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及其问题*

　　[内容提要] 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导致了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对现实主义解释力的不满和认知革命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领域，如国际危机、和平与冲突解决、谈判以及联盟政治等题域中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外交决策分析领域：认知因素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认知研究的兴起及其后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符合科学哲学中科学研究进步性的标准，但认知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应加强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认知研究。

　　[关键词] 认知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
社会认知；
国际关系研究；
理论进步

　　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在一战前后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已初见端倪[1]。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政治心理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层面才得以广泛运用和发展。囿于学科的不成熟性，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对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如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核心议题则为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如此而言，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政治心理学，进一步则为心理学理论。

　　如上所述，决定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进步性的动力机制中，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革新居于核心地位。在实验心理学发展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三种元理论视角分别为：内省主义(introspection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以及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2]。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学元理论兴起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实现了一场“范式转变[3](paradigm shift)”，而且对政治心理学学科的诞生及国内与国际层次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既有研究路径、变量关系以及理论进展等之后，试图对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进行理论评估，明晰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为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方向。

　　一、认知研究兴起：背景与正当性

　　二战前后，国际关系理论第一次大辩论以现实主义的全面获胜而告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二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范式。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认知理论兴起与发展的理论背景。

　　1．认知研究兴起的背景

　　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个体及个体的知觉、动机因素尽管很重要，但由于这些因素的“不可观测”性，因而应从他们的分析架构中筛漏出去[4]。此外，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提出的关于战争起源的三意象理论中，个体层次的人性因素并不是他重点分析所在[5]。在他随后建立的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变量关系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影响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相对力量对国家行为或国家互动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在其他的体系理论家那里，个体及知觉、个性等因素也没有受到重视。这些体系理论家包括默顿·卡普兰(M. A. Kapla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等。总之，现实主义等其他体系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予个体及个体认知心理足够的学术研究重视。

　　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体系理论的主导地位一直受到质疑。自1950年代起，国际关系学对外政策分析(FPA)子领域兴起，并且知觉因素的作用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这种研究现状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方面：对传统理论解释力的质疑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进展所带来的影响[6]。具体言之，对现实主义等体系理论的质疑主要包括权力单一变量解释力的有限、国家在特定情境中对于权力的追求偏好不一等等。其次，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主要为决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其中，对于国际政治认知研究而言，直接相关的是认知心理学对理性假定的重新审视，以及认知心理学学科中各种理论分析范式的出现。

　　理性假定是传统现实主义及体系理论的基本逻辑分析起点，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与人一样都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基于此，罗伯特·基欧汉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统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7]。理性假定以及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被奉为圭臬，为研究者的基本研究假定。理性主要包括两个学科领域的定义，首先是经济学将理性定义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实体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其次是心理学将理性定义为行为过程的理性，即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8]。首先质疑传统理性假定的是认知心理学对理性假定的重新定义。认知心理学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在信息不充分、高度紧张压力等外部环境下，个体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往往并不是理性的统一体。基于此，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9]，以此与实体理性、非理性相区分。由此，“传统理性行为体的视角假定人是思想开明(open-mindedness)并适应环境的变化，但认知视角认为囿于信仰(beliefs)以及信息加工方式，人更多的是头脑禁锢(closed-minded)因而拒绝适应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对环境的看法不一，因此认知视角强调分析涉身于决策过程的个体的重要性。”[10]

　　综上，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缘起于如下背景：首先，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对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力的质疑，从而产生了对外政策分析这一国际关系研究子领域。其次，心理学领域所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和认知革命，为认知心理变量的观测和操作化提供了技术和方法基础。再次，二战前后的一个学术发展背景为，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都产生了大量探究心理因素的工作[11]。

　　2．认知研究的理论正当性

　　接下来必须探讨的问题是，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呢？换言之，个体层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地位如何？知觉因素重要吗？国际关系的认知心理学分析是否会导致方法论个体主义？等等。[12]

　　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假定为：个体是外交决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行为者，人是理性行为体，而人的理性受认知能力和环境影响又是有限的。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层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的问题。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强调体系结构的作用，认为个体及国家只是“消极”的政策执行者，并不是“积极”施动者。这种体系结构决定或制约论，对于相同国际结构压力下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与战略反映现象，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释。由此观之，个体并非“弹子球(billiard ball)”。因为不同的人的认知能力、知觉过程、个性特征、动机与情感因素等差异很大，在“假定相关其他变量不变(ceteris paribus)”的情况下，个体认知变量与政策行为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当然，个体层次因素的作用必须与其他层次的变量综合考虑，才能有效地辨析其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中，个体认知因素的作用并不相同。如官僚体系与国内政治等环境制约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个体的认知变量所起的作用相应减小；
反之，个体的知觉、信念体系、个性等发挥的作用则增大。如此，我们可以得知：个体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探讨个体层次的生理、认知心理因素的作用必须建立在对其他变量做出相关假设的基础上。

　　对于知觉层次是否重要，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著作开篇之时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13]。实验心理学的分析对象经历了从意识/潜意识、行为至认知过程分析的演变。相较于行为主义而言，认知心理学解决了同一刺激下行为不同的缘由问题，即人的知觉、信息加工过程的不同。如此而言，知觉因素构成了个体/组织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由于不同的个性和情感，形成不同的知觉，从而形成不同的判断和决策[14]。即使在房子发生大火的极端环境下，人的认知能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是极端的外部环境消解了普通个体认知能力的差别，所以大部分人表现出相同的行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和利益等核心概念，它们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认知——个体的信仰和推理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权力和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15]

　　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最常见的批评是还原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华尔兹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认为心理学家对于战争原因的解释并无贡献，“如果对一个毕生研习心理学的人问道：心理学对于人类最紧迫的问题的解决有何贡献，他耸耸肩并说贡献很小，那是可以理解的。”[16]之后，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认为心理学解释是一种还原论，对建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并无益处。

　　事实上，“行动者-结构(agents-structure)”范畴在个体层次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范畴在个体层次的表现为原子论与整体论、遗传论与环境论之争。个体层次的“个体-体系”范畴中，也存在着何者为先的问题。在个体及群体、单位国家层次，行为的制约因素包括个体认知、行为环境（心理环境以及操作环境）等。个体行为是由自身认知属性决定还是由行为环境决定？对此不同的回答，形成了还原论与整体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区分。个体认知理论如何化解上述矛盾，社会性因素的综合是一个可选之途。如信念体系与社会因素的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等。

　　二、认知研究概述：变量关系与问题领域

　　认知理论的变量关系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个体的认知因素与个体的决策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认知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其次，个体的个性(Personality)情绪/情感(emotion)、动机(motivation)与经历等因素以及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认知的影响作用。因此，认知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17]。一般而言，国际关系中的认知研究可以细化为以下几个子变量：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认知图(cognitive map)、意象(image)、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以及历史类比(analogy)等。各个子变量则可进一步进行概念的操作化，以一些具体指标反映出其来源与变化。

　　研究问题在科学研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18]。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其基本路径为在特定的问题领域进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分析与预测。这些问题领域集中于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大部分为高级政治的安全研究议题，其中包括战争原因分析、国际危机中的决策与政策选择、冲突与和平的解决、恐怖主义[19]、联盟政治研究等领域[20]。在这些问题领域，重点分析的相关个体层次以及组织层次决策中的认知变量的影响。以下分别阐述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与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

　　1．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

　　第一，操作码。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操作码的运用始于内森·莱特(Nathan Leites)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研究[21]，但直到1969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对操作码进行系统的阐述与概念操作化之后，才带来广泛的运用成果[22]。乔治的主要工作在于对操作码进行概括化，主要目的为抽象出领导人对于政治和政治行动议题根本的信念。根据乔治的论述，如何确定不同的个体信仰，主要取决于对十个不同的问题的回答，即五个“哲学信仰”和五个“工具信仰”。[23]

　　哲学问题涉及对政治本质的看法，而工具问题与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紧密相关。个体的操作码与政治决策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如哲学信仰有助于对情境的判断，而工具信仰则会影响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在乔治所进行的操作码研究中，最初只是对于个体认知内容的分析，而对操作码与政治行为之间所具有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论证不足。因为“操作码的研究者似乎一致认为信仰应当对政治行为具有影响：信仰应当影响政策选择”[24]。在应用层面，斯蒂芬·沃克(Stephen Walker)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操作码的分析较为经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沃克通过对基辛格的著作分析，揭示和抽象出其操作码，以期建立基辛格与越南政府谈判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25]

　　第二，认知图。1970年代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的认知图，主要是由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等学者所推动。操作码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方领导人，而认知图一般则为对自身领导及团体的研究。在《决策的结构》[26]一书中，艾克斯罗德等学者集中论述了认知图的基本理论、建构方法与步骤等。基于人们面对问题时，总是寻求因果信仰的认识，认知图理论将因果关系陈列为两种：肯定原因和否定原因。在建构认知图时，一般遵循五个步骤：扩大相关的信仰变量，寻找解释事件的已有研究，确认可能的结果，确认可能的政策选择，最后进行政策选择。

　　认知图研究的应用，建立在系列的理论进展的基础之上，如决策理论、因果推理理论、心理逻辑学以及图表理论等。认知图通过对决策者对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特定信仰的相互关系的直观描述，具有简明清晰的优势，这使得认知图分析诞生后运用较多。如杰弗里·哈特(Jeffrey A. Hart)通过对拉美决策者认知图的分析，认为认知图在简约、通用性、描述力、解释力以及规范含义的丰富性等五个标准上得分很高[27]。但之后理论发展很少，艾克斯罗德也转向合作研究。

　　第三，意象。关于意象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冲突与战争研究领域。一般而言，意象包括自我意象(self-image)及他者意象(other-image)以及多主体意象，实质为个体对自我、他者以及他者对自我知觉的知觉过程。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意象的研究包括“敌人意象(enemy image)”以及“镜像(the mirror image)”等。奥利·霍尔斯蒂(Ole R. Holsti)通过研究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苏联的意象，说明民族意象存在固化(stereotype)现象，即杜勒斯对其所形成的“苏联邪恶”意象很难改变，而且自我证实，拒绝一些新的信息等。[28]

　　关于敌人意象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为一种“镜像”理论。这种理论对于解释美苏敌对双方的知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即双方都存在一种“内在邪恶的信念(inherent-bad-faith)”的知觉模式，无论对方做出何种友好举动，都难以改变“邪恶敌人”的固有意象。[29]支持这种知觉过程的心理学理论主要为认知一致理论(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有选择性的注意、愿意思维(wishful thinking)等。

　　第四，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而言的认知心理学其实就是信息加工理论。美国认知科学的重要代表人西蒙认为，认知心理学即信息加工心理学，“信息加工的认知模型为：接受信息、编码和存入记忆、利用记忆材料作出决定，指导外部行动。”[30]在信息加工的连续谱上，注意、选择、编码、记忆和决策等连续认知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能力、偏好、个性、经历以及外部环境等都会影响信息选择、记忆以及决策的过程。此外，个体的动机与情感也会产生影响作用。

　　在外交决策领域，信息加工模型认为要制订有效的外交政策，必须保证在接受信息、分析信息以及提供合理的建议的过程中，遵循五个必要的步骤。其一，确保从环境中能获得充足的信息；
其二，充分考虑影响政策的主要的价值和利益；
其三，确保搜寻尽可能宽裕的选择以及对各种可能的后果给予评估；
其四，评估各种选择实施可能带来的问题；
其五，提高对政策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培养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31]

　　第五，历史类比。从历史中学习与类比的假定为历史能重复或历史能复制[32]。不同的个体历史学习与类比的方式与手段不一，但他们总体而言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如通常很自信，并大肆采取各种形式运用历史。这些直觉的历史学家(intuitive historian)，依赖大量的历史事实，并求助于归纳、评价、分析、推理、判断以及解释等各种方式改造历史事实的方法，所有这些认知活动都依赖于编码、储存以及再现事实时有意识无意识的技术。

　　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以及外在环境对人的理性的限制，如信息的不充分、时间紧迫、高度紧张的决策压力等，历史学习和类比存在谬误之处。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于决策者进行历史学习的影响很大，如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中，以及艾森豪威尔在印度尼西亚危机中错误估计了中国领导人的操作码和中国的力量和能力，而随后肯尼迪政府在老挝危机中由于吸取了前两任政府的历史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战略行动[33]。对于如何避免历史类比错误，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如避免即时类比(instant analogies)、换位思考、以其他专业历史学家做参照等[34]。

　　2．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

　　对于第二组变量关系，实质上为个体认知因素的来源及机制问题，即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其自身的变化发展的机制为何？哪些变量对个体的认知内容和过程产生影响？典型的例子为：有人因为考试得了60分而愁眉苦脸，有人却因之高呼万岁，有人却无动于衷，等等。在相同的认知客体面前，为什么每个人的认知过程与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基本的层次分析法，可以将影响个体认知的变量分为个体、组织以及体系层次的因素。个体层面的动机、情感、经历以及个性等都对人的认知内容与过程产生影响。比如，情感影响信息接受过程，由此产生有选择性注意倾向。个体动机层面，如考试的目的是为了高分或由此带来的奖励，那60分的结果无疑是令人沮丧的，而只简单为了及格过关的话，则无疑是件幸事。同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让人思考着恐怖主义行动的动机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美国？仇恨从何而来？仇恨对知觉有什么影响？等等。[35]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而言，为什么穆斯林世界与西欧国家对美国的知觉如此不同？这种仇恨和敌视从何而来？仇恨因素在穆斯林对美国的认知中又有何影响？这种学理上的问题不阐释清楚，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无法根本得到改善。

　　社会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推动了操作码研究的发展，总体趋向社会认知研究。关于领导人操作码研究的理论演进中，第二代为个性理论，强调动机、个性风格对领导人的信仰的影响作用，第三代为热认知(hot cognition)理论，突出情感在图式(schemas)中的重要性。在组织层次，官僚体系的压力与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对个体的认知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塑造作用。由此观之，在个性理论、情感理论与认知过程中间架起一座相互作用的桥梁，对于认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判断与决策过程中，个性通过建构一种官僚渠道，借此决策者接受或管理信息与意见，从而对认知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36]。某种意义而言，作为因变量的认知因素分析，核心议题为政治对个体心理学之作用关系。议题当中，还须探讨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以及官僚组织等因素。如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与斯大林同属一类操作码，但各自社会化所处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却完全相反。

　　因此，如果不考虑个性、情感以及社会制度与文化对认知过程的作用，单纯认知变量的解释力将受到很大局限。因为相同的信仰体系经常滋生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行为与后果，不同的信仰体系却产生了相同的政治行为与后果。这种研究难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考虑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因素。

　　三、认知研究进展：核心议题的演进

　　根据理论发展的不同，本文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37]，即1970年代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至冷战结束前后为第二个阶段，接下来便为第三阶段。关于研究进展的梳理主要为第二、三阶段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工作。

　　总体而言，自1980年代以降，认知理论研究中经验研究增多，具体表现为之前建立的一些基本分析范式，如操作码、认知图、意象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证研究增多，产生了大量的经验性成果。而且，一些著作对上述几种认知变量分析路径进行完善和补充，如关于敌人意象的研究，之后又发展成三种意象：敌人意象产生一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模式、退化者意象(degenerate image)产生一种扩张式的外交政策模式、小孩意象(child image)产生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外交政策模式等[38]。冷战后，关于意象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致，发展为五种战略互动意象：敌人(enemy)、盟友(ally)、退化者(degenerate)、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和殖民地(colony)。这种超越单一敌人意象的知觉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建立的接近于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理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39]。此外，认知理论研究中的新进展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由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1950年代，心理学领域认知一致理论兴起，具体包括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认知一致理论等。这种统称为寻求认知一致的理论假定人们倾向于维持自己已有的认知，当新的刺激与已有的认知不一致时，个体的认知就会产生失调。而个体内在要求保持认知的平衡或一致，就会采取不同的机制维持认知一致，主要为“改变一个行为的认知元素、改变一个环境的认知元素、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等[40]。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寻求认知一致的理论成为主要的认知理论基石，如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对苏联意象的研究便为代表。

　　此后不久，认知革命的风暴便影响到社会心理学领域，由此产生了认知社会心理学或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研究具有四个特征：信奉认知主义和研究认知过程，即认知元素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得以变化；
社会认知是介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发展；
社会认知注重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41]“认知心理学毕竟相对更多地研究关于无生命物体和抽象概念的信息加工，而社会心理学更多研究人和社会的信息加工”[42]，这种区别决定了信仰和图式在人们认识人和物中的重要性。

　　从1980年代开始，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社会转向”，即社会认知的相关理论开始得到运用，如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社会归因(social attribution)理论、态度改变理论(attitude change)、社会图式(schemas)和社会推理(social inference)理论等。1985年，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出版的《遏制的起源：一种心理学的解释》[43]即为代表。在综述既有的美国遏制政策起源的各种理论解说及不足的基础上，她提出了综合各种社会认知理论以及个体、组织和体系层次的因素，对遏制的起源重新给予解释。

　　2．由认知内容研究到认知过程研究

　　认知研究的两种途径为：认知内容(cognition content)研究和认知过程(cognition process)研究。认知内容是指个体所相信，或所确认的知识，而认知过程则指这种知识是如何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44]。作为自变量的各种认知因素，如操作码、认知图、意象等都是个体政策制订者的认知内容。如“操作码强调的是政策制订者对于政治的信仰；
他者的意象集中于政策制订者对世界政治中相关的特定行为体的知觉与信仰；
认知图倾向于阐述政策制订者对于特定题域的对外政策信仰。”[45]

　　事实上，对于上述认知变量的研究，早期的成果大部分集中于对领导人操作码、认知图以及对他者意象内容的分析，并没有探讨个体的认知过程以及认知变量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社会认知研究进入国际关系分析领域之后，关于态度与态度改变的研究，体现出对认知过程的追踪[46]，具体表现为分析态度改变的过程，以及信息加工处理各个不同的阶段的制约变量与变化等。1980年代，关于遏制起源与卡特政府决策者的信仰体系就是应用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态度改变过程。由于社会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量应用，其注重过程分析的特点在研究中也日渐彰显。认知研究的总体趋势为从静态（内容）到动态（过程与机制）研究，但这并不表示二者的区别泾渭分明，即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二者存在交叉与重叠之处。

　　3．由冷认知(cold cognition)研究到热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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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认知与热认知研究划分的标准之一为是否注重动机与情感相互作用并对个体认知的影响，即前文所述的第二组变量关系。大多数已有的认知理论研究，都是集中探讨“什么样的认知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以及国家互动及国际进程”。这种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为个体的认知是常量，而非变量。由此观之，这是是冷认知研究的范畴。

　　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情绪既以社会认知为基础，情绪也对认知和认知过程产生影响。“特殊而言，心境影响记忆和判断；
一般而言，情感影响认知过程”。这种研究所假设的基本过程为：如果色彩相似的材料倾向于在记忆中联结在一起，那么激活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项目或自动地导致其它积极的或消极的项目的激活。从而，消极和积极的心境会导致决策过程的不同变化。[47]

　　具体至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热认知的研究逐渐重视，情绪/情感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前沿课题。[48]冷战期间，杰维斯就分析了愿望思维的两种机理：情感的和认知的[49]。冷战结束后，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关注情绪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问题，并进行了系列的研究。[50]他集中分析仇恨与信任等情绪在国际关系的作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同产生情绪，情绪有助于信任的建立。由此也导致了群体内与群体外之间的差别，这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相互竞争的来源。情绪也影响选择，建立信任，从而有助于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

　　4．由有限理性到理性与认知相结合

　　正如前文所述，心理学首先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性假定（经济学的“实体理性”假定）发起了挑战，指出行为体并非始终是理性的。基于有限理性的假定，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一直将有限理性、非理性行为，如信息不充分、高度压力和紧张等条件下的产生的非理性判断和决策行为作为自身的解释对象。认知心理学认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行为不同，即使是在相同情境中相似的人的行为也不一。这种研究偏好从知觉研究的现状略见一斑，知觉研究实质为错误知觉研究，其内容主要涉及错误知觉的内容、产生机理以及规避措施等[51]。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心理学学科中的有限理性论是两种不同的理性假定：实体理性与程序理性。从经济学科演绎而出的理性选择模型，在国际关系学科内走向了结构与体系层次理论建构，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52]

　　而新近研究的焦点逐渐转为：理性主义是否应从心理学研究中脱离出去(be free of psychology)？如果确认心理学只解释错误行为的话，那么将导致三种结果，即理性解释与心理学无关，心理学的解释需要一种理性的基线(baseline)，以及心理学并不能解释正确的决策与判断。[53]默瑟认为神经科学家运用情绪解释理性行为，政治心理学家运用归因理论解释声望(reputation)的形成，他则运用情绪在信任与认同中的作用，去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这种将理性主义与心理学解释相融合的努力，表明社会认知理论对于联盟选择与形成的说服力[54]，同时，情绪与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心理学理论的理性假定基石。理性主义与认知研究至少存在两种综合的可能：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偏好是给定和固定的，而心理学模型有助于解释偏好和利益的形成；
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理性选择与心理模型的适用性不同[55]。

　　四、认知研究评估：进步及其问题

　　科学研究进步性的评判首要的问题就是确定评价的标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或科学研究而言，评价的标准可分为两类：在元理论层次评价或运用科学哲学理论评价。鉴于国际关系元理论的缺失，笔者将采用科学哲学层次的评价标准对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性和进步率进行初步评估。

　　1．科学研究进步之标准

　　笔者选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进步标准和劳丹(Larry Laudan)的科学进步观。拉卡托斯在批判吸收波普(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精致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他认为精致的证伪主义在接受规则（划界标准）和证伪或淘汰规则两个方面，与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不同。“对精致的证伪主义者来说，一个理论只有当它确证其经验内容已超过其前者（或竞争者）时，即只有当它导致新事实的发现时，才是‘可接受的’或‘科学的’。”[56]接着，他进一步从理论进步和经验进步两个层次论述理论的进步性：

　　我们排一个系列理论，T1，T2，T3……，这里每一个后续理论都是由前一个理论加上一些辅助句子（或加上一些语义学上的重新解释），以便调整某些反常，每一个理论都至少有如它的前者那样多的未被驳倒的内容。我们就说，如果每个新理论具有比它前者超量的经验内容，即，如果它预言某些新的、迄今未被预见的事实的话，那么这样一个理论系列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某些这种超量的经验内容也被确证，即，如果每个新理论使我们导致对某个新事实的实际发现，那么我们说，一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也是经验上的进步……最后，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我们就称它是进步的，如果不是这样，就称之为退步的。[57]

　　可见，拉卡托斯的理论进步观主要在于是否导致新的事实的发现。此后，科学哲学家劳丹在波普、库恩和拉卡托斯研究的基础上，反对实证主义的累积科学进步观及真理观，提出科学的进步在于对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解答。劳丹认为，“一般来说，自然界中使我们感到惊奇或需要说明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构成一个经验问题。”[58]而科学进步发生于理论解决经验问题和减少内部的概念问题和反常。

　　经验问题可分为三类：“（1）未解决问题——任何理论都未能予以充分解决的经验问题；
（2）已解决问题——由一个理论所充分解决的经验问题；
（3）反常问题——某一理论虽然未能解决，但却已为此理论的一个或多个相竞争理论解决的经验问题……科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将反常问题和未解决问题转变成为已解决问题。”[59]从这种立场出发，劳丹提出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科学进步观：“那么当且仅当任何领域中的前后相随的科学理论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解题有效性时，才会发生科学进步……那么每当对一理论作出修正或以另一个理论取代它之时，并且仅当后继理论比之先行理论是一个更有效（在上述定义的意义上）的问题解决者时，这一变化（修正或取代）才是进步的。”[60]

　　2．认知研究的进步性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两个评价研究进步的标准：导致新的事实的产生、概念和经验问题的解决。以此为基础，我们接下来对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进行进步性评价：认知理论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的进步性如何，以及认知理论研究传统的内部进步性如何。

　　首先，在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人性的假定居于首位[61]。这种个体内部动机和认知的假定反映了国际关系认知研究的可能性。由于人性善恶的标准很难确定，以及无法证伪与观测，华尔兹抛弃了个体层次人性的假定，最终以无政府状态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假定，这是新现实主义的重大进步之处。然而，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中所出现的经验和概念问题反常，认知研究对现实主义的“内核”（理性假定）进行了修正。

　　国际关系认知研究的兴起，在微观层次上发展或“替代”了人性概念。人性善恶的假定是一种伦理标准，认知理论的研究将其发展为一种科学、可观测的认知及过程研究，这对于微观研究而言意义重大。认知理论在个体层次研究的有效性和减少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概念问题和反常，符合劳丹的科学进步标准。此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权力与利益、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与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等，从本质上说，都是建立在个体的认知基础之上[62]。权力与利益、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界定并不是一种客观的过程，而是一种主观认知的过程，且动机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个体对于权力和利益的界定大为不同。

　　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谱系中，作为一种研究纲领的认知理论是一种理论和经验进步。认知理论立基于有限理性假定，探讨个人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与决策、判断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或预测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或预测的事实与经验问题。如理性假定下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行为体的风险决策行为，而这正是认知心理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所解决的问题[63]。同时，在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方面，认知研究在国家对外行为与政策选择、以及国家战略互动领域表现出比现实主义等体系理论更大的解题有效率。

　　其次，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认知研究的进步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关系领域认知研究兴起至今，对于各种不同的路径与变量的研究已历经了三个时期。其中，认知革命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广泛影响，导致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产生。认知研究中操作码的各种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T1，到个性认知研究T2和热认知研究T3连续谱的演进[64]，主要的进步性表现为：理论解释力增大，解释范围扩大，理论系列中后一理论都是对前一理论辅助假定的修正。关于知觉研究，早期的成果集中于知觉因素对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对战争等的影响[65]，此后逐渐扩大至分析预期、个性以及动机等对知觉的影响。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逐渐拓展至常态决策行为分析领域。经验层次，如新近对情绪变量的研究，已指出情绪对个体正确的政治认知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此外，情绪也是正确国家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促进行为体合作。

　　关于意象的研究，也从单一的敌人意象，扩展至对自我意象、他者意象以及多主体认知（自我关于他者对自我意象的意象等）的相结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图式在信仰体系中逐渐运用，包括自我图式(self schemas)、他者图式(other schemas)、角色图式(role schemas)和剧本(script)等四个方面。[66]这些发展，都只是对认知研究的辅助假定进行修改，并未涉及核心假定的修正。

　　3．认知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认知理论所取得的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认知理论在解释力和范围、分析问题领域以及内部自身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关于认知理论的解释力问题。从层次分析法来看，认知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个体、组织以及战略互动层次，而在单位国家以及国际体系层次的应用很少。造成这种应用局限的一个主要原因为认知变量的主体为个体，因此认知理论的主要理论假定为个体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对个体认知因素的探讨。对于不同层次之间的转移问题，即个体的认知如何转化为群体、组织、国家以及体系层次的认知变量，这个理论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67]且对于是否能够实行这种转移，进一步如何实现这种转移仍存在疑问。

　　所以，目前的研究现状仍局限于在微观层次展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等都是属于国际体系理论。尽管认知理论能够建立起整体主义的体系理论（这是“个体-体系”范畴在微观层次的应用）[68]，但如何在国际体系层次应用认知理论尚未解决。默瑟对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表明，社会认同理论等认知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有助于解决认知变量的分析层次的转移身体，即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相结合，可以解决层次分析问题，也可避免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还原论批评。

　　其次，关于认知理论应用的问题领域。如前所述，既有的应用问题领域大多属于高级政治的安全研究领域[69]，如国际危机中的政策决策过程、战略互动、国际谈判、恐怖主义等。这些领域均为对外政策分析，其基本假定为个体在环境的压力下，认知能力受到限制，往往形成错误知觉，从而导致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判断与决策。这一基本假定导致了这种后果：即如上文所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只限制于研究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结果，而与理性行为无关，这似乎使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非常态”心理学[70]。认知理论的应用问题领域应加以扩大，即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扩展，从有限理性行为向理性行为解释扩展。

　　第三，关于认知理论自身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问题。从前文所述之变量关系来看，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成为早期认知研究的主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认知革命兴起并影响至社会心理学领域，由此产生了冷认知向热认知研究的转向[71]。从变量关系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具体为认知因素从自变量向因变量转化，关于动机、个性与情绪等对认知过程的影响的探讨兴起。但从研究现状观之，关于热认知的研究仍较薄弱。“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更是彰显了情绪与社会认知的相互作用及其国际政治实践后果。

　　此外，尚无系统的认知心理学的“元理论”的研究。因为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即为运用现有的认知心理学成果，分析国际关系的实践。这种现状造成了认知研究理论发展与创新的迟滞，由此导致大部分工作局限于理论分析工具的借鉴与实证研究的开展。而对于个体认知的来源机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知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等却重视不够[72]。所以，对于认知内容和认知过程的基本理论探讨为数不多。故要增强认知理论的发展空间与解释力，必须加强理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如分析个性心理特征、动机、情感以及心理环境与操作环境等是如何相互作用于认知过程，等等。

　　五、结语

　　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这一课题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多有待发掘的空间。冷战结束后，杰维斯认为信仰与心理过程在后冷战时代更加重要，因为与冷战时期相比，外在的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小，而政策自主空间相应增加[73]。其实，与冷战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相比，认知研究早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实现了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2000年以来，认知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演进为有限理性与情绪理性相结合。

　　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研究中应加强关注施动者偏好、信仰等因素的作用，而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中，也强调了认知、信仰之于战略互动过程的解释力[74]。这表明冷战后国际体系理论研究向微观层次回归：综合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个体认知与偏好变量。当然，正如劳丹对科学研究所定义的“理论联合体(theory complex)”一样，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应综合多个层次的变量：结构、制度与施动者等多种变量。“科学史一直是，也应当是研究纲领（也叫‘范式’也未尝不可）相互竞争的历史，而不是，也肯定不会成为连续的常规科学的历史：竞争开始得越早，进步就越快。‘理论多元论’比‘理论一元论’要好。”[75]

　　* 感谢阎学通、张小劲、张清敏、唐小松、杨广以及匿名审稿人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指正，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1] 一般认为，第一个结合政治学与心理学两个领域的研究的学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梅里安(Charles Merriam)。这一时期主要的理论为精神分析学说，具体文本可参阅：Sigmund Freud, “Why War?”, in William Ebenstein,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3rd Edition), New York: Rinehart, 1960, pp.556-565. Harold D. Lasswell, Wor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2] Bernard J. Barrs,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Psycholog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86, pp.6-8.

　　[3]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仑、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摩根索认为：“仅仅从政治家的动机来寻求外交政策的线索既是无效的，也是自欺欺人的。无效是因为动机是心理现象中最难以捉摸的东西。动机受到行为体和观察者利益和感情的扭曲，经常是面目全非。我们是否真正知道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又知道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吗？”Hans J. Morgenthau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rief Edition, cGraw-Hill, Inc., 1993, p.5.

　　[5]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6] James F. Voss and Ellen Dorsey,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5-6.

　　[7]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160.

　　[8]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9, No.2 (Jun., 1985), pp.293-304.

　　[9] [美]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页。

　　[10]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Laura Neack, Jeanne Hey and Patrick Haney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p.50.

　　[11] Steve Smith, “Belief System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ichard Little and Steve Smith eds., 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p.14.

　　[12] 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正当性问题至关重要。换言之，假设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学科本体地位没有解决，其所进行的大量细致理论与实证研究工作则很难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得到认同。对于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笔者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进行过粗略的论证，请参阅：尹继武、李江宁：《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50-56页。

　　[13]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3-24.

　　[14] Daniel Kahneman, Paul Slovic, Amos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2, No.1, 1998, p.64.

　　[16]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p.43.

　　[17] Christer Jönsson, “Introduction: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hrister Jönsson ed.,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 Limited, 1982, p.8.

　　[18]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4-19.

　　[19] 具体评介请参阅：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Chapter 5: “Behavior: Do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20]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提出了“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其他关于心理学与联盟研究：Dan. Reiter, “Learning, Realism, and Alliances: 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Past,” in World Politics, Vol.46, No.2, 1994, pp.490-526.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1, Winter 1997, pp.65-97.

　　[21] Nathan C.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22]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969, pp.190-222.

　　[23] 哲学信仰为：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世界本质上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政敌的基本特性是什么？2、最终实现根本价值与愿望的前景如何？是乐观还是悲观？在哪些方面乐观，在哪些方面又是悲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3、政治前景可预测吗？从哪些方面以及何种程度可以预知？4、对历史发展有多少控制力？在推动和塑造历史朝预期方向前进，人可起什么作用？5、“机遇”在人类事务和历史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工具信仰：1、如何选择最佳方案采取行动以实现政治目标？2、如何最有效地达到行动目的？3、如何评估、控制与应对政治行动的风险？4、什么时候是实现利益的最好时机？5、实现利益的不同手段的效用与作用如何？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 pp.201-216.

　　[24]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73.

　　[25] Stephen G.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1, No.1, Mar. 1977, pp.129-168.

　　[26] Robert Axelrod ed., Structure of Decision: The Cognitive Maps of Political El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27] Jeffrey A. Hart, “Cognitive Maps of Three Latin American Policy Makers,” in World Politics, Vol.30, No.1, Oct. 1977, pp.115-140.

　　[28]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3, 1962, pp.244-252.

　　[29] Urie Bronfenbrenner, “The Mirror Image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16, pp. 45-56. Excerpt from Ralph K. White, Psychology and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NYU Press, 1986, pp. 71-81.

　　[30] [美] 司马贺：《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荆其诚、张厚粲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ⅱ-ⅲ页。

　　[31]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p.10.

　　[32] Yaacov Y. I. Vertzberg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ers as Practical-Intuitive Historians: Applied History and Its Shortcoming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2, Jun. 1986, pp. 243.

　　[33] David M. Lampton, “The U.S. Image of Peking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6, 1973, pp.28-49.

　　[34] Yaacov Y. I. Vertzberg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ers as Practical-Intuitive Historians: Applied History and Its Shortcomings,”pp.243-244. Also see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Yaacov Y. 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96-342.

　　[35]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

　　[36]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7] 有学者在梳理外交政策的认知视角分析时，分成三个时期：早期努力，即1930-1950年代；
第一代学术研究共同体，即1950-1970年代认知革命兴起之前，之后便为第二代。见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51-54. 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认知研究兴起应在二战后心理学界认知革命出现前后，即1950年代之后。而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格局的转变，以及认知研究出现的一些新的努力和转向，如进一步向社会认知、社会认同研究发展，故笔者将冷战后划为一个时期。

　　[38] Richard K. Herrmann,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in Soviet Policy, Pittsburgh, Pa.: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5. Richard K. Herrmann, “Perception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pp.25-53. 玛莎·科塔姆(Martha L. Cottam)将意象发展为7种：敌人(enemy) 、霸主(hegemonist) 敌人的附属国(dependent ally of the enemy)、中立(neutral)、盟友(ally)、本国的附属国(dependent of the perceiver’s state)、 本国的傀儡(puppet of the perceiver’s state). Martha L. Cottam,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on,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6.

　　[39]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415-450. 认知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次，但有不少学者试图综合个体、组织与体系等多个层次的变量，以扩大心理学路径的解释力，如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hilip D. Stewart, Margaret G. Hermann, Charles F. Hermann, “Modeling the 1973 Soviet Decision to Support Egypt,”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 No.1, Mar. 1989, pp.35-59. 另有学者将作为自变量的认知因素综合分析，如Robert M. Cuter, “Unifying the Cognitive Map and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with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in Christer Jönsson ed.,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 pp.91-122.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0] [美] 利昂·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0页。

　　[41]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w-Hill, Inc., 1991, pp.14-20.

　　[42] Ibid., p.18.

　　[43]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44]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p.67.

　　[45]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60.

　　[46]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Jerel A. Rosati,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 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Jerel A. Rosati, “The Impact of Beliefs on Behavior: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in Donald A. Sylvan and Steve Cha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158-197.

　　[47]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pp.439-50.

　　[48] 关于情绪与认知变量的关系及对政治世界的影响的探讨已成为2000年以来政治心理学界研究的重心与热点，其背后的学理基础为1980年代以来认知神经学科的进展。可参阅：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 Vol.3;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Spring 2000.

　　[4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0-172.

　　[50]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Winter 2005, pp.77-106.

　　[51]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2]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ople’s Pow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0.

　　[53]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4]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形成：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手稿。

　　[55]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6-17.

　　[56]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57] 同上，第153页。

　　[58] [美] 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59] 同上，第19-20页。

　　[60] 同上，第69-70页。

　　[61] Hans J. Morgenthau (Revised by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2]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pp.448-450.

　　[63] 关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风险决策分析，请参阅：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64] Stephen G. Walke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s a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A Cautionary Tale,”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265-273.

　　[65]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so see Robert Jervis, “War and Misperception,”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Spring 1988, pp.675-700.

　　[66] Susan T.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pp.117-121.

　　[67]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68] 尹继武、李江宁：《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第54-56页。

　　[69] Jerel A.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61.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 “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 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0]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1] Richard Herrmann, “The Empirical Challeng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Strategy for Drawing Inferences about Per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2, Jun. 1988, pp.175-203.

　　[72] 如乔治最初的工作只在于将操作码进行一般化和操作化，但后来他在研究中，一方面将操作码视为一种社会认知的图式，并指出操作码与态度的区别，另方面试图揭示领导人操作码与政治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或因果性。Alexander L. George,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Cognitive Beliefs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he ‘Operational Code’ Belief System,” in Lawrence S. 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pp.95-125.

　　[73] Robert Jervis, “Leadership, Post-Cold War Politics, and Psychology,”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December 1994, pp.769-778.

　　[74]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75] [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200页。本文并没有对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以及团体过程、组织层次的研究，如小集团思维（group thinking）等进行评介。国际政治认知研究的方法均来源于认知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故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层次的研究应着重解决的是对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正当、可能与问题等的论证。关于方法论，请参阅：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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