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当代中国研究在北美：超级强权下的边缘人语

　　全世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为中国的复杂性着迷，也不满于自己同胞们持有的老套观点。因为我们的知识远不足以为许多关于无穷复杂的中国现实的问题提供结论性答案，所以我们总是充满好奇，从不太过于相信自己。资料不足是理论化和分歧的根源，而在理论化和分歧的过程中，我们又投入了自己的个人嗜好。然而，无论有什么文化偏见或政治立场，几乎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把如何准确地描述中国，作为评价我们作品的标准。这种对真理的共同尊重，以及永不满足的对新的认知水平的追求，构成了将争强好辩的中国研究群体维系在一起的胶合剂。

　　在我所有的中国研究生涯中，我并不记得是否考虑过，北美的中国研究专家与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是否有着独特的差异。美国的学者构成了全世界中国研究学者群的那么大一部分，以至于非要区分美国学者与非美国学者，显得很不自然。不过，鉴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考虑一下我们的不同民族视角如何影响了对于中国的研究，还是有用处的。我不打算为美国现有的不同种类的中国研究建立目录，只想试着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背景，即潜在于我们的研究之下的种种假设和热情。

　　中国研究在美国

　　美国中国研究的起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准备作世界领导者，现代区域研究开始在美国兴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占了上风，不愿意推进国际研究。但二战作为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对于心智提出了要求，美国政府于是征召一批学者，在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War Information ）和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开展区域研究。

　　到战争结束时，甚至在冷战爆发之前，参加过战时研究的学界领袖，如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 ）、朗格（Bill Langer ）、费正清（John Fairbank ）、泰勒（George Taylor）等人，就开始筹划在和平时期发展区域研究。

　　冷战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努力，尤其是去了解美国的对手的努力。中国自然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但一个特别的障碍阻止了中国研究的发展。1950年代，美国政府与台湾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但1940年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大多已经转向反对国民党。他们从国民党身上不仅看到了军事专政，而且看到了腐败、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道德领导能力和民众支持的丧失。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已经赢得了统治中国的“天命”。当美国政治家们试图弄清“谁将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人时，这些看上去对国民党过于严厉、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却过于宽容的中国专家，自然成了被攻击的靶子。美国的大学管理者和基金会管理人员，都急于避免被参议员麦卡锡（Joe McCarthy）指控为卖国，远远地躲开建立中国研究一事。因而，1950年代是中国研究缺席的年代。俄罗斯研究，由于没有受到这种政治迫害的阻挠，却繁荣了起来。在俄罗斯区域研究的保护下，有限的几个关于中国的研究，悄悄地在哈佛和华盛顿大学展开起来。例如，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 ）的先驱性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升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1951）），就是在哈佛的俄罗斯研究中心进行的。

　　到1960年代，麦卡锡失去了政治支持，情况变得很清楚，中国的共产主义不会很快消失，学界领袖都急于追回失去的时间。那时对现代中国感兴趣的为数不多的几名社会科学家，如人类学界的William Skinner 和John Pelzel 、社会学界的Franz Schurmann 和Marion Levy、经济学界的Alex Eckstein、政治学界的Robert Scalapino、Lucian Pye以及Benjamin Schwartz，相对而言资历都还比较浅。因而，更加资深的中国研究专家，如历史学家John Fairbank 、George Taylor 和C.Martin Wilbur，就联合了一些基金会的管理者如Doak Barnett，以及前政府官员如John Lindbeck 等人，尝试着建立一个广泛的当代中国研究框架。

　　一旦美国做出了一项承诺，它如何在冷战期间的中国研究中逐渐扮演了那么显要的角色，就不是一个什么大的秘密了。美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新承担的全球角色，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而且美国人也拥有使这成为可能的种种资源。中国被当作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主要一员，而此时美国高等教育史无前例的增长，则使开创诸如当代中国研究这样的新领域变得十分容易。美国政府和各基金会提供了种种资源，各大学也乐于接受，而一些极有才华的学生为一种难学的语言和复杂的文明所吸引，便急切地希望从中寻找新的职业机会。

　　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的三个共性

　　我相信，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这一共性至少可将他们与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区别开来。我们可以用三个特征来概括在美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即冷淡的冷战斗士、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和过于自信的道德家。让我依次谈谈这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都是冷淡的冷战斗士。在冷战期间，美国人都被一种国家角色所迷住，即领导世界同盟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按照那时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世界共产主义联盟的一部分，因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工作。虽然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了冷战的总体框架，但却把自己放在了稍稍偏离主流的位置上。

　　在美国，很多研究苏联的专家，都是从苏联或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逃出来的，他们相信，苏维埃政府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威胁。然而，我们这些在1960年代帮助发展了中国研究的人，却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看上去很贫穷，也被误解了。我们长于美国大学这种温室之中，缺乏对共产主义的亲身体验。我们希望对所研究的对象持人道主义的平等态度，常常显得幼稚。我们许多人太轻易地相信中国领导人表面上的声言，即他们代表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反对剥削压迫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许多人都过于低估了赤裸裸的权力运作，以及宣传在服务于狭隘的自我利益时的作用。

　　我这一代人接受的是“北京学”训练，即仔细揣摩中国出版物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意义。

　　但因为我们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是书面文字，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太过相信这些东西。

　　经济学家找不到比中国人所使用的数据更好的资料，可又想做定量研究，于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过于草率地接受了这些资料。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大跃进的过分，但从1980年代农村对非集体化的反应来看，我们高估了1955年以后中国人对早期集体化的支持，也高估了1961年以后中国人对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支持。

　　作为学者，相对于中国的商人而言，我们自然感到更容易认同中国的知识分子。1950年代最让我们感到困扰的事件，莫过于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期的“反右”运动。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1955年的集体化运动期间对商人的压制，却很少让我们感到心神不宁。

　　正如Paul Hollander的《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在苏联、中国和古巴的旅行》（PoliticalPilgrims：The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Soviet Union，China ，and Cub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书所揭示的那样，美国一些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更严重的错误判断，原因不在于天真，而在于他们与自己国家的疏远。美国许多知识分子，正如他们在其他社会中的同行一样，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比已经得到的要更加多的影响、财富和权力。美国知识分子也倾向于怀疑自己社会中的商人、军人和权力精英们的智慧和品德，后者总的来说接受的教育更少。当然，越南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与美国社会的疏离达到了顶峰，而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那些疏离于主流社会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年轻学者，开始倾向于把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作用理想化。对于开始日渐增多的反面事实，他们长期难以接受。甚至我们那些处于更加主流位置的中国观察家，因为试图展示一个平衡的图景，也经常低估了文化大革命中激进的口号和众多的暴力。

　　简言之，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

　　我们没有反叛整个框架，但也不是毫无批评地接受它。我们对冷战的热情支持者持怀疑态度，对我们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国家持同情态度。

　　我给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贴的第二个标签，是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美国的精神生活为大学所垄断，而在大学里，社会科学各系科是最有权威的当代事务研究单位。1960年代，当学界领袖向各基金会建议如何建设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阵地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方面的博士培养计划和教员任用事宜，交给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

　　为了保持学科间的平衡，学界领袖也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像《中国季刊》（The ChinaQuarterly ）这样的刊物，以聚集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开展中国研究。因为关于中国的众多问题是如此紧密相关，学者们通常更愿意与研究中国的同行密切合作，而不愿意与本学科的其他人一起工作。而当我们与普通大众交谈时，他们很少对我们的学科专业感兴趣，我们便常常跨越学科界限。

　　但是，写作博士论文的年轻的中国研究专家和寻找终身教职的年轻教员都知道，他们的职业前途，更多地取决于自己学科的资深教员的评价，而不是取决于其他中国研究专家的观点。于是，年轻学者的研究，便倾向于围绕某一特定学科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比如经济成长、精英和地方层次的政治决策，或者地方组织。追求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尽力引进将对自己学科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Lucian Pye曾经指出，年轻学者身上那种想证明自己努力奉献于所属学科的压力，近来变得更强大了。我们这些更集中于中国研究而不是向哪个学科靠拢的人，也许能够喜爱自己的工作，并通过自己的成就获得承认，但从学科体系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边缘化的。

　　进一步，美国的学科体系认可并给予一名学者回报的标准，并不是他能够有条理地陈述别人的研究，而是看他在知识上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在1960年代，因为被研究过的题目很少，所以，我这一代中国观察家能够自信地选择几乎任何题目，并相信自己所做的工作将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而到了1980年代，许多显而易见的主题和重大问题，都已经被研究过了。

　　因此，在1980年代接受中国研究训练的学生，他们常常需要去寻找一些还未被全面研究过的小领域，或者去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以证明前人的研究已经过时。研究的题材倾向于狭窄，并更精确地与其他学者的工作区别开来。

　　作为学科体系框架的胜利，当代中国研究由于在中国大学的成长而变得明确起来。在1980年代，由于中国的学术机构大增并变得更加开放，美国学者开始与他们的中国同行携手合作。

在同一学科下从事研究的两国学者间的接触日益增多。随着美国各学科学者数量的增多，特定学科内的中国研究专家也日益发起自己的会议，组织自己的讨论小组。不过，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工作在学科体系框架之下，工作于特定大学的学术系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中国研究专家仍然被认为是边缘性的、应用性的，更少关注所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在其他的研究者看来，要推进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些理论和方法是最重要的。

　　第三，我们这些美国中国研究专家可以被称为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并非美国才有道学型知识分子，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认识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美国拥有强大力量，其对外政策对别的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美国知识分子特别关心本国的政策是否合乎他们的道德概念。

　　在1950年代，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感到，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事务之外是不道德的，但对于人权的关注发展得很慢。这种关注开始于1950年代末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后，但直到1970年代末才发展为较为强大的政治运动。在那以前，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苏联人权问题的关注更甚于中国。我们有很多关于苏联侵犯人权的信息；
在美国的苏联学术专家游说我们的政府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乐观地以为这压力将产生影响。关于中国，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更少避难来的游说家，同样也很少有那种认为美国的压力能够奏效的乐观。

　　只是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我们才获得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更多情况。正如你们所知，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命的代价比1989年大得多，但在1989年，中国更加开放，因而西方的电视镜头能在现场记录下种种暴力结果。因为到1989年，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为增长，在经济上更加离不开国际贸易和技术，所以美国人感到自己掌握了强有力的杠杆，可以用来向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加压力。有了对自己国家的潜在影响力的自信，在代表这种道德关注方面，美国学术界比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显得更加积极。

　　自从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前述杠杆作用，美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争议。有些人主张美国应以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来加以威胁，或者采取其他的贸易制裁措施。一些与北京的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人，以及在美国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曾经尝试游说华盛顿向北京施加压力。看到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一些美国人也受到规劝说，北京的共产党也许很快就会倒台，因而最好不要与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过从甚密。

　　照他们的观点，美国应尽量避免表现出对中国领导者的任何支持，以便在现任领导者被推翻后，能够与那些新上台的人建立密切关系。

　　然而，我们这些与中国不同地区有着更多接触的人却感到，拿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将伤害那些处于草根社会的普通中国人，他们跟北京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决策毫无关系，因而这是不公平的。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民主在中国的成长，以及独裁专制在中国的减少，其最可靠的基础，就是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交往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很不欢迎美国努力向自己国土之外的地区强加其独特的道德体系这一做法。一些国家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和美国经济在世界其他地方影响力的下降，将美国的道德强加给其它国家的日子，已经基本过去了。

　　我应该指出，前述不同的观点在1989年之后的两三年里很尖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不同政见者的释放，以及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种种控制的放松，这些观点现在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了。更多的西方人现在明白了，在减少对人权的侵害方面，北京正在不断进步，而且，对于进一步减少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的束缚而言，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也许是最好的鼓励。

　　中国研究在加拿大

　　让我谈几句关于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的中国研究专家，在许多方面跟他们的美国同行相似。一些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加拿大的大学里找到了职位，也有许多加拿大的中国研究专家在美国大学里呆了不少时间，或者读研究生，或者做访问学者。学科体系对于加拿大大学的中国研究的作用，基本与在美国一样。

　　我认为，重要的差异有两个。第一个差异与1970年代这一短暂时期有关，此时加拿大更迅速地走向承认中国，这几乎比美国早了十年。那段时期，加拿大学者能够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或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而美国学者却无法这样做。因而，在获得去中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方面，加拿大学者那时远远走在美国学者的前面。

　　第二，因为加拿大对中国的影响力比美国小，所以，在诸如制裁中国以表达自己对人权等问题的信念这样的问题上，加拿大学者们之间也就不存在那么严重的紧张气氛。

　　近10年来北美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

　　在1990年代，北美的中国研究力量继续快速增长。1978年以来，中国如此巨大的发展事实，以及它在众多方面的改革与开放事实，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在商业与政府领域一展身手的年轻人，他们将兴趣投向了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访问中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但是美国的名牌研究机构，还有许多普通的研究机构——都参与到对中国本土的中国语言与历史研究的工作中来。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学术圈保持着联系，而这一切，都有助于丰富这一领域，也有助于提高在各个方面的兴趣水平。

　　对中国感兴趣的政策群体集中在华盛顿特区，它在各个领域急速成长，而且其思考的重点成为从事中国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在美国，人们自由出入于政府与私人生活领域这一渠道的畅通，使许多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人能够充分理解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人既有政府经验，又往往受过良好的语言与专业培训，他们丰富了政策群体，并具备高水准的、超越政府部门局限的专业知识。这一专业知识的基础使得新政府（主要是政党的改变）能够利用有才能的和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从事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

　　英特网的普及为某些资料的获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它使得人们在收集研究资料时更容易。虽然1990年代是实验、增长和变化的年代，但英特网的全面普及依然能使西方学者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以及世界各大学内的其他专家保持着联系，并进而形成围绕某些网站的各类知识群体或者专门化的“聊天小组”。许多资料可以数字的形式获得，而这正在改变单个研究者的资料处理能力。

　　英特网的普及也打破了障碍，这障碍不仅曾横亘于在此地与彼地的研究机构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不同学术领域之间以及学科以外的人才之间。新的兴趣群体的增长，通过从事某些专门课题研究的人群之网，超越了旧有的学科区分，创造了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主题而不是已有的学科门类基础之上的知识共同体。

　　由于有关中国研究的许多基本工作已经完成，年轻的学者们在写他们的博士论文时，往往乐于利用新的理论阐述来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么就转向极为专门化的论题，那常常仅是极有限的一部分人才感兴趣。

　　信息的爆炸与从事中国研究人员的迅猛增长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以致于很少有人能有能力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做出总体评价。在1960年代，学者们还有可能对一较大的专门领域内的多数主要研究成果很熟悉，而到了2000年，即使一个在次一级分支领域内的人，也已经很难了解所有新的研究成果与可能的资讯了，不管是印刷品还是英特网上的。这就造成对某些学者的更大的需求：它要求拥有更多的经验与更宽的知识面的学者，这些人可以对发展做出总体性的评价。

　　结语

　　总的来说，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都是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男人和女人。我们曾经是冷战思潮的一部分，但在最充满敌意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在我们的大学里，我们曾经是学术系科的一部分，但我们处于边缘位置。过去，我们对中国领导者的认识可能过于天真，但正如天安门事件引起的反应所显示的，我们既能够与中国政府保持距离，也能够与美国政府保持距离。

　　如果你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预言北京的重大政治变动的能力，来作为评价我们的贡献的标准，那我们的记录很差。我们没能够预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民主运动以及天安门等事件的发生。我们没能掌握有关的内部信息，以使我们成为这类重大事件的优秀预言家。我们甚至也不期望美国的政治学家通过预测未来的选举来检验自己的价值。我们无法高度准确地预测事物的内部发展，也无法控制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种种发展。我们应当尽力去了解长时段的种种因素。

　　我们常常犯错误，这些错误不仅源于可利用的资料有限，而且源于幼稚、把学科框架强加给远为复杂的现实，以及有时候对自己国家政治领导者的疏离，这都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但是，感谢美国和全世界的中国研究专家，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以及1949年后中国的主要政治、社会和经济趋势，我们已经积累了高度的了解。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成就。

　　我们并不只是扮演学者的角色。对于中国的开放和美中关系正常化，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不仅通过直接服务于政府，也通过帮助塑造公共舆论而起了主要作用。在商业、政治、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会议上，学者们代表自己的国家，在许多事情上架通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我们还起了一种重要得多的作用，即训练别人去扮演上述角色。

　　为了跟上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动力，我们需要全新的研究。30年前，我们进行了对地方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基础研究，但中国发生的基本变化，要求我们对以前的分析重新进行全面的研究。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了解经济急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随着政治上可接受内容的拓宽，我们需要知道关于在不同地域扎根的知识社群的更多情况。随着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的增强，我们需要了解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方面的更多情况，以及那些跟不上时代变迁的人们所遭受的挫折。随着中国的持续对外开放，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与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引进，我们需要了解它们如何改变地方的各种习俗。简言之，新时代的动力正在创造许多基础研究的机会，这与1960年代当代中国研究刚刚兴起时没什么不同。进行研究的机会也许将继续受到政治当局的限制，但在政治可接受性的限度内，还是存在着大量的新的研究机会。

　　商业垄断者如果不跻身于市场竞争，就将归于沉寂，失去影响力；
同样，在一个国家居于垄断地位的学术观念，如果不置身于观念市场之中，也将丧失活力和准确性。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在增进中国研究的活力和准确性方面能够取得某些进展，是由于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中国的现实面前，并接受了国际学术界的评判。

　　原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傅高义（Ezra F.Vogel ）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文为英文，由李恭忠、许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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