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及其经验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形态和系统工程，它经历过封建地主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它把发达国家若干个世纪的制度变迁浓缩在一个世纪之中。另一方面，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度变迁又经历了落后的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轨迹，更是把发达国家需要几百年时间的制度演进压缩在半个世纪内完成，而且，当中还增加了非市场制度的实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曾经预测，中国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大金矿，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林先生的信念源自经济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经济现象，其贡献大小由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同时，他还进一步明确无误地指出，“制度的研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如何向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演进的研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重要领域。”在中国经济转轨和学术转型的情势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唐未兵教授著作《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制度分析》正是秉持实事求是和科学求真的立场，立足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

　　众所周知，在经济学王国里，制度经济学无疑是一支显达的学科诸侯。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壮大，经济学才得以“帝国主义”的名号而渗透于各门学科之中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学科工具和分析方法。从凡勃伦、康芒斯到科斯、诺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日臻成熟和完善。今天，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诸如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已经为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使许多学科不断地突破现有的知识边界和学科格局，从而极大地夯实了各门学科的知识厚度和丰富了各门学科特别是传统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然而，制度经济学诞生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以及政治价值观迥异的西方世界里，我们肯定不能惟西方理论是瞻，而是要找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本土化研究的衔接点，寻找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中国案例，或者说从已有的中国转轨实践过程中寻求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中国样本。

　　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实践，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无疑最具标本性和典型性。我们知道，所有制关系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社会经济现象归根结底要由它来表现和说明，所有制关系的变动从一定程度上支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马克思历来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一种脱离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意志行为，只有在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中才能获得一种现实的存在。马克思特别重视对所有制的研究，所有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马克思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设计，这给处于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预留了许多理论想象及其实践的空间。实际上，当下中国所有的制度变迁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样就规定了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可能性边界和一般约束条件。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把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

　　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是人类秩序与行为规范建构的发展过程，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形态的主观认知及其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规范化处理。作为具体制度变迁的一种，所有制结构演化显然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合力作用的结果。由于可能性边界和一般约束条件所形成的“中国特色”，中国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的结合，必然要在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中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改革与转轨实践一开始就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特点，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一直不断地进行调整、再调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话语转换和演进历程恰恰说明了中国制度变迁所具有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渐变性。同时，也正是这条“中国道路”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速了市场化进程以及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

　　我们知道，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状况下，所有制结构过分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均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强行割掉。在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优越性的同时，也低估了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更谈不上其他经济成分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突破了原有的认识误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已经形成共识。十五大之前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十五大后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提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已经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原有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终于被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所取代，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存共荣的所有制结构新格局。

　　无论是所有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调整，还是所有制改革结构内容的调整，制度演进都必须在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上做出选择。在经济转轨的初始阶段，前苏联非常坚定地提出要建立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东欧各国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回到欧洲去”。与实施“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选择的是一种较为稳妥、谨慎的转轨方式——渐进式转轨。渐进式转轨则是在暂时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转换，并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同时使用计划与市场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公共治理模式的“双轨制”成为了这一过渡时期可能的制度安排。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导的增量改革模式存在的缺陷及其所造成的负外部性后果。实际上，制度演化还必须把“循序渐进”和“平行推进”的两种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笔者认为，“循序渐进”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其目的是尽可能避免因过激方式而造成损失最大化，从而寻求政策创新的平稳过渡。“平行推进”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它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政策创新的“不协调成本”、寻求“改革过程的福利最大化”。循序渐进转轨路径最大的优点是过渡平稳，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协调成本大。平行推进转轨路径的最大优势恰恰是尽可能地降低不协调成本，从而获取最大化改革福利。当然，平行推进的风险也是最大的，因为“在所有的制度领域尽可能早地开始推进改革”有可能由于时机把握不准、战线拉得过长、横向投入过大，没有集中精力解决“瓶颈”问题而导致整个体制改革的早夭。但是，在改革实践过程中，我们只是强调体制转轨与制度演化“循序渐进”的一面，而往往忽视改革攻坚阶段“平行推进”的一面，这也是今天许多国家形成“改革困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制度分析克服了传统“生产力说”和“市场说”的解释局限，为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为制度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寻找到了典型的中国案例。在唐未兵博士的著作中，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平台和分析逻辑，总结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通过考察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过程与绩效，揭示了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内在规律，并从制度分析的独特视角对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作了制度诠释：一方面，在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所有制结构演进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公众不断重复的博弈促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目标和本质特点决定了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正是这种内在于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变迁之中的制度变迁规律，决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生成。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在于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在于理论研究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还在于经济学家们的不断创新和不懈努力！在经济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在致力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默默地为中国经济祝福、为中国经济学祝福、为中国经济学家祝福！

　　（《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制度分析》，唐未兵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6年2月24日于中南大学左家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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