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龙：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

　　[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理论解释上的困境,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的同时,将国内政治因素引入现实主义范式中,结合结构层次分析、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分析,大胆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上述努力有助于缓和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弥补结构现实主义在政策分析问题上的不足,而且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增强了对外部理论批判的承受能力。但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了其他理论的分析变量,损害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其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过度强调,也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简约性。新古典现实主义尚不具备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条件。

　　[关键词] 　新古典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贡献;缺失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逐步兴起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部分现实主义者在继承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的同时,将国内政治和决策者个人因素引入现实主义范式当中,力图增强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维护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地位, 更好地应对来自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外部理论的挑战。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尚处于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理论的建构及其成熟尚需时日, 但它的出现的确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并已展现出具体的理论架构和初步的研究成果,理应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困境

　　自经典现实主义产生以来, 现实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日渐暴露出来,它对国际政治的解释能力日益引起人们的质疑,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也日益受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外部理论的冲击和挑战。

　　第一,现实主义将权力绝对化和简化的做法制约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他们都将权力概念当作理论构建的最基本工具,都认为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政治的根本动因。从权力概念出发观察世界固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 但现实主义在使用权力概念时却走向了一个极端, 凡事都从权力变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忽视文化、观念、认同等非权力因素的影响。这种对权力政治的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的做法导致现实主义的解释变量相对单一,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单一的权力政治分析模式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复合相互依赖时代的世界政治。何况,国家间相互依存趋势的加强客观上也促进了合作的产生, 而单纯依赖权力概念也无法解释在争夺权力的状态下国家间合作产生的动因和过程。

　　此外,现实主义只是关注权力的大小,而没有对权力的转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和分析。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权力概念,也对权力均衡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对权力如何影响一国政策的形成、权力如何转化为国家的影响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新现实主义认为在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权力的大小,也未具体阐明权力与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相对权力和相对获益,认为国家最关心的是追求相对权力,同样没有进一步阐释权力与政策之间转化的内在机理。可见,现实主义只是将权力简化为实力,将权力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简单而自然的转化过程。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使现实主义在回答如下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实力相近的国家对体系结构的态度为什么会有不同? 实力相近的国家为什么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存在差异? 同样面对霸权国的挑战,其他国家对威胁的感受为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能采取类似的行动加以抗衡?

　　第二,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观察问题,忽视了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地位。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以及简洁概括的解释能力, 其所倡导的国际体系层次分析一经提出便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主要的方法和途径。其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倡导体系结构分析, 进一步扩大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但问题在于,结构现实主义将行为体行为模式的成因完全归结为国际体系结构下的行为体互动的结果,而没有对国内政治形势发展、政体类型、政治文化传统等国内因素以及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比较僵化和静止的理论。其一,难以预测和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结构现实主义遭到严厉批判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它单纯依赖国际体系结构的分析工具,忽视苏联国内的众多矛盾、国内的政治改革以及决策者主观认知等内在因素, 不仅没有能够预测两极体系的崩溃以及对苏联的解体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而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苏联国际权力基础不变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要推动“新思维外交”, 从而改变苏联和结束冷战。〔1〕其二,无法预测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忽视国内因素的做法同样也制约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政策形成的分析。沃尔兹坦言,他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压力在起作用,不同的体系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体系中的单元(即国家)将怎样对这样的压力和可能性作出反应。〔2〕其三,不能以动态的眼光观察国家的行为。事实上,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并会对国家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僵化的视角审视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不顾中国国内的情形及其发展变化,一味根据所谓追求国际权力最大化的逻辑得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推论,既违背了中国正在和平发展的事实,也不符合中美关系趋于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

　　第三,在本体论上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的物质性,不仅局限了现实主义的视野, 而且也使现实主义日益面临外部理论批判的压力。现实主义的逻辑分析建立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即世界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权力对比反映了物质力量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取决于大国间军事力量的对比。现实主义重视从物质层面理解国际政治固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单纯依靠物质力量的做法也常常会陷入一系列认知误区之中。比如,现实主义假定无政府状态是既定的先验的存在,而不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这种忽视了人们的主观因素而单纯从物质权力理解国家间关系性质的做法, 很容易得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冲突不可避免的悲观结论。又如,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一成不变的具有成本收益计算能力的理性行为者, 国家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任何国家都基于利己主义考虑,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但事实上,国家理性除了工具理性以外,价值理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再如,现实主义所界定的权力主要是指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物质实力,而国家的精神利益,尤其是民族自尊则被排除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外。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的物质性不仅局限了自身的视野,也暴露了自己的理论缺陷,容易为外部理论找到破绽而加以批判。建构主义就批评结构现实主义单纯物质主义的结构假定以及机械式的研究方法,无法对观念的影响力予以理解。基于这一认识,建构主义将观念和文化的建构功能作为先决条件嵌入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解释模式中,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

　　由于现实主义面临着上述诸多的缺陷和挑战,许多现实主义者开始思索如何进行回应和调整。一部分学者试图在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分析的内核的同时,结合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因素,推动理论创新,构建一个较为中间、调和的现实主义新流派。这样,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3〕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

　　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新古典现实主义就已初露端倪,90 年代中期引起学界关注, 2000年以来反响日渐增大。该理论是现有现实主义诸学派中形成最晚,针对国际环境变化调整幅度最大的理论。以罗斯(GideonRose ) 、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 、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 ) 、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 ort h) 、沃尔特(Stephen Walt ) 和克里斯坦森( Thomas Christensen)等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总体上看,现实主义是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解释力的主流理论,但古典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理论和新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理论也都存在缺陷,现实主义要获得生命力就必须打破这两种层次理论的分野,结合二者各自的优势,并将个人层次的分析融入其中,建立一种中庸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架构。具体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关于无政府状态。新古典现实主义接受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但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它并不赋予无政府状态以特定的内涵。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在其看来,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产生安全困境,导致冲突和战争。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虽然会导致安全困境的产生,但安全困境并不等于冲突,合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相比之下,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并不看中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是认为,国际体系的性质相当模糊,无政府状态属于某种不确定的状态,安全无所谓稀缺或充足。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和认知去解读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现实。国家间是否形成冲突或合作,要看当时具体的情况,即特定时期国家间关系和外交政策行为等因素。〔4〕

　　第二,关于权力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其一,国家并不一味追求权力,是否追求权力应视情况而定。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最大化。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权力只是实现的手段。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断有局限性,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以及外交意义的关注可以弥补结构现实主义的不足。鉴于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单一地谈论权力和安全问题,认为国家不仅关心国际权力分配,而且也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设法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环境下, 塑造有利于该国利益实现的环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策。对于维持现状(stat us quo states)的国家,安全是其对外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类国家要么满足现状并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往往采取均势(balance of p ower )政策;要么满足现状但不愿付出高昂代价,倾向于采取趋附强者的政策(bandwagoni ng)。对于“修正主义国家”( revisionist states ) ,安全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问题。这类国家中,有的试图改变现状并愿意付出高昂代价,倾向于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有的希望改变现状但不愿付出高昂的代价, 倾向于采取规避责任( buck-passing)和趋附的政策。〔5〕其二,国家间相对权力变化也是国家行为的重要动因。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对国家决策的决定性作用,要理解一国为什么会采取某一特定行为,首先应该考察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6〕而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也把体系结构因素当作重要分析变量,但它不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强调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更为看重从单元层次关注国家间的相对权力的变化,认为当一国的相对权力增加时,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外交活动与企图也会增加,而相对权力削弱时则会相对减少。〔7〕

　　第三,关于国内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肯定国际权力分配的意义,认为从长期来看,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能够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解释,但从中短期来看,体系压力未必会强大到决定国家行为特定细节的地步。〔8〕在有限的选择空间中,决策者选择不同的外交行为,却可以在短期内对国家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9〕原因在于: 其一,国家不是单一理性的实体,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应对国际关系的方式也会不同。总体实力相当的国家,由于政治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其二,国际权力分配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行为,期间要经过决策者和国内政治的传承过程。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国家能力是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国家能力是指决策者从国家权力中提取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那部分国家资源。外交政策总体上来说不是直接由国家权力而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此对权力的分析必须考察政府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控能力。即使国家权力出现增长,但如果政府能力受到国内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或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国家权力也未必能直接转化为对外政策行动。另一方面,即使国家权力没有增加,政府也可能动员外交资源开展外交行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可见,一国对外政策行为不仅受到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影响,而且也受制于国内诸多因素,离开剖析国内的政治过程而单纯依赖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无法理解和评估国家的行动。不过,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刻意去论述到底是国际层次还是国内层次比较具有影响力,他们只是强调从中长期观点而言,权力结构比较具有优势,而就短期而言,决策者和国内因素则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而且他们还指出决策者和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干扰变量,也可能是自变量, 这要视情况而定,只有通过多层次的分析,才能完整有效地解析外交政策行为。〔10〕

　　第四,关于决策者对权力分配的感知。新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发掘古典现实主义的潜力,认为古典现实主义并非如新现实主义只是一味关注国家的“物质”能力,摩根索在论述国家能力要素时曾将国家能力细化为“有形能力”和“无形能力”,而“无形能力”就包括理念、认同、规范和原则等因素。〔11〕从这一思路出发,新古典现实主义提出,权力只是决定国家行动的基础,属于国家的能力资源。一国如能拥有更多的能力资源,当然有助于加强对外行动的能力。但权力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国际体系的压力是通过作用于单元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12〕权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输带,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权力分配只有通过决策者的认知才能转变为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13〕决策者对权力的感知将直接影响决策的形成。在分析冷战结束的原因时,沃尔福斯提出:国家行为并不是客观权力的外在变量塑造的,而是出于对相对权力的不同“感知”。他认为客观权力变化不能解释冷战的终结。从认知的角度看,冷战的结束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当时的苏联政府不但把资本主义看作威胁,而且主张跟着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强者走, 使得后来的领导人忽视了苏联衰落的迹象; 二是美国在80年代的角色改变,它把苏联看成利益必须得到兼顾的崛起大国; 三是当时东欧国家开始质疑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东欧革命使苏联对权力的感知产生了象征性的影响。〔14〕

　　在重视分析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同时, 新古典现实主义也认识到,决策者对权力的认知与权力的实际状况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国际权力的形成既包括经济、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也包括国际影响力、文化价值观等无形的“软实力”。因此,决策者要精确评估一国的国际权力客观上的确存在困难, 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倾向于从经验出发评估正在出现的情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或者倾向于依照自己的主观理解来判断情势的性质和态势,从而造成认知与现状的偏差。〔15〕尤其是当国际权力发生急剧变化时,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决策者对权力的感知与实际之间出现偏离的可能性会更大。施韦勒在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外交政策时就曾指出,20世纪30 年代的国家行为变化不是物质资源分配的变化造成的, 而是源自个别修正主义国家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的德国对国家利益的怪异看法。施韦勒甚至认为,虽然国家权力和决策者的偏好都会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但决策者偏好的影响更大。〔16〕

　　第五,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前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现实主义持“二元论”立场,即既承认权力的物质层面,也兼顾权力的非物质层面。在这一问题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刻意分析是物质因素占主导还是非物质因素占主导,这恐怕与新古典现实主义选择多元研究途径、倡导理论分析的中庸模式有关。由于秉持本体“二元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兼顾实证和后实证、传统和科学的方法,一方面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重视通过历史经验验证理论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又接受后实证的建构立场,将观念建构、国家间主观互动引入分析的视角,试图给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贡献与缺失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继承现实主义基本前提的同时,将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融为一体,既关注国际体系因素又重视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努力探索新的理论范式,试图对国际政治现实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以挑战现实主义理论或其任何流派为目标,而是试图在维护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前提下,弥补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的不足,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努力无疑有助于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增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第一,弥合现实主义理论族群之间的分歧,缓和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建立最晚的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有意结合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主张,选择性地吸取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等结构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新古典现实主义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

　　既保留了各派现实主义理论的部分精华,也模糊了各派之间的理论界限,缓和了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促进了现实主义内部的交流、对话和相互取长补短。事实上,如何将前述几种现实主义理论加以折衷和整合,并进而形成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已经成为现实主义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从这一意义上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出现无疑将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 有助于维护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地位。

　　第二,弥补结构现实主义在政策分析方面的不足,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二者都是从国际体系的层次寻找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的动因。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从国际拓展到国内甚至个人层次,并将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联系起来,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进行全面而综合的分析。由于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以及个人层次内部及几个层次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单纯从国际体系结构解读国际政治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国家的权力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首要的地位,但一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决策者认知等因素对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17〕这不仅因为在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主权国家时代,不同国家之间在国内政治结构、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因为国家行为的变化最终取决于人的认知和判断,世界说到底是一个个人所组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不否认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性的同时,

　　通过增加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变量来解释国家行为,无疑有助于弥补结构现实主义的缺陷,增强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同时也为解决长期困扰现实主义理论的体系分析和单元分析相分离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途径。〔18〕

　　第三,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制度和观念等非物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淡化了纯物质主义理论的形象,增强了对外部理论批判的承受能力。面对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挑战,新古典现实主义选择妥协折衷的办法,将理念、认同、文化、规范和原则等观念层次上的变量纳入分析的视野,这不仅有助于现实主义从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国际政治的动因,增强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而且也有助于现实主义淡化纯物质主义形象,调和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外部理论之间的分歧,从而使现实主义在面临外部理论批判时获得了回旋空间, 增强了对外部理论批判的承受能力。

　　总之,通过将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相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增强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力,而且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但也应看到,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了不少其他理论的分析变量,大胆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分析思路,此举不可避免地使理论的发展存在某种不足甚至明显的缺陷。

　　其一,过度重视单元层次的变量分析损害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有其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该理论得以独立存在并区别于其他的理论。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现实主义,主要是因为它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家行为理性、权力政治、国际体系结构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主张,并以此与其他理论相区隔。纵然现实主义理论可以延伸或发展,但却不能脱离其核心的理论主张和基本的分析思路,否则就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新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的变量分析,并将其主要的精力倾注在国内政治的范围,其结果却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即所有国家是功能相似的行为体,相对权力的大小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因。现实主义通过突破自身理论假定来弥补理论不足的结果却损害了现实主义的纯洁性。可见,当下的现实主义确实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用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的变量来弥补国际体系结构分析的不足,却背离了现实主义关于行为体的一个核心假定;不强调国家行为体,除了权力对比之外的差别又无法对国际政治的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

　　其二,对外部理论的大胆借鉴容易陷入外部理论的脉络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借用了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等变量解释国家行为,这固然有助于深化对国家行为动因的认识,但过于强调这些变量的作用,无形中淡化了现实主义色彩。比如,格里科认为国际制度是让渡和转移国家权力的手段。根据制度的约束性规定,弱国可以在国际制度下分配表决权,把强国的权力重新分配给自身。对此,批评者指出,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物质资源的分配是决定国家行为的关键外在变量,国际制度只是反映、认同而不是改变国家的权力关系。格里科把国际制度看作国际政治的原动力,颠倒了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其理论中的多数命题无法与权力塑造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前提相一致。〔19〕难怪有批评者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把自由主义理论简化后的版本引入现实主义旗下,基本上是依靠自由主义的知识史来阐述其整个理论脉络。〔20〕与此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决策者认知的关注又陷入建构主义的藩篱之中。沃尔福斯结合权力和感知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但他认为,权力只有被国家感知和相信才具有存在的意义。这显然是以认知论来取代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这与建构主义关于观念建构权力的假定是相似的。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沃尔福斯的理论舍弃了物质力量的假定,离现实主义已经渐行渐远。〔21〕

　　其三,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过渡强调,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简约性,陷入众多复杂变量的包围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关注国内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确使人耳目一新,但它主要论述国内政治和个人层次的变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这方面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变量实在太多,对所有变量逐一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政策决策的大小和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实属不易,最多只能列出变量的清单。即使能够确定主要的变量, 但要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依然不太现实。其实,现实主义的解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来自它的简约性,失去了理论的简约性便制约了现实主义的适应性。新古典现实主义纵然打开了一扇门,但却立刻被众多复杂的变量所缠身,陷入国内政治和个人主观因素的黑洞之中。

　　四、结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发展,强调了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体系变量、单元变量和个人变量的结合,它力图解决新现实主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但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也的确在理论建构方面存在一些缺失。何况, 如果从严格的理论标准来衡量,新古典现实主义只是提出了理论分析的框架,并没有提出独立的理论假说,尚不具备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条件。因此,倘若以“纯粹”的理论标准加以评判, 似乎很难对这一“理论”作过高的评价。

　　不管怎样,新古典现实主义选择跨越和融合,以开放的姿态借鉴和吸收其他理论流派的合理因素,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纵观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 无论是20 世纪60、70 年代的外交政策分析, 还是80 年代的国际体系理论,这些强调单一层次分析的研究途径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9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出现跨层次分析的趋势。从这一意义上看,新古典现实主义顺应并代表了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新古典现实主义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于重视强化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两个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只有更加明确地展示自身作为一种理论的特殊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才能延续现实主义理论的血脉,并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只有强化解释力,才能使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一个适应性较强的比较优质的理论。

　　[注释]

　　〔1〕〔10〕[ 台湾]郑端耀:《国际关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J 〕,《问题与研究》第44 卷,第1 期(2005 年1 、2 月号) 。

　　〔2〕Kenneth N. 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Reading ,MA : Addison2Wesley , 1979) ,p . 73.

　　〔3〕〔4〕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现实主义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直到1998年,罗斯(Gideon Rose)根据多位现实主义者的著作所提出的主张与特色,将正在出现的理论流派冠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由于该名称恰如其分,从此,新古典现实主义才得以正名立身,影响也逐渐扩大。参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Theories of ForeignPolicy ,”World Politics , Vol .51 , No. 1 , October 1998 , pp .144-172 , p . 171.

　　〔5〕Randall L .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 or Prof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19 , No. 1 (Summer 1994) , pp . 99-107.〔6〕Eric J . Labs ,“Beyond Victory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 Security Studies , Vol . 6 , No. 4 (Summer 1997) , pp . 11-12.

　　〔7〕〔8〕〔9〕Gideon Rose , op . cit , p . 167 , p . 51 , pp . 167-168.

　　〔11〕[美]汉斯·J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徐昕、郝望、李保平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52 —202 页。

　　〔12〕Gideon Rose , op ,cit . p . 146.

　　〔13〕William Wohlf orth , The Elusive Balance :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 301-302.

　　〔14〕William Wohlf orth , The Elusive Balance :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pp . 52-53 , 220-229 , 250 ; Wohlf 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Brown , Lynne-J oes , and Miller , The Perils of Anarchy (Cambridge , Mass . : MIT Press , 1995) , pp . 21-23 ,32-39.

　　〔15〕Aaron L . Friedberg , The weary Titan :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 189521905 ( Princeton :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 . 2802284.

　　〔16〕Randall Schweller , Deadly Imbalances : Tripolarity and Hitler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 pp . 26-29 , 93-120.

　　〔17〕[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95 页。

　　〔18〕Gideon Rose , op . cit , pp . 152 , 154 , 161-162.

　　〔19〕Andrew Moravcsik , The Choice for Europe :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 Ithaca , New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 . 82.

　　〔20〕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24 , No. 2 ( Fall 1999) , pp . 31-32.

　　〔21〕Ibid , pp .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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