意义上讲，启蒙者应当首先被启蒙。

　　笔者深知才疏艺浅，和一流高手过招罕有善果，如李先生亮剑，吾必玉碎。然斗胆出招，非是想向“第一剑”讨教一二，而是想以此个案解剖人性的弱点。佛家谓人生贪、嗔、痴若沾一字，境界必降。名哲如李泽厚者，言行尚且如此，其道理不由人不信。李先生不谨言状，终累大德，这倒使我想起英国诗人蒲柏的一句名言：to err is human（是人就会犯错误）。前人译此句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与中国传统话语对接，读来也觉典雅，却偏离原义远甚。据基督教人性观，上帝完满自足，只有他老人家不会犯错，上帝以外的凡人，任是圣贤智者、帝王将相，因是血肉之躯，自不免受情绪、欲望左右，皆有可能犯错。圣贤不过是修养和境界比一般人高的人，脱不了肉体凡胎，仍有可能犯错，只是犯错的机率比一般的人要少，犯错机率少不等于不会犯错。在此意义上，我虽然不再佩服李泽厚，但我理解他的行事：晚年难耐寂寞，牢骚太盛，言语之间多意气用事。我也请阅读此文的诸君对李先生多一点理解和宽容：李泽厚成就再大名望再高也还是李泽厚，虽超凡而不能脱俗，虽属英杰而不能归入神道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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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清民：《“名家”的失范》，《岭南文化时报》1995年12月18日。

　　2李泽厚：《何新那条狗不必理他》，《中国学术论坛》网站“学人主页”李泽厚主页

　　“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94”。

　　36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25、272页。

　　457李泽厚：《伟大的真理就是简单的——与北大学生的对谈》，《走我自己的路》，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383－384、375、384、页。

　　891113、10、12、14李泽厚：《我和新中国美学五十年——香港答戴阿宝问》，《走我自己的路》，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448、449、450、450-451页。

　　15范景中等：《译者序：贡布里希对黑格尔主义批判的意义》，《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来源：天益首发。作者为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供观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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