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王道政治是儒家的治国之道

　　（余九八年应张祥平先生之约赴京会友，与诸学者论及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问题，于今六年矣。京中后学王君，将讲稿整理成文。因《政治儒学》行世，问王道政治者日众，现略加润色，刊出以答诸君也。盘山叟补记。）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所以《五经》、《四书》就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五经》、《四书》讲的都是王道，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达到社会的长期治理而稳定和谐。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在王道政治的理念中确立了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的主张。在儒家看来，任何政治秩序，只有同时具有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重基础才能合法，缺一则不能合法。不合法，就意味着人们对政治权力不是心悦诚服；
人们对政治权力不是心悦诚服，动乱的种子就埋在人们的心中了。一旦因客观形势变化，政治控制力衰退，动乱就随之发生了。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 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如古代中国帝王封禅泰山祭天、每年定时燔柴郊天、中世纪西方教会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确认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以及现在西方不少民主国家总统就职时象征性地向《圣经》宣示，就是表明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但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什么叫做大一统呢？大一统被今人误解甚深，以为大是形容词，一统是版图庞大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其实不然，大是动词，是推崇之义；
一统也是动词，是指要用最高的价值即“一”来统摄整个宇宙人生、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经》经文中。《春秋经》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家解释此段经文是“变一为元”，是“立元正始”，是“统天地万物而系之元”，元就是宇宙人生、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本体或存在本源，是宇宙万有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正因为《春秋》是以元来统摄万有之经，所以历史上《春秋经》又称《元经》。根据《春秋经》的具体解释，大一统的意思就是指天地万物与人类世界都必须统于一，这叫做“系之元”，如此天地万物与人类世界才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纯正的开始，这叫做“正始”，因此，政治秩序也必须系于元才有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超越神圣的源头(正始)，从而政治秩序才有超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政治秩序无一统，即不统于元，（元就是天道，就是超越神圣的意义与价值。）政治秩序则无超越合法性可言。儒家认为宇宙秩序有一个超越神圣的纯正价值源头，政治秩序也不能例外。若政治秩序的源头不正，不源自天之元，不具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由此衍生的一切政治活动与制度均不正，均无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如此之政治秩序人们绝不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服从，不心悦诚服地认同服从政治秩序就可能动乱，所以大一统确立的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是防止国家社会动荡的治乱之道，所有稳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大一统所确立的超越合法性之上。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在近代西方，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极权政治，都是极端世俗化的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都不承认政治秩序必须具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中国人受此时代潮流影响，打倒讲神圣天道的孔家店，信奉讲现世启蒙的无神论，近百年来建立的政治秩序也同西方一样是一纯粹世俗的政治秩序。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这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秩序缺乏超越神圣的形上根基，既不能确立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又不能统于超越纯正的价值源头，最后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秩序得不到超越合法性的贞定证成与维系护持，一直都因超越合法性不能解决而存在着动乱的隐忧。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民意合法性，又叫法理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得到人心的广泛支持。一个政治权力获得人心民意的广泛支持就合法，否则就不合法。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同意的政治，人民同意通过定期的选举体现。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民意的合法性体现在人民依法选举一届政府，一届政府依人民选举同意的授权而获得定期统治人民的权利，人民因此必须服从一届政府的统治。民意合法性在儒家王道政治思想中具有突出的体现，《春秋》公羊学在解释王道时说：“王者，往也。天下归往为王。”“天下归往”就是今天民主政治讲的人心民意的同意认同，只是民主政治更强调程序性形式性的民意认同，王道政治则更强调内容性实质的民意认同。具体到政府的施政方针上，民意合法性具体表现为施仁政的思想。施仁政就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基础不是建立在暴力上，即不是建立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上，而是建立在人民的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上。建立在暴力上的统治得不到人心民意的支持认同，不具有民意的合法性，因而不合法，即不具有统治的正当理由。这就是孟子所批评的只能以力服人而不能以德服人，只能以恐怖驱民使民而不能仁民爱物。而施仁政就是以德服人，就是仁民爱物，就是按照人民的意愿来统治国家。因此，王道政治施仁政的治国方针确立了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人民能够自觉自愿地服从政治权力与政治秩序，国家可以因此而国泰民安，社会可以因此而稳定和谐。

　　然而，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处于社会失序的政治动荡中，以武力打天下并以武力治天下成了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常态。虽然《春秋》有言“治乱世用重典”，在以传统“打天下”的方式转移政权时强调以专政立国或许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至今已过半个世纪，历史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再坚持以专政立国已不合时宜。因为专政的基础是暴力，暴力统治不具有民意的合法性，故建立在暴力专政上的政治秩序不具有统治的正当性，因而不能合法。吾国二千年前的古人（汉人）就已经明白“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即明白“逆取而须顺守”的道理，这里所谓“不可马上治天下而须顺守”的道理就是指治理国家必须确立民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改弦更张，改变立国基础，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在仁政上而非专政上，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从而才能消除动乱的隐忧。(因为专政的后盾是暴力，很难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故存在着动乱的隐忧。)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要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民意的合法性，只有以儒家王道政治的仁政思想作为国家的立国思想才有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以民意的合法性，从而才能使中国的政治秩序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才能得到广大国民心悦诚服的认同。现在已经到了以儒家仁政思想确立中国政治秩序民意合法性的关键历史时刻。

　　三、复古更化确立政治秩序的文化合法性(第三重合法性)

　　文化合法性，又叫历史传统的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均不能背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若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背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正当性，因而就不合法；
不合法国民就不服从，不服从就隐藏着动乱的可能。英美的民主政治有其几千年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根基，故有其文化上的合法性，人们服从起来很自然，不存在历史文化上的正当性问题。而对其他非西方民族，民主政治存在着历史文化上的正当性问题，即民主政治对非西方民族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故非西方民族很难自然自愿服从。又如儒家人物在批评秦国暴政时，不仅指出其刻薄寡恩残暴无仁违背了民意合法性，还批评其“背离周孔之教”。“背离周孔之教”就是批评秦政权缺乏文化传统上的合法性，因为“周孔之教”就是中国源自伏羲尧舜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秦之前已经是中国共认的正统文化，秦统辖之地又是周代王化故地，理应以“周孔之教”立国，但秦却奉行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无根的法家思想，而成为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无仁无义的虎狼之国。所以，背离了传统的“周孔之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违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职是之故，一种政治秩序，一个政治权力，若具备了超越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而不具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仍不能合法。因为人是历史的存在，并且是特定历史的存在，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没有历史文化的根基，人们在历史文化上就不认同。在历史文化上不认同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因而就不能合法，人们对这一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服从就会打很多折扣。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效法汉代儒家的文化政策--复古更化。复古更化，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一个理念，最后成为汉王朝的文化政策，指的是恢复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确立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是说将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里的“古”，指的就是源自伏羲尧舜道统的周孔之教，即儒家的政教传统；
所谓“更化”，就是改变，即改变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背离周孔之教(历史文化传统)的状况。(汉承秦弊，以法家思想和黄老之术治国，但法家思想和黄老之术均非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脉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教)。所以，复古更化就是在治国理念上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纠正国家治国理念在文化传统上的歧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来确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即确立源自本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中国，只有源自儒家文化的王道政治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确立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理念出现了文化方向的歧出，背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使中国近代以来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缺乏源自尧舜周孔之教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这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所有影响巨大的政治潮流都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都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来治理国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自不用说要用纯粹的西方文化来治理中国，社会主义要用无产阶级的民主来治理中国，就连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新儒家也要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流行的主流思潮都没有按照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来治理国家，没有将“周孔之教”作为立国之本，使中国建立的政治秩序缺乏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对民众缺乏来自本民族传统的亲和力，因而隐含着动乱的可能。(不亲和即意味着离心，而离心即是动乱之源。)因此，当今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古更化”，纠正中国近百年来治国理念的岐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即“周孔之教”中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在政治上感到不是“以夷变夏”，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才具有来自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亲和力，从而才能使中国人自觉自愿地服从中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

　　以上说明了任何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都必须具有超越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才能合法，人们才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服从。如果一个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则完全合法；
具有一重或两重合法性，合法就要打许多折扣；
如果三重合法性都不具有，则完全不合法。完全不合法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虽有暴力作后盾勉强支持，但已处在动乱的边缘，随时都可能瓦解崩溃。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用这三重合法性去衡量，到底合法性的程度有多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可以得出一个答案。从这个答案中可以唤起我们的危机意识，从而积极寻求解决危机之道。有人说，儒家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和惧乱情结，这大体无错，儒家确实把追求个体生命的内部秩序、家国天下的外部秩序以至天地万物的宇宙秩序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但是，儒家不是无条件地追求秩序，而是在其固有的价值理念上追求秩序，即儒家追求的是合情合理合仁合义合法合道的秩序。具体落实到政治权力领域，只有符合三重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儒家才认同才接受。我想不光儒家，老百姓才认同才接受。儒家主要不是从技术制度的层面来解决秩序与权力的问题，而是从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根本途径上来解决秩序与权力的问题，来防止社会与政治的动乱。试想，如果中国的政治秩序达到了儒家王道政治提出的三重合法性标准，哪里还有动乱的可能？哪里还需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一个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完全代表了三重合法性，就代表了超越神圣的价值、人心民意的价值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反对这一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就意味着反对人类普遍神圣的精神道德价值，反对亿万人心民意所体现出来巨大力量，反对千百年来无数古圣先贤所创造的文化传统，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反过来看，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稳如泰山也可想而知！所以，我希望中国明智的政治家能按照儒家王道政治提出的三重合法性标准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消除致乱的因素，真正实现安邦济民长治久安的治国目标。

　　四、王道政治是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中国式政治理想

　　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而是王道。王道不是中国专制时代的政治形式，而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王道是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之道，孔子把代表天地人的“三”以一贯之为王。“天下归往”就是民主政治中的人民同意，“参通天地人”就是要在政治活动中达到天道、自然、人类及其历史文化的总体和谐。故王道政治包含了民主政治的理念、生态政治的理念以及传统神圣政治（古代法天而治政治与圣人政治）的理念。所以，王道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周全更完善更具有包容性。王道政治要求政治领导人不只对现世的人(选民)负有责任，还要对天道、自然、历史文化以及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负有责任。因为不仅人有人权，天也有天权、地也有物权，历史文化也有历史文化之权，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也有人权。只有天权、物权、人权、历史文化之权、往者之权与来者之权能够在政治中得到综合的实现，能够既各住自位又和谐共存，生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如果天道被否定了，自然被破坏了，历史文化被抛弃了，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的权利被剥夺了，人世间只剩下当世之人的私欲泛滥横流，整个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都被打乱了，那里还有政治秩序不乱之理。因为政治秩序是从宇宙秩序中派生的，同时政治秩序又是人类心灵秩序的体现，所以政治家就必须承担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的责任。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就是维护政治秩序，西方民主政治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中国的王道政治能够做到，因为中国的王道政治参通天地人，协调欲情理，能够使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而调适上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在今后的政治发展上不应再以民主政治作为发展目标(不管是西方式的真正民主还是某某主义的民主或者儒家的民主)，而应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以代表中国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作为发展目标，这样才能既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情要求，又符合人类追求永恒秩序与天人和谐的心灵要求。在中国，王道政治本身就是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的体现：参通天地是超越的合法性，人心归往是民意的合法性，王道政治本身就是源自本民族的周孔之教，是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中国实现王道政治就能使政治秩序完全合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动乱的根源，使中国的政治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我希望中国明智的政治家放弃对西方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式的盲目追求，回到中国固有的王道政治中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式，使中国在政治上能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用王道政治取代民主政治，这是中国人在今后政治文化重建中的唯一选择。

　　至于王道政治的具体内容，如德主刑辅之治，礼乐教化之治，无为无讼之治，选贤举能之制，均富之制等，都是止乱的治国之道。因时间有限，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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