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回到海上花

　　费孝通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上海社区历史的文章中，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第一，应该研究“精神的上海”或者上海“意识”；
第二，上海的城市社区发展，大致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近代租界的“石库门”阶段、社会主义时代的单位大院阶段、改革开发以来的开发区和大饭店阶段。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饭店的阶段，最后再通过《海上花列传》，来谈谈所谓“石库门”阶段。

　　也许这个题目现在太时髦了，而它时髦的原因也与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解有关。根据这种理解，现代性不是从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的“理性化”过程，也不是精神危机的自我治疗机制，现代性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它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或者小资（康）生活方式而已。它说白了就是吃得舒服住的舒服，意味着一种生活格调和生活品味罢了。这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正好与康德将生活世界、将感觉理性化的叙述相反，它是将理性世界生活化，将理性感觉化。这一派学说在理论界的主要代表，就是哈贝马斯，而在现代中国作家里的主要代表，也就是张爱玲等，主要代表作之一，便是张爱玲特别推崇、又被侯孝贤拍成电影的《海上花列传》。

　　在我看来《海上花列传》也是有价值的，这部小说很突出的价值，就在于描写了、发明了“女性机器人”，“海上花列传”的最好对仗，乃是“机器人传奇”。

　　我们知道，理性人或者机器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发明，然而，伟大如康德也有遗漏，比如说他一概地说到了机器人和“理性人”，而没有分男女，分性别。这个漏洞就使得我们在这里，能够专门从性别的角度，来对现代主体的性别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我们不妨可以讨论一下“女性机器人”这种东西，或者女性的“理性人”的产生。而这里我特别要预先说明的是，将机器人分出性别，这还真不是启蒙哲学家玄思的结果，因为“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文学的产物。

　　1、长三书寓的“情感生意经”

　　《海上花列传》这个小说，胡适曾经做了一些研究，一方面是作了小说的结构分析，一方面是做了点考据。而对于这部小说最独到的评价，首先是由鲁迅作出的，鲁迅首先把它定性为“狭邪小说”，鲁迅对该小说评价不高的理由是它有很多发泄的地方，因为赵朴斋是实有其人，而且是韩邦庆的朋友，这小说竟然写赵的妹妹赵二宝也被卖到妓院里去，所以这个书刚出来的时候，赵朴斋声言把所有的书都买了去禁毁，故鲁迅说他这是坑赵朴斋，发泄不满，搞轰动效应。

　　关键是，鲁迅非常不欣赏小说家对女性的态度，按照鲁迅的批评就是：“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蜜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

　　历史上不断鼓吹它的人是张爱玲，她的看法，与鲁迅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而且张爱玲可以说一辈子最爱的只有两部书，一部当然是《红楼梦》，另一部就是这个《海上花列传》。14岁的时候，张爱玲就看了这部小说，从那以后就非常热衷于此书。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的热爱更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她晚年倾尽全力进行了再创作。不是像高鹗续《红楼梦》一样续书，而是做了一个改写——因为《海上花列传》很奇怪，作者的描述全是白话，而人物的对话全是苏白，也就是苏吴方言，所以今天看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第一是很麻烦，我们今天不懂上海话就看不懂他人物怎么对白，再一个你看它有点可乐，它有点像我们今天赵本山的小品：有一个人串着说普通话，但是赵本山出来全是东北话。张爱玲做的工作，是把所有的苏白全部都翻译成现代白话，又翻译成英文——她这么自视甚高的一个人，晚年倾尽全力去帮助韩子云去补写《海上花列传》，可见她对这个小说的喜欢。

　　这个小说有意思的地方首先当然是场景，这里的场景当然也不是大饭店，一般认为小说的主要场景就是妓院，但张爱玲却最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它是写1894年上海租界一个高等交际场所里的事情，这个高等交际场所叫做“长三书寓”，一听起来好像我们北大的“才斋”一样，总之很文雅的一个名字，我看了以后也吃了一惊，原来还有这么些个好名目。

　　首先，为什么叫长三书寓呢？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了。这需要一点考证。我下面的考证是引用了一个美国学者Gail?B?Hershatter的成果，她的成果可能印证了张爱玲的说法。首先“书寓”是个在20世纪就早已经被淘汰无存的所在。19世纪后半叶会弹唱、说白的艺妓称书寓，专门接待当地的文人学士，通常称她们为“书史”(说书倌人)、“词史”(诗词倌人)和“先生”，其表演场所为“书楼”，栖息寓所为“书寓”。而且19世纪早期，一年都有一次会唱，相当于考核，来认定书寓资格，彼时书寓妓展示各自唱、说白和操弦技艺，通过者方可继续谓之书寓。书寓不独花容玉质，华服美饰，其酬宾的烟枪同样出名，书寓自视清高，以文化才艺而非色相谋生，所谓“卖嘴不卖身”，更不侑酒陪席，且门第森严，倘有苟且，必焚其卧具，扫地出门。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书寓传统已经荡然无存，充满诗情画意的社交场所，已经退化为粗俗的商业买卖，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对于这个变化，我们的历史讳莫如深。而所谓“长三”，原来的意思是牌面上两排三点的骨牌，专指20世纪初的高级交际花，她们不象书寓那么有才气，但擅长宴席赌局的应酬，周旋于达贵富商之间，她们乘豪华马车“出局”(这是宋代官员出公差的说法)，虽然日日应酬，但是却一般不能指望她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即使“长三”也不能说她就是高级妓女。“长三”一直在上海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后来就彻底消失了。

　　非常详细的考证，我们可以参考Gail?B?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原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是存在包括书寓在内的交际场所的，但是，这样的交际场所在历史中被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所瓦解掉了，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交际场所，而简单地把书寓等同于妓院，这也许的确是简单化了。

　　张爱玲解释说，首先，中国的女性进入到书寓这样的社交的场合，她带有半独立性半自由性，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产生爱情呢？她说可以。为什么呢？张爱玲说，因为第一，从男性方面来说，中国过去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在这之前都没有和女性交往的经验，所以这样的地方是惟一的男女交往的地方。第二，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和生活气的场所，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象征，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并不是观念化的，即不是如同报馆、学校、事务所那样代表“现代观念”，而是“生活化的”，它代表和推广着“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而艺妓制度乃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张爱玲说因为艺妓的传统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当时人之间的关系，很难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现代作出理解，这就造成了我们对于现代理解的片面――这里用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远不完整，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么如德国古典哲学将现代理解为“观念的”，要么如马克思将现代理解为商品的，而不能从生活世界——“私人的公共领域”来理解现代性。第三，也是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康德以来对于“理性”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为理性不是”观念的理性”，而是”生活中的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的理性”，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其实也就是林语堂、周作人所谓“生活中的哲理”、“有趣味的哲学”，而《海上花列传》并非诲淫诲盗之书，而恰恰是宣传这样一套世俗理性、“生活中的理性”的好教材――用周作人的说法，它不是“载道”的，而是“言志”的。

　　为什么小说是传播“世俗理性”的好教材呢？就是因为小说通篇在算“感情帐”，表面上是言情的，实际上却是非常精明地盘算。只看到前一点，看不到后一点，这个小说就没有味道，也没有价值了。所以说它不是言情小说，而是世俗理性的教材。

　　我们知道小说其中关键是写了这么几对人之间的事儿，当然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写王莲生、沈小红和张蕙贞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王莲生是个洋务派的官员，沈和张是两个艺妓。他写得有意思之处在于，感情的复杂盘算和节外生枝：王莲生非常喜欢沈小红，经常和她在一起。但他又怕控制不住沈小红，想拿她一把的意思，就去找另外一个张蕙贞，结果让沈小红发现了，故事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反应。

　　先是沈小红也去找了一个唱京剧的武生，然后王莲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大怒，就决定娶张蕙贞，要沈小红的好看，这段写得很好笑，王莲生这样一个懦夫一下子来了脾气了。可没有想到，张蕙贞更有她的算计，她说，王莲生你娶了我当然非常高兴了，但是你还可以经常到沈小红那里去走动走动，这样一来也可以气气她，二来表明我们之间是互相放心的。这个王莲生对沈小红旧情未了，于是正中下怀，经常到沈小红那里去，却又发现张蕙贞也找了一个唱京剧的武生，总而言之，这是一连串的反应。韩邦庆并非言情，而是写在爱情的、感情的世界当中的钩心斗角，互相盘算，这个也就是三角关系的起源。即爱情的动力竟然需要一个“他者”在场。所以我们说：“三角关系”的叙述方式，其实是一种最为理性化的讲故事方式，因为表面上看是个感情的世界，其实背后却是一个高度的理性世界，故事的发展，完全要遵循着“辩证法”的逻辑。

　　我们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的故事套子，其实也是这样的，还有《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卢兆麟和乔琪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主人公特别爱这个人，但为了这个爱他又去找另外一个人，结果反倒激起这个人一怒之下也去找了另一个人，两个人到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非常爱，这就构成了一个需要“他者”才能充满动力的世界结构，这完全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

　　韩邦庆写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盘算和理性的“情”的世界，摇身一变，成为现代文学这一支的先驱。我们说不但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从这里得到了启发，而且她这个人本身，待人接物也是将感情的世界充分理性化了，故与其说张爱玲是个塑造高度精明的城市女性的好手，不如说她一直在宣扬一种“世俗的理性”。我觉得《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写的那个振保和娇蕊，就是一例，两个人的感情，始终是在对立中存在、产生、发展，就是这个小说的最后是这两个人物换了位，小说的说教性反倒更加强了。原来娇蕊是非常浪漫或者非常随意的一个人，挺另类的，而振保是很顾家，很顾自己的事业，一门心思往上钻的一个人，最后娇蕊很浪漫，忽然投入，真的爱上了振保，结果这个振保害怕了，关键时刻他不能真的找娇蕊这样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手，分手之后多年，两个人彻底倒过来了，他们在电车上遇到，娇蕊已老老实实嫁人，生俩孩子，非常顾家、踏踏实实；
而振保变成到处去花天酒地的人。两个人在互相倒个，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通俗教材，小说的叙述逻辑完整地遵循着“自然——感性——理性”的哲学，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仅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而且也是说教性非常强烈的。

　　2、性爱机器人

　　因此，张爱玲小说的特色不仅仅不是什么言情，恰恰相反，它是高度理性化的，也是辩证的，张爱玲小说的戏剧性，来自于机械的辩证法，因此它是我们学习现代中国“启蒙的辩证法”的好教材。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的阿三，其实也是从《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笔下那些“精明”的都市女孩的延续。用张爱玲分析“海上花”的逻辑，我们当然也应该说阿三并不是个坏女孩，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妓女，恰恰相反，她不但是个前卫画家、艺术家，而且方方面面都是前卫的，这才是王安忆高明的地方——实际上，王安忆想说的是：阿三是一种“新人”，她的生活方式是前卫的，阿三代表了一个乌托邦――阿三是当代中国真正的“都市先锋”。

　　阿三非但不是妓女，而且她并不“贱”，相反，她很“高贵”――这种高贵恰恰来自于她的将感情充分“理性化”了，阿三没有什么多愁善感的浪漫之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理性的高贵”。因此，都市先锋阿三是高贵理性的象征，因为这种感情的“理性化”，乃至于“无情”，阿三相反获得了一种“自尊”：

　　“自从马丁之后，阿三也再没使谁爱上过她了。这也是大堂邂逅的弊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的。注意她的周围，那些比她更年青、更摩登，也更开放的女孩们，似乎也都没有过爱情这回事。出于自尊，阿三也不去想爱情了，好像是你不爱我，我还不爱你呢！爱情有什么？我想，我是再不能爱谁了，连马丁也不能，因为，因为我爱‘比尔’”。

　　张爱玲的名言是：有思想则以思想悦人，有容貌则以容貌悦人，两间殊无区别。而王安忆的阿三在这一线索上做出了进一步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就是“有身体则以身体悦人”。于是，在阿三的背后，立马站起来“以身体写作”的卫慧和棉棉。在卫慧那里，身体被高度理性化、技术化了，身体既非爱情的观念象征，也非精神苦闷的象征，更不是欲望的象征。身体仅仅被理解为“机器”，性爱的机器――这是一种最类似于现代商业竞技体育的理解――正如罗纳尔多被理解为“射门机器”、乔丹被理解为“扣篮机器”――面对这样的身体，这样的性爱机器人，我们自然不是面对欲望情感，而是面对一部完美的性装置（性具），在这个意义上，卫慧津津乐道所描绘的女性内裤品牌，就如同描绘包裹罗纳尔多的阿迪达斯运动服一样，不过是对机器人外包装的描绘罢了。

　　于是不但没有爱情，没有欲望的象征、苦闷的象征――而且也没有了“欲望”。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90年代初的《废都》到《像卫慧一样疯狂》，在性行为的文化障碍全部被扫清之后，我们得到的其实也就是作为性交辅导教材的“毛片”――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这就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换句话说，在“启蒙”之后，我们得到的不是原始、野蛮、充满激情和身心舒畅的动物之性，而是可以与计划完备的体育比赛相媲美的制度化、知性化的“男女床上健身活动”。小津安二郎通过他的摄影机记录下城市的野蛮：在一幢大饭店里，几乎每一个房间里的男女在同时吃喝拉撒、做爱。正是在这样的城市地平线上，站起了阿三――一个都市先锋、前卫女性――城市机器人的形象，而早在1930年代刘呐欧小说中，她其实已经有一个的高贵名字：“白金女体的塑像。”

　　3、超越启蒙辩证法的“人的全面解放”？

　　现代世界起源于康德哲学的致命划分：该划分是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在自然与必然之间，在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间进行的。现代世界是观念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也是必然的世界，黑格尔进一步强制我们相信：只有这个观念必然性的世界是有意义的，离开它就等于堕入危险的虚无和无意义的深渊。

　　是卡尔?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了观念的世界是“头足倒置”的世界，是卡尔?马克思让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一个变态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各种危机视为解放的先兆，在形而上学大厦土崩瓦解的地方，弗洛伊德尽管理解了马克思却为马克思的洞见所吓倒――而只有尼采在马克思起步和弗洛伊德止步的地方启航。因此，马克思和尼采，是率先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废墟上开始思考的思想家，他们率领人类思想，向形而上学止步的地方，向那个被形而上学判为“无意义”的虚无世界，向“必然王国”之外的“自由王国”进发。

　　“无产阶级是现存世界的解体和已经解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出上述呼吁的马克思，为观念世界解体后的世界指出新的方向，他还说，这就是“人的全面解放”――不仅仅是知性的解放，而且也是感性和意志的解放，马克思特别指出，这种解放，并不是进一步将感性和感觉“理性化”，使人成为感性的机器、做爱机器人，恰恰相反，首先是使人全面摆脱“机器状态”。

　　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教诲，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阐发说，所谓“人的全面解放”，既是指从观念机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也是指从“感觉机器”中解放出来，既是指从康德的理念机器人状态中摆脱，也是从萨德的“做爱机器人”中摆脱，就后者（感性领域）而言，无论是禁欲的机器还是纵欲的机器，也都是“机器”，都是非人的状态。而所谓人的全面解放，并不是从观念的机器走向欲望的机器，从禁欲的机器走向纵欲的机器――而那里并不是马克思所谓“这就是罗德斯岛，从这里跳吧！”恰恰相反――那是解放道路上的陷阱。

　　到此我们就看到了王安忆的最后一个贡献：《我爱比尔》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高明之处在于，恰恰就在于她讽刺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究竟是如何落入这一“解放的陷阱”之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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