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人文学、科学、分科之学

　　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研究文史哲的人文学与研究数理化的科学终于成了冤家对头。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知识界还打了一场以F·R·利维斯为一方、C·P·斯诺为另一方的“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著名的笔墨官司。

　　这也难怪。比之科学，人文学关注人类的情感，也具有更多的玄想成份，尽管它也并非不使用归纳、演绎之类的科学方法。而科学却只承认逻辑推理之类的思维方式为唯一正确唯一正当的思维方式；
诉诸人类情感的人文学思维方式在它看来是不可靠的，它也不屑于关注人类的情感。对于科学的这种立场，人文学的回应是你不能以一种你认为正确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来压倒其他认知世界的方式。在人文学看来，科学思维甚至有机械论或者还原论一类的根本缺陷，故而它认知世界的方式不仅有缺陷，而且有严重缺陷。

　　在西方古代，学问就是学问，原本并没有人文学与科学之分，只是到了中世纪末期或文艺复兴时期，两种学问才逐渐分道扬镳。到了20世纪，在人文学之外又出现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之类的学问。它们看上去像人文学（难怪在中国，它们统统被划入人文学所在的“文科”）但并不被视为人文学，人们甚至不愿对它们进行分类。同样的，在古代中国，最初也只有笼统的“书”、“经”，只是后来才有了经、史、子、集之分。

　　现在看来，虽然科学家多少也承认人文学的思维方式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没有哪个人文学者没有受到科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到了20世纪上半叶唯科学主义泛滥中国时，人文学与科学成了仇敌。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曾经上演过一场著名的“科玄大战”。那是一场关于科学与人文学孰优孰劣的大争论，结果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分胜负。

　　时过境迁，目前科学和人文学双方似乎对于决出究竟谁代表了更可靠的认知方式已不感兴趣。双方似乎已最后圈定了各自的地盘，或者说已最终承认各有各的功用。

　　可是现如今全世界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却面临着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这问题既不是科学与人文学的矛盾，不是科学对人文学领域的蚕食，也不是人文学在“反思启蒙运动”旗号下对科学主义所发动的反击，而是各种科学和人文学学科分工的高度专门化、高度细密化问题。无论你是做科学研究还是人文学研究的，你如果恰恰是业界中人，便不能不把眼光集中在某一个非常狭窄的面上，一头扎进去，晧首穷经，或在实验室里呆到头发花白。否则，你根本出不了“成果”，而出不了“成果”，你便得不到学位，拿不到教职，升不了教授。

　　但这样做，你不啻是在与魔鬼做生意。

　　科学在西语里是science一类的词，本意是“知识”。汉语把它译为“科学”，可谓抓住了本质。“科学”者，分科之学也。问题是，现在的“科”越分越细，人也跟着僵化或异化成某方面的“专家”，成了科学的奴隶。由此想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真幸运。那时的科学还真是“知识”，还没有蜕变成上分“科”之学。达芬奇既是大画家，又在科学乃至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在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不是现在世无英雄，不是现在已没有天才，而是学科越分越细的分科之学使然。

　　中国英语文学界、语言学界和翻译界所面临的问题，说得好听一点是“专业方向”划分得越来越细；
说得不好听，是假分科、伪分科，就是把已被爆炒了N次的论题改头换面，再重新翻炒一次，把它包装成所谓“学术成果”，以兑换学位、职称或其他形式的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成了体制、流俗和偏见的奴隶。我们早已不是整全的立体的人，而成了单调乏味的平面人、线条人。这就叫作异化。

　　我们应当尝试走另一条路子，以反抗成为平面人、线条人的宿命。我们这样做，也许会显得像唐·吉诃德手持长矛迎战大风车一样徒劳，可是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人应该是立体的人而非平面的人。如果我们变成了线条人，那就更可悲了。

　　即便在这个MP4、博客和生物科技的时代，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教育理念也远远没有过时。让人在德、智、体、美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不仅是当今人类的一个大课题，也是未来人类的一个大课题。

　　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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