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明朝大患,宦官猖獗

　　看了明朝的开头，我们也许会认为明朝应该是宦官最为老实本分的一个朝代。原因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亲身经历给他的教训是：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因此，他登基之后，对太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限制。譬如，他立下规矩：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
又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
还进一步规定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以免他们有了学问心怀天下。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如此有制度有执行，照说，宦官在整个明朝都该灰溜溜不得势才是。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我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明一代，最后还是彻底垮在宦官手中：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为什么开头和结果有这么远的差距？这种情形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问题还就出在朱元璋身上。

　　毛泽东诗云“百代都行秦政制”，所谓“秦政制”乃是指从秦朝开始的三公九卿制度，也就是把政府权力分为行政（宰相）、军事（太尉）、和监察（御史）。三者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皇帝则作为最高仲裁者。宰相这个一人之下的职位在各朝各时代的叫法不同，丞相，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尚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但是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位子由一个人掌握，并且宰相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好比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国王或者总统是名义国家元首，首相或总理都有自己的一套班子，握有实权。在和平时代，相权实实际上是很大的，对日益膨胀的皇权也是个制约，因而很多皇帝不论是否有所作为都没心思去和宰相搞政治斗争。从王莽开始，相权又发展到可以改朝换代的局面，皇帝自然害怕。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不断削弱相权，而做的最为成功和彻底的则是朱元璋朱皇帝。

　　朱元璋登基之始，就用各种手段罢免了三个丞相，最后废除丞相制，把原来属于丞相助手的那套班子变为由自己直接领导。也就是说他身兼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从而把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于是，自己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这样一来，大权是集中了（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皇帝的事情就多了——想想也是：原来归丞相做的诸多杂事现在一股脑地归到了皇帝案上，那还不文山会海烦死人？好在朱元璋作为从枪林弹雨中滚爬出来的开国皇帝，精力十足而又慧眼独具，处理起政务来如一架机器一样敏捷而准确——他一天批的奏章就有两三百分。可，问题是：他的那些娇生惯养的子子孙孙也有他的精力和作风么？据《明史》记载，当时，他手下的大臣李善长就曾这么奉劝过他：“陛下固天纵英才，每天批二三百奏折无他甚。然陛下百年之后，何以保证陛下的儿孙同样能像陛下一样勤政呢？倘若儿孙辈将这一天的奏折拖一个月方完成，那该如何？”

　　“那该如何？”答案是：就大量使用宦官呗。所以使用宦官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宦官是自己身边人，自己身边人不相信，相信谁？其次，皇帝还想当然的认为宦官因为特殊的生理结构，欲望没有正常人那么多那么大，可以比较容易做到廉洁自律，这样也就可以很顺利的减少反腐倡廉的成本。最后，还因为虽然朱元璋严令宦官不许识文断字，可这项规定到了他子孙那里形同虚设——据《明史》记载“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写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由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多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也就是说，后来的太监，很多都有知识有学问，知识就是力量，当然也就有了“帮助”皇帝干预政事的可能。

　　因为这些缘故，所以，从明成祖时，就开始大量使用宦官。明成祖以藩王起兵夺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后反对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明史》）。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他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习年幼的宦官。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但由于这几个皇帝尚能亲理朝政，对宦官约束较严，宦官还不敢专横跋扈。到了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发展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有了这些“能干”的太监“帮忙”，皇帝当然乐得在一旁轻松潇洒，于是自宪宗至熹宗１６０多年间（１４６５～１６２７年），皇帝和大臣见面的次数约略可数。宪宗在位２３年，仅召见大学士万安等一次，只说了几句话就在万安高呼万岁之声中退朝了。武宗在位１６年，一次也没有召见大臣。世宗、神宗在位都达四五十年，都是２０多年不视朝政。到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当政，就更是在朝中为所欲为，无恶不作。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所以宦官猖獗为所欲为，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封建集权程度空前加强；
其次是继任皇帝大都昏庸懒散。二者交汇，形成权力真空，宦官因此乘虚而入，终于酿成国破家亡的惨剧。

　　语云“宁缺毋滥”，然而，对于社会政治而言，更合理的却是“宁滥毋缺”：因为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可能就有更滥更糟的势力去填补这个“缺”——这或许就是有明一代宦官所以

　　猖獗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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