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清心为治本

　　目前，为学生减负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学生阶段，本是人生中最为轻松愉快的阶段，可是因为家长不切实际的希望应试教育的压力，现在的学生成了全社会负担最重精神状态最糟的一个群体。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童年少年时代失去快乐，而只在题山试海中艰难跋涉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个健康除了学习外还关心自然关心社会的健康公民——当一株树苗，在它成长期承载了它成长之外太多的压力要求，我们可以断言：它将来只会渐渐扭曲变性成为废物。这一点，在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中有很好的说明。

　　学生作为社会一个比较敏感和前瞻的群体，他们的窘境其实折射出我们整个社会的病态——我们不妨问一下：需要减负的仅仅是这些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么？我们的社会需不需要减负？我们社会的核心——政府——需不需要减负？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之中：对GDP的盲目追捧，对巨大投资项目的狂热崇拜。三峡工程尚未竣工，青藏铁路已经上马；
东气西输刚刚破土，南水北调紧紧跟上。又是西部大开发，又是中部大崛起；
又是东部大发展，又

　　是东北大振兴……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那些个弄好了可以流惠千秋，搞不好却可能贻害子孙的大项目大投资此起彼伏，让人似乎又置身于那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火红岁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在保险领域，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参照西方国家的成例，无视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潮流，大搞保险大跃进仓促提出和推行建立中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以为这样做有助于国企改革，转移和减轻国企的社会包袱，保障社会稳定，有助于减轻社会转型的阵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没有看到这种做法的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财政上无法持续的，在国际竞争中是自损国际竞争里的短视国策。在股市方面，这种急功近利的洋跃进也甚嚣尘上，譬如，2004年上半年，中国股市发行的基金总规模为1436.89亿份，而2001-2003年发行基金的总和只有1426.66亿份。也就是说，基金业在2004年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了相当于过去三年的发行量。速度飙升，但质量没有跟上，基金在中国股市上的角色仿佛是一个智商低下的高个子孩子。基金不但没有扮演海外成熟市场上那种稳定股指的角色，反而在暴涨暴跌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农村政策一日三变，国家法令朝三暮四等等，所有这些，都无不反映出我们整个时代的浮躁，以及这种浮躁可能给我们现代化事业带来的沉重灾难。

　　两千多年前，智者老子早就指出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

　　火上烤鱼，最忌讳的就是没完没了无休无至地翻弄折腾；
治理大国的道理也是一样：如果为了急于求成，不停地翻弄国民，不断地改变计划，其结果只能是河决鱼烂，不可收拾。要说教训，那简直太多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1960年，其结果是一场人类罕见的“人祸”——整个中国社会为之付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沉重代价！再比如，1978年开始的那场“洋跃进”，当年2月的五届人大会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出现这样的一些发展目标：要建设十个钢铁基地、十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结果是1978年前大概300-500亿的外汇储备，一个洋跃进后，没了。中国不得不有陷入新一轮的调整整顿——实际上就是擦屁股补漏洞。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就不能从这些耗资巨大的“学费”中学到点什么么?

　　正面的例子也有，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文帝继位后，在政治理念上信奉称“黄老之学”——这种学说以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的事例，主张君主“无为而治”。所谓“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强调“节赋敛，勿夺民时。”汉初，曹参做丞相，就拜黄老学者为师，推行“清净无为”、“与民休息”政策，对社会安定，发展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汉文帝刘恒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并且大力加以贯彻。他的妻子窦皇后特别崇尚黄老之学、强令她的儿子刘启（即汉景帝）及窦家子弟习读。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大经》、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也可以证明当时黄老学术之盛。由于汉文帝刘恒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坚持“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土地不断得到开辟，人口持续增长，以致出现京师库房里的铜钱，堆积如山，穿钱的线都朽烂了，数都数不清；
仓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往上增加，库房都装不下了，露在外面，以致霉烂得不能吃了。仓廪充实，国泰民安。他们成功的要诀就在于尊重社会的自生能力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概念。所谓“科学”，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
所谓“和谐”，就是敬畏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搞人定胜天的大跃进。其核心就是遵守客观规律，讲究水到渠成，杜绝拔苗助长。速度不是一切：慢不意味着停止发展，快也可能意味灾难，我们只有在发展和稳定，速度与效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才有可能使我们整个社会“科学”地“和谐”地向前发展。

　　要之，减负，当从我们政府做起——作为主宰政府的各级官员，应该将宋代包拯“清心为治本”作为自己施政的座右铭：这“清心”一则指清楚地认识客观现实，按规律办事。二则指杜绝急功近利的功利心，不搞形象工程，不搞政纪功臣，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相关热词搜索：治本 清心 信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