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血吸虫病与政治卫生学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

　　送"瘟神"

　　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宣布该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经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之后，立即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在众多关注的目光中，有一双超凡的眼睛，其神奇的一瞥给这一事件罩上了一圈夺目的光环。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亲笔记录了他在了解这一事件后的反应。一则卫生医学上的成就，居然令这位政权最高领袖彻夜未眠。他情绪激动异常，只有诉诸诗篇方能稍许平息。毛泽东连夜写了两首格律诗，聊以一诉衷肠。诗中写道：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不是一般的公共卫生医学上的成就，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政治革命。它是一场与"主义"相关的政治卫生学的壮举。这个政权曾经送走了"三座大山"，现在，又送走了像"三座大山"一样凶险的敌人——一种危险的、面目狰狞的疾病，人们称其为"瘟神".在政治领袖看来，这两次行动的意义几乎可以等量齐观。

　　原形毕露的"瘟神"

　　然而，为何单单将这种疾病的根治看得如此严重？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社会的卫生状况甚为恶劣，严重危及国民健康的疾病不下数十种，有一些疾病传播面遍及全国。而血吸虫病只是一种地方性寄生虫病，发病有地域限制，并不广泛的疫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各省份中的水系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也并非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从流行病学的统计资料来看，一些疾病的发病率远高于血吸虫病。如，丝虫病的发病率是血吸虫病的3倍，疟疾也是3倍，结核病是2.5倍。从死亡率上看，霍乱、鼠疫、天花、伤寒、结核病、流行性脑炎等多种疾病均远在血吸虫病之上。从1949年后的疾病防治效果上看，血吸虫病也不是最突出的。事实上，血吸虫病并未全面消灭（毛泽东为之激动的消息，只是一小片疫区），即使是此后陆续上报的许多地区有"消灭"的战绩，后来事实证明，多多少少有虚报的成分。真正得以有效控制甚或根治的其它疾病，则不在少数（如鼠疫、天花、霍乱、梅毒、淋病、头癣等）。但这些都没有得到像血吸虫病那样一种程度上的关注。从20世纪50－60年代官方媒体中看，对于血吸虫病的宣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消灭血吸虫病的运动，几乎成了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标志。

　　血吸虫病的政治隐喻

　　疾病是人的身体的特殊状态。由于与人有关，常常很难就将它单纯当做一个简单的生理病理现象来看待。血吸虫病因其特殊的病理学特征，超出了其一般流行病学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疾病。血吸虫病与其说是一种身体疾病，不如说是一种病态的社会政治的隐喻。至少在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它成为一种政治隐喻。

　　「国家病容」血吸虫病患者在外观上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其基本征候如下：消瘦、贫血、消化道症状（腹泻）、粪中带有粘液及脓血、肝脾肿大，伴有腹水。到了晚期，典型的病容是人们所熟悉的：骨瘦如柴的躯干加上膨大如鼓的腹部。这种畸形的、令人恐惧的病容，使得该病有"瘟神"之称。而这一病容也容易令中国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它最接近于典型的"国家病容".血吸虫病容提示出来的首先是"衰弱"和"不洁".从病因学上看，血吸虫病的传播跟卫生条件和生活习惯有关。体格上的衰弱和生活方式上的不洁，进一步暗示着生活条件的贫困。这一点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心病。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公共卫生条件恶劣，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所谓"科学生活"的标准相去甚远，国民体质孱弱，加上民族精神上诸多劣根性，这样，中国在列强眼里成为落后贫穷的代表，因而得了一个侮辱性的称呼——"东亚病夫".从反映近代以来中国贫困状况的图片资料上，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那种类似于血吸虫病人的病态形象。

　　晚期血吸虫病人的病容

　　"东亚病夫"的绰号成为民族国家的集体性的焦虑。改变这一状况，一直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共同愿望。"现代化"梦想从根本上说，即为"强国梦".血吸虫病所提示出来的"国家病容"，给该病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国家政治性印记，其政治象征功能是其他疾病所无法与之相比的。「阶级隐喻」血吸虫，属于人体寄生虫之一种。而"寄生虫"一词的强大隐喻功能，显然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医学范畴。

　　在所有的寄生虫中，血吸虫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血吸虫不仅具有寄生性，而且，（如果仅仅望文生义的话），它似乎还靠吸食其宿主的血液为生。这一习性，令人联想到传说中的"吸血鬼".对"吸血鬼"的恐惧是人类一种原始的深层恐惧。各民族都有关于"吸血鬼"的传说。比如，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盛行"吸血鬼"的传说，各式各样的"吸血鬼"经常是哥特式小说的主人公。19世纪著名的"吸血鬼"德库拉伯爵的故事，一度在全欧洲造成长时间的社会恐慌。吸血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它使人体内宝贵的血液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殆尽，人们于是感觉到仿佛被一种魔法所蛊惑，为难以摆脱的恐怖梦魇所攫取。

　　想象中的吸血鬼形象

　　血吸虫比任何一种寄生虫更接近于想象中的"吸血鬼"形象。蚊子和蚂蟥等病原虫虽然也吸血，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吸血。但这些病原虫过于常见，人们要消灭它们不过举手之劳。而血吸虫则仿佛具有一种超自然力，非得通过特殊的手段（巫术或者科学）则不能消灭它。更为重要的是，蚊子、蚂蟥的吸血，也这是看得见的那么几滴，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也不会使患者表现出不堪目睹的外表。而血吸虫则仿佛是慢慢地于无形之中吸干了生命的精髓。

　　"吸血"含义进一步引申到社会学范畴，则是关于"剥削"的暗喻。"寄生虫"在当代中国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政治词汇，它的寄生性正好与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相抵触，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与其敌对的剥削阶级的基本特征——不劳而获。将剥削阶级比喻为各种寄生虫，是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中十分常见的一个政治隐喻。而"血吸虫"、"吸血鬼"则更加严重地提示着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贫困归根到底乃是因为某一阶级像吸血一般吸取了公共财富，而且往往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制度化的剥削手段，造成了另一阶级的成员陷于赤贫。

　　「经济学动机」血吸虫病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亦非同一般。血吸虫病的疫区集中在大约11个省份，这些省份大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省份和经济命脉地区。血吸虫病主要是户外感染，易感人群多为从事野外劳动的成年男子，尤其是青壮年。这些人群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血吸虫病在上述疫区的流行，无疑将严重削弱农业劳动力。据称，解放军在南下作战的时候，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被血吸虫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规模的非战斗性减员。这也使有关当局对血吸虫病的危害性有了深刻的印象。

　　血吸虫生活史示意图

　　同样，血吸虫病还会感染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牲畜（如牛等），使之丧失劳动能力，其破坏性的后果跟对人群的感染相等。巨大的经济学意义也是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动机。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新政权通过其政治领袖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令，其无意识深处隐含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政治卫生学

　　「公共卫生运动」疾病是身体的敌人，消灭疾病也就意味着消灭身体内部的敌人。公共性疾病不仅是单个身体的敌人，同时也是国家的敌人。新政权自然而然地将公共卫生事业纳入国家行政范畴加以管理，并赋予其以政治意识形态含义。1950年代初，毛泽东代表政府发布国家动员令称："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细菌"跟"敌人"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疾病防治就不只是属于一般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范畴，而是被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它甚至就是一种"政治卫生学".细菌不仅是敌人的攻击武器，它本身就是敌人。因此，国家号召人民起来，像消灭敌人一样消灭细菌。

　　血吸虫病在防治手段上的特殊性，比其他疾病更多地满足了"政治卫生学"的基本条件，消灭血吸虫病的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也就更为凸显。首先，血吸虫病的传播方式比较特殊。血吸虫病在传播过程中需要一个中间宿主——钉螺。钉螺成为血吸虫的帮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就不仅仅是治疗感染者，消灭中间宿主，是必不可少的和相对有效的手段。而要消灭钉螺，除了化学方法之外，更为直接和简便的手段就是人工铲除：在冬季，疫区的河床和湖床干涸之后，铲除钉螺赖以栖身的杂草，以火焚之。

　　看上去很美的钉螺，却是血吸虫的帮凶

　　要在大面积的疫区内完成之一行动，需要大规模动员，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国家显示出其强大的动员力，并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效果，看上去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场面。"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这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与当时的"大跃进"气氛恰相吻合。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锄头和铁锹，对成片的疫区草地实施分割包围，梳虱式地层层推进，搜索和清剿隐藏在杂草中的小小的钉螺。发现一枚钉螺，就像发现了一名潜藏在林莽（或人群）中的敌特分子一样令人兴奋。在有着高度警惕性和斗争经验的人民群众面前，"钉螺－敌人"无处遁形，原形毕露，最终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群众性灭螺的劳动场面

　　从消灭钉螺和血吸虫，进而推及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重要的行动就是全国范围内的"除"四害""运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后改为臭虫）的行动。这些行动与其说是卫生学行动，不如说更像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是一次全民性的政治化的"行为艺术".

「公共卫生制度」一些流行病和传染病的防治与社会制度和公众生活方式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就必须辅于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公共医疗制度和公众生活方式（比如，劳动防护、饮水习惯、食品卫生，等等）等措施。这一切涉及社会制度的改革。1961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枯木逢春》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位名叫苦妹子的穷苦农妇的遭遇。苦妹子一家曾经饱受血吸虫病的折磨，后来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治好了血吸虫病，她一家人也过上了甜蜜的生活。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不会放过对流行病的政治阐释。从这个意义上看，消灭一种疾病，即意味着消灭一种制度。消灭血吸虫与消灭"吸血"的剥削制度，这二者互为隐喻。影片《枯木逢春》中的血吸虫病患者在身体上的被治愈，与旧的、病态的制度的消灭联系在一起。片名"枯木逢春"对"春"的象征性使用，显然是对毛泽东诗词中"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挪用。季节更迭成为制度转换的暗喻，"春"是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生活的象征。

　　电影《枯木逢春》剧照

　　既然疾病关乎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就需要将疾病管理起来。政府并要求人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符合新的生活制度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在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清洁的生活方式，让人们联想到"清洁的"、"卫生的"政治制度。这种奇妙的政治修辞艺术，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是最基本的话语方式之一。

　　由政府推动的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卫生制度的形成，很快将公共卫生学领域纳入国家制度管理范畴。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也很快确立，国家干部的疾病和医疗保健完全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中。

　　尽管如此，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依然被排斥在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农村这一巨大的卫生保健空白区只能依靠另外一套制度来勉强维持。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所谓"6.26"指示，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依靠半职业化的乡间医生和"赤脚医生"，来为贫困的农业人口提供捉襟见肘的医疗服务。这些制度在后来的电影《春苗》和《红雨》则得到了夸张的歌颂。

　　对于流行性疾病的有效管理，需要一揽子相关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保证，如针对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财政与人力资源）的动员、管理和调配，对感染者的必要的隔离措施，集中的检查和治疗，患者病历档案的采集和管理，以及针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和监控。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就是国家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翻版。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措施相对有力得多。各疫区建立了专门的"血防站"，形成了完备的防治体制。一个个专门职能的"血防站"，仿佛一个个预防医学的"派出所"，其的职责就是严密监督"血吸虫"这个危险的敌人，防止它们危害公共（身体）安全。预防医学的制度化，有效地保证了疾病防治的效果，同时也显示出高度集中国家权力和高效率的行政机制的制度优势。

　　针对血吸虫病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政治制度的胜利。新政权毫不吝啬对这一方面的自我夸耀。不仅一般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是如此，政治领袖毛泽东本人在诗中也毫不客气地渲染了这一点。华佗、牛郎等古代的人和神的无奈叹息，与现代人自比尧舜的豪迈气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另一首诗中以同样的心态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身体管理与政治驱魔术」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其行政管理权力一体化的制度优势，将疾病、病原生物像国家机构和公民一样地严格地管理起来。公共卫生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关联，流行病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卫生保健领域内的政治学。流行病学档案管理与户籍管理制度如出一辙，它们有着相同的形式和功能。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国家以管理疾病的方式来管理公民，包括公民的肉体和精神。

　　高度政治化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不仅有效地管理了公共卫生机构和公共性疾病，同时也是对患者和可能的感染者的身体的有效管理。针对公共性疾病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将公众的身体一体化，纳入统一管理的构架中。被管理起来的身体在统一的政治号令下，协调一致地投入改造自己的身体及其周边环境的运动中去。"万众一体"更有效地保证了"万众一心".一个追求全社会清洁化的制度，正在从事着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从卫生环境上到政治环境上的全面的"清洁化"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环节——消灭钉螺的行动中，最后一道程序至关重要：焚烧。被怀疑残存有钉螺的水草在被铲除之后，需要集中起来放火焚烧。

　　火，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兼有毁灭与净化的双重功能。焚烧某种对象，不仅仅是对该对象的销毁，同时更多地具有一种象征性的功能。火有奇迹般的功能，转眼之间使一些物质灰飞烟灭，人们相信它具有驱除魔障的能力。在一些宗教仪式上，火是必不可少的。民间遏止烈性传染病的方法之一即是焚烧，焚烧死尸以及死者的用具，既有卫生学意义，同时也有驱除污秽，祈求吉祥的意义。

　　火的这些象征性，使之很自然地转换为政治性的隐喻。针对任何有害生物的控制，包括在政治上的害虫，是国家政权的梦想，这个梦想在公共卫生学上象征性地实现了。"纸船明烛照天烧"的"送瘟神"壮举，更像是一个政治奇迹。像消灭血吸虫一样驱逐政治"瘟神"，使政权更加清洁化和卫生化，这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启示。毛泽东在另一首诗中表达了这一"政治－卫生"思想："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政治－卫生"事业的高潮期是狂欢节式的全民政治运动。消灭血吸虫病不过是驱魔的政治巫术的一次预演。在日后的政治性的"送瘟神"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更加狂热的全民性的"政治狂欢"。

　　2003.2.（思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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