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刘国光的忧虑和牢骚

　　两个月前读了刘国光同志在7月15日的谈话《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前几天又见到他11月23日在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在7月15日的谈话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感到忧虑”，并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还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教学是意识形态教育还是分析工具教育，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指导等问题，作了广泛的论述。最后还提出了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在11月23日的发言里，他因媒体没有对他的7月谈话作出积极反应大发牢骚，认为媒体四个月来“再次集体失语”。对《经济研究》杂志在他讲话三个月后的10月才发表他的谈话，谈话内容不上封面提要,也大为不满。使他恼怒的，还有国务院某机关的报纸没有发表他的谈话，广州某报不刊登对他的访谈。他甚至把这一切归结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研究和经济决策工作的指导地位的斗争，宣称这“是很艰巨的，是持久的斗争，我们要坚韧不拔地进行下去！”

　　如果说我们从前一次谈话里感受到的是一种书生气、学究气的话，那么，读到后一次发言所感受到的，便是强烈的官僚气、学阀气了。为什么《经济研究》10月份才发表谈话，而且谈话提要没有上封面便感到恼火了？为什么抱怨国务院某机关的报纸没有发表谈话？为什么因为广州某报不刊登访谈就生气？报刊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任何作者都无权要求报刊必须发表自己的文章，为什么他就那么特殊呢？无非因为他曾经当过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有地位，有名望，所以对那些报刊敢于怠慢或拒绝发表自己的文章便可以勃然大怒。至于把这种小小的纠纷提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斗争，而且是艰巨的持久的斗争，就更加荒唐了。他不仅自封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代表，而且把那些怠慢自己的报刊贬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在7月15日的谈话里，刘国光通篇都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赞赏他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积极性，但对谈话中的某些观点却不敢苟同，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内外因的分析。其中外因第一条便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这些谰言在十多年前苏联崩溃后曾一度甚嚣尘上，当时的宣扬者以防止和平演变为藉口，反对深化改革，很多讲话文章，大会小会研讨班，都大谈帝国主义旨在亡我的和平演变。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近年来这些喧嚣一时的谰言又再度泛滥，这里的玄机不难窥测，无非是用来作为拒绝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挡箭牌罢了。刘国光居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的头条外因，不但没有什么说服力，反而流于滑稽，贻笑大方。

　　刘国光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的内因时，提出四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
第二，教材问题；
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
第四，领导权问题。这四条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它们都是外因，不是内因。真正的内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本身的问题。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大潮面前，很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随波逐流，既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甚至变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不亦难乎！

　　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可以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毕生的两大贡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全部《资本论》，基本上是围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核心旋转的。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疑应该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重点。十几年来常见批评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已经过时，但起而反驳的却不多。批评者指责马克思只承认体力劳动，不承认脑力劳动也参与创造价值，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或智力的总和。”“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也谈到：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他还特别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都变成一种从属的因素。”并且明确提出了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第555页，第26卷之三第476页，第46卷下第212页，第26卷之一第377页）他还提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肯定“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承认经理人员的“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这是一种生产劳动”。（同上第23卷第58页，第25卷第431页）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里，已经对后世的驳难者保留了充分的辩护词。劳动创造价值，既包括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括复杂的脑力劳动；
既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科技人员和从事管理的企业家的劳动。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出原则性的判断，因而对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不够。我们应该用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实际材料充实剩余价值理论，而不应跟着诘难者随声附和。

　　有的人说，创造价值的不止是劳动，资本、科技、知识、管理等等都参加了价值的创造。这是把劳动和劳动者混淆起来了。不错，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科技及经营管理者都与劳动者一起参与了劳动的过程，但这些生产要素只有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劳动是这些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运动过程。只有这个运动过程才能创造价值；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要素如果不结合不运动，永远也产生不了任何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然而，前几年却有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说：“股市也能创造价值。”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莫大讽刺！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就剩余价值理论来说，世界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特别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所描绘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主要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巨大发展，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剩余价值理论确实面临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早已由资本主义独占剩余价值转入剩余价值分配社会化的时代。随着资本社会化、社会福利普遍化和工人阶级有产化，以及职工持股、期权制、奖金制、分红制、证券市场等经济现象的出现，剩余价值的分配，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当代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发展来体现坚持与捍卫，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到目前为止，有哪位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伪，更是有目共睹，只不过大家习以为常罢了。它的最典型的标本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称之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长期以来，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把苏联和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系统化、理论化，大谈其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改革开放以后，又增加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请问，这样拼凑起来的“理论体系”，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吗？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在自由联合的生产企业里，既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又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树立于其上的政治文化上层建筑，无疑应该是民主的政治、自由的文化、平等的社会。请问，苏联是这样的社会吗？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在列宁去世后便逐渐成为一党专政的、既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又垄断了政治权力、垄断了真理的专制国家。如果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式的国家，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从经济理论上看，把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生产方式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把国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民所有制，把等级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都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用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编排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它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己造的孽，怪不得别人。

　　刘国光同志在他7月份的谈话里，只看到教育方针、教材，教师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却没有看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自身的问题，当然也就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经济学在我国被称为显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应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为什么反而日见式微呢？这既不能怪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教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够重视，也不能埋怨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行其道，更没有理由归咎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怪只能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自己不争气。从目前我国经济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情况来看，刘国光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的忧虑没有切中肯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只有从自己做起，认真总结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首先需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枷锁，放弃自以为是的霸气。刘国光在11月里所发的牢骚，其实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共同毛病，就是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只埋怨别人不尊重自己，不愿倾听自己的见解，却不愿反躬自问，自己贩卖的是什么样的货色。采取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够占领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阵地？还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何以解忧，唯有自救；
不必牢骚，虚心求教。我想，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振兴之道吧。

　　200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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