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大国崛起与民族主义

　　2006年，一部长达12集的记录片以“大国”和“崛起”两个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词语做为标题，吸引了众多的关注。甚至有人把它跟近二十年以前的那部著名的记录片联系起来，更使它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这部片子虽然回避重点，但也尚属客观地讲述了九个大国崛起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展示出来，对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同时，这部片子引发了学者们对“大国崛起”这一话题的关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报纸上面的评论文章，对宣传现代文明、普及普适性价值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古老的天朝大国遭遇泰西列强的坚船利炮以来，富国强兵便成为华夏族群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国人在追求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上，走过了一条灾难不断更迭、历史时常循环的道路。在历史上，所谓的“中国”，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诸个朝代的人们，都以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皇帝即为“天子”。直到遭遇西方的炮火，华夏族人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只是世界万邦之一，并且处在泰西诸国的威慑之下，于是发起了各种各样自强、独立的运动。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可以发现，在建设一个民族国家过程中，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始终是当时仁人志士的追求。

　　在这一过程中，促使一个“大国”形成的思想因素，主要是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总是先于民族国家而存在，因为正是有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才通过历史想象，把共同生活的地缘文化圈，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由此，民族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居民，一个黑龙江的村庄村民，和一个上海的市民，天南海北，风牛马不相及，而他们之所以会一致把祖国当作一个大家庭，不但因为他们对共同历史的自豪感，而且更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自我管理的制度，实际地参与整个国家的制度运作。在当下，民族主义常常滑入盲目排外，乃至叫嚣战争的境地，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民族国家，却是赖宪政民主制度方得以建立。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常常坠入中气不足、虚火过旺的境地。

　　在对《大国崛起》的评论中，杨阳先生特别点出片子反映出“编导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的观察，是透过“大国”的话语狂欢，直接点出了问题要害。在和平时期，过度的民族主义宣传，对国家的和平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民族主义宣传往往凸显国家本位思想，无形中忽视了公民权利、个体幸福等更加重要的问题，并且滋长了仇外、敌外情绪。现代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国力、兵力的竞争，更加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文化的竞争。在近现代历史上，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崛起，总体上便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而在我们今天的和平时代，中国的崛起，更加表现在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上面。应该说，观察大国之崛起，不仅仅是看国力、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是看公民权利保障程度、学术繁荣程度等等。

　　从2004年开始，学界“改革共识是否破裂”的争论，充分表明，我们国家现在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吸收他国经验、引发学者、大众关注“大国崛起”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重温九国的如梦繁华，不禁让人联想到我们中华的崛起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本来就是“大国”，她也必然“崛起”。但是，所谓“大国”，不应该是以“国”这一范围而自足，通过“国”的宣扬，而宣传像民国时期十教授宣言所说的那种“文化主体性”，或者像《甲申文化宣言》一样宣传一个民族整体有权利和义务拒斥哪些文化，所谓“大国”，应该是以泱泱之邦的气度，海纳百川的容量，吸收世界文明的普适性价值，为我所用。所谓“崛起”，不应该是夹带着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而是建立了一个有着现代文明中的民主、自由作为核心制度，有着开放进取的精神的民族国家之崛起。

　　发表于《新快报》1月10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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