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从谭嗣同说起

　　成文山：我有一个小问题，过两天我就要到浏阳去参与举行纪念谭嗣同的活动，包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很自然，我要反复学习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关谭嗣同的文章。我要问你，自那篇文章以后，你对谭嗣同的评价还有没有新的内容？早几年你那本惊动一时的书（指《告别革命》），人家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就要拿走，我也确实只翻了一个晚上，他就拿走了。所以今天有机会我想请教你。

　　李泽厚：谢谢成院长讲话，谢谢成院长叫我到这里跟大家见面。那本书早知你那么愿意看的话，应该带一本给你，在北京我还有一两本。那本书受到的议论、批评、批判是这几年的热门，在座的也许有些知道，有些可能不太清楚。

　　对谭嗣同，我至今还是很敬佩，那是绝无问题的，对他的评价也基本上跟史论那本书没什么变化。谭嗣同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始终不同意把他算作改良主义。他实际上是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先河的先驱者，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想的源头，这里就牵涉到激进主义的问题了。这些年，我受到的非难不少，因为我认为辛亥革命不一定必要，不一定必然，这遭到很多议论。其实，历史本来没有什么"如果"可讲，没有"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的问题。历史是一次性的，它不可能重复。因此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不完全同意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讲法。因为其中饮含一种"必然性"的思路。凡是现实发生的一切事情，好像就一定会发生，然而就是合理的，我以为那不一定。辛亥革命是发生过了，但那场革命是否一定必然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历史是人所创造的，人就有各种选择的可能。刚才讲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人并不是被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有很多事情，人的主观因素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在创造整个社会的历史。当然这里面，领导人的责任大得很。慈禧太后，大家骂她是坏蛋，我以前想慈禧太后早死10年就好了，早死10年，光绪亲政，戊戍变法就成功了；
现在我想慈禧太后晚死10年就好了，晚死10年，中国也会情况不同。大家骂慈禧太后是"伪立宪"等等，现在看来，她还是在干些事，她所允许拟的那些条例，今天看来还相当不错。假使慈禧晚死10年，情况就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有两个具体原因的，一个是皇族内阁，把汉人排除在外，更加激化了人们倒向革命的决心，慈禧就决不会干这些蠢事；
一个是铁路国有，为平息四川铁路风潮，端方领兵入川，武汉空虚，起义就发生了。孙中山那时正在美国，早晨起来看报纸才知道辛亥革命起义成功了，于是赶快在美国筹钱。第二年才回国。当时因为黄花岗之后，同盟会的主要力量已丧失殆尽，革命早已走入低潮，孙中山根本没想到马上就会有成功的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还有袁世凯的原因，袁世凯已经打到武汉，三镇已经取了二镇，但他故意按兵不动，以实现他自己个人的野心。假若慈禧在世，也许不会派袁世凯。袁世凯也不会有那个胆量，因为慈禧太后是蛮厉害的角色，以前就能够驾驭比袁权势更大的曾国藩、李鸿章。辛亥革命不一定必然，并不是我的创见，国外有书，国内也有些文章提及，只是没有讲得我这么明确，也还有文章引述大量材料证明辛亥革命阻碍了现代化的实现。所以我讲现实的不一定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如果"的意义就在于：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要注意历史机遇的多种可能性。这几十年，在历史学上，好像我们都大讲必然性，好像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主要就是要反对这个观点。如果大家不满足的话，还可举别的一些例子，我也还可以作一些说明。现实的并不一定就是必然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必然性，也并不见得就很快能取得现实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必然的，但并非一定是现实的，前几十年就是证明，一再受挫折，有各种阻碍，走了很多弯路，并不现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偶然性，个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毛泽东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这20年相当了不起，邓小平功劳很大，他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换了别的领导人，不一定如此，可能还会折腾多少年。这里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现实的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必然的、合理的也不一定是现实的。都要靠人的选择和努力。对于像谭嗣同这样的第一代革命者，我始终是敬佩的，包括对历代的革命党人，像同盟会，共产党人，也都是如此。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他们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我现在再举个例子来说吧，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这次是回来跟老同学聚会，当时我们毕业时（1948年）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这个小册子我至今还保留了。有个同学说他居然记得我那句话，我当时写的是："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那时我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时不敢讲马克思，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1948年5月份，只能写KM。"血淋淋的斗争"，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激烈的革命情绪，跟谭嗣同在《仁学》里面讲的"只有使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方有复兴希望"是同样的主张。那个时候，年青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一种牺牲自己的精神。我当时干过很多冒险的事，如秘密将毛泽东的文告《将革命进行到底》夹在鞋子的底层里面，送给一些人，等等。当时有这么一种激进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人不能一辈子老年轻，如果你六十岁的时候，还像二十几岁时一样就不对了。六十几岁，过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路，应该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做一个非常冷静的分析，然后才知道以后是什么方向。包括今天性急的年轻人也应吸取历史的教训。对谭嗣同的激进主义这方面也是这样看，作为第一代激进思想，当时有它的合理性，作为思想来说，也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一味地盲目地崇拜、鼓吹，我觉得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现在还有人主张革命或盼望革命。还要革命，我就不赞成了。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我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我在海外被一些"民运人士"批判得很厉害，把我骂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看法。

　　* 1998年9月23日，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邀请，李泽厚先生来岳麓书院文庙讲学。座谈中，李先生同窗故友、湖南大学原校长、湖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谭嗣同研究会会长成文山教授曾问及李先生对谭嗣同的评价等问题，李先生就此作了回答。本文即当时对话的录音整理稿。

　　（原道 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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