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怀念恩师邓广铭先生

　　知遇之恩

　　1987年10月8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10公寓206室的房门。举手之间还犹疑不定，虽说我在北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正好是邓广铭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在我面前敞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说是机关又不是机关说是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学校任教，游离于学术界之外。后来有一天，心中涌动起对学术的向往，于是就这样莽莽撞撞地敲开了邓先生的家门。老实说，在这之前，不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能够跻身于北京大学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请邓先生介绍我去中华书局。没承想，待他仔细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当即决定把我调到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门对此发出质疑：北京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调进这种人合适么？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资格取人。据说他还为此找过当时主管人事的一位副校长。半年后，我相当顺利地进入了北大。

　　每一想起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铭心。邓先生于我，可以说是一种知遇之恩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仅仅见过一面，晤谈了两个小时，就能预卜他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出他的学术潜能。我想说，邓先生确实不愧是一位大师。

　　但凡学术大师，大抵都有一双法眼。世俗学者知人论事，多半是依据资格轩轾高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洞察秋毫。而大师的本事，是在一个人未成气候之前就预知他的未来。当年胡适、傅斯年在邓先生未出茅庐之时就对他期许很高，那就是一种大师的眼光。

　　后来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文革动乱结束后，中国史学界人才凋零，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当年他创办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时，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才，多出成果；
快出人才，快出成果”，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词。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作的一篇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我曾应《北京大学学报》之约，为“北大学人”专栏撰写一篇邓先生的小传，邓先生在看校样时也在文章的后面加上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话。看得出来，他对此是极为在意的。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正是有了傅斯年、邓广铭先生这样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才代有传人。

　　我不是邓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来不敢以门生自诩，恐有僭伪之嫌。甚至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都没有勇气站到邓门弟子的行列中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中，邓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若是要编“学案”的话，我自认是邓先生的嫡系亲传。

　　大师无师

　　邓先生属于“大师无师”的那一类学者。对他毕生学术事业影响最大的两位前辈学者，一是胡适，一是傅斯年。在他的晚年，书房里总是挂着一帧胡适的遗像。他与胡、傅二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32年。那年夏天他考入北大史学系，适逢系主任朱希祖去职，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系主任，胡适则是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后来回忆起来，他觉得大学四年中以这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大学最后一年，他选修了一门胡适开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实习的成果是一部《陈龙川传》（此书后于1943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作品颇得胡适的赞赏，胡适称“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但同时又说：“辛稼轩是陈亮的好朋友，你这篇传记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得太少。”这就成为邓先生后来研究辛弃疾的一个重要机缘，而正是以对辛弃疾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邓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

　　1936年，邓先生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傅斯年本想让他去南京的史语所工作，但最后他还是听从了胡适的意见，留校做文科研究所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胡适。次年，由于胡适和傅斯年的大力促成，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得以开展对辛弃疾的研究。当时胡适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
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1939年秋，邓先生应西南联大之召，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此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已改由傅斯年兼任所长。这一时期，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巩固邓先生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邓先生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就在他到达昆明之后不久，适逢上海大东书局刊印的《宋会要辑稿》运来后方，给史语所和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优惠，可这仍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全部薪水，当时家累较重的他，本不打算买，然而傅斯年却硬是逼着他买了一部。邓先生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次年，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让邓先生也一同前往。在李庄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先生潜心于宋史研究，后来获得学术界很高评价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都是在李庄写成的。当时史语所拥有一个在后方来说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抗战期间，这里实在是一方难得的世外桃源。

　　抗战胜利后，邓先生复员到北大史学系，还替当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做过一段秘书。自1946年秋傅斯年离开北平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不过还有一段后话值得一提。建国初，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由美返国途中绕道台湾探亲，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托江捎来一个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书转赠给邓先生，不明世事的傅斯年，还以为他仍然有权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呢。近半个世纪后，邓先生重提这段旧事，不禁感喟道：“傅先生对我始终念念不忘！”

　　不管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史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然而邓先生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走上了宋史研究的道路，并且成为20世纪宋史学界的泰斗。不好理解么？学术重师承，但师承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即师傅带徒弟式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学；
另一种是心领神会式的，重在参禅悟道。专业导师可以授业，但只有大师才能传道。邓先生与胡适、傅斯年之间的师承关系，就是这后一种。

　　耿介与执著

　　熟悉邓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在他去世后，北大历史系为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而起草的一份《邓广铭教授生平》，称他为人“刚直不阿”。但在讨论这篇文稿时，他的女儿小南觉得这种千篇一律的悼词套语似乎难以表现邓先生的独特个性，建议改用“耿介”二字，她解释说：“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小南不只是他的女儿，而且禀承了家学，她的硕士生导师就是邓先生，要说对邓先生的了解，自然没人能比得过她。听到她对邓先生独特个性的独特诠释，在座的人都会心一笑。

　　忠诚于学术是邓先生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李新在一篇纪念邓广铭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先生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因为“八条”是总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见显得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后来遂有人向上面反映说：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

　　对邓先生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余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竟达60年之久！

　　在邓先生去世前不久，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他1997年10月7日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在他看来，把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印出来，简直就是一件罪过。这就是邓先生至死不渝的学术态度：决不苟且。

　　四写《王安石》

　　说起来，在邓先生一生的学者生涯中，也不是一点没有让人沉吟的话头。在北大历史系1997年春节团拜会上，邓先生极其率直地表白了自己的一段心曲：“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话听起来颇有点自责的味道。文革以后，知识分子都撩起衣服来数自个儿的伤疤，谁的伤疤少谁就感到惭愧。其实对历史的反思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说到“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容易让人发生联想的，大概就是他在文革中写的那本《王安石》了。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
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此次谈话内容传出以后，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先生商量，请他尽快对50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将邓先生重写的《王安石》印出百来本讨论稿，送到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行讨论，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说对“儒法斗争”反映很不够，于是出版社要求邓先生再作修改。这一回，只有这一回，邓先生没有耿介到底。这部书稿终于比照“儒法斗争”的需要改定出版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社要重印此书，又要求邓先生删除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刊出过一篇书评，题目就叫《邓广铭三写王安石》。这次的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在邓先生的晚年，这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以至于他要在90高龄来四写《王安石》。所幸的是，此次改写的《王安石》，终于赶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出版了。

　　从文革中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点这样那样的尴尬。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对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那根本就是圣人的标准。就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在1949年以后仍然固守自己的价值主张的，除了陈寅恪先生之外，恐怕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即便是陈寅恪，如果没有毛泽东格外的宽宏大量，不能想象他能够挨到文革。你总不能要求人人都是陈寅恪吧？再者，我总觉得，过去的那一切，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承担全部责任，该忏悔的首先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诅咒的，是那种逼良为娼的政治环境。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明明是政治家的问题，却要把账算到知识分子头上，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从来就没有独立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说来，国家的兴亡与他们有多大干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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