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强,张宏：为21世纪中国“加油”——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国人的石油安全观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在他们看来，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不值得大惊小怪，与石油供应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即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买到所需要的石油。应该承认，石油安全的确已经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高油价也已呈现出“双刃剑”效应，不仅伤害进口国，也对出口国不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石油出口国故意中止石油供应的危险得到了缓和，然而自然灾害、技术上的障碍以及政治不稳定所引起的危险依然存在。可以说，在目前世界石油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中国的石油进口还不是问题，但从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和石油资源的有限性来看，中国对海外石油的过度依赖毕竟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对石油安全问题坚持“两点论”的同时，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石油安全战略，以便为21世纪中国“加油”。

　　一、短期战略：以石油战略储备为中心、以“石油金融”为载体，以“风险采购”为切入点，构筑应付油价暴涨和短期供应中断的风险屏障体系

　　未雨绸缪，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令人欣慰的是，关于建立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计划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走出来”了！尽管如此，在是否需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上，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费用十分庞大，但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还不如投到其他石油应急项目中去。例如在日本，尽管石油储备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但自1970年代以来却几乎没有动用过，如将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储备原油的资本化作成本可能已达100美元／桶。毫无疑问，人们对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进行质疑是正常的。通过广泛讨论，可以使政府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但着眼于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石油储备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

　　21世纪初，世界石油供需基本平衡且供略大于求的趋势为我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况且，目前的世界经济三大引擎，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区）——美、日、欧同时步入“冷冬”，这是最近20年来鲜见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经济要走出衰退至少需要2-3年，但也不排除步日本后尘的可能；
日本虽止住跌势，但恢复乏力……油价进一步低走并不是不可能。如果真如此，也将为中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绝好契机。我们应抓住机遇，争取在世界经济出现转折点以前形成一定规模的石油储备，并尽可能达到IEA （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国的水平。

　　当然，国内也有些人担心战略石油储备建设的进展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其实对于这个担心，笔者认为应动态地看待。中国同国际产品和油气市场已建立了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国际经济增长强劲，对油气和中国产品的需要也增多，油价上涨，中国出口也会增多，这意味着中国将有较多的外汇收入支付油气进口。如果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出口减少，通常因对油气的需求减少，油价一般也会低走。只有当油价高起，而中国产品由于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无法增加出口时，我们才应担心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中国经济较高的发展速度（据估计，在2010年前将保持7%的速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战略石油储备的投资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假设2010年中国进口石油1亿吨（包括为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增加进口的石油），届时油价为30美元／桶，则需用汇220亿美元，而据新华社2005年1月1日报道，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突破6000多亿美元。由此可见，在经济上中国是有能力承受这部分费用的。何况，上述的假设不是保守数字！其实，投在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上的资金也非“死钱”，条件成熟时，它也可以变现并增值，从而减轻财政压力。当初美国的战略储备规模巨大，金额惊人，引起各界议论纷纷，但当他们寻求到了妙法，即从单纯的战略储备转变成经营型战略储备，通过高抛低吸赚取了很大利润，缓解了财政压力后，不同歧见立马“烟消云散”，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至于一些人担心的世界石油市场的反应问题，亦应勿忧。客观地讲，对世界石油市场而言，中国石油进口在1亿吨／年以内时，会对油价上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会造成很大冲击。目前，全球尚有300-400万桶／日（约合1.5-2亿吨／年）的闲置开采能力（注：张抗：《国际油气资源形势分析与思考》，《国际石油经济》2004年第3期。），足可调剂世界石油供应。何况伊拉克一旦完全恢复生产，即可向市场投放1亿吨／年的石油。因此，世界石油市场不会因中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而增加的进口量受到太大的冲击，相反，中国进口促使油价温和上涨会受到产油国的欢迎。

　　再说，国际上建设战略石油储备的经验和我国石油储运的技术已经成熟，可以较为经济地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我国也培养了一批在世界石油市场运作的人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扩大储备规模。

　　当然，鉴于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应对政治对抗、军事对抗或其他重大危机的手段，很难在应对市场油价的涨落风险中发挥作用，况且战略石油储备的成本很高，也不能把应对油价涨落与稳定经济运行的全部责任都交给它自己承担。故应同时建立风险采购屏障，以便能“走出去主动出击”，积极应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投机性。

　　众所周知，1998年以来世界油价的暴跌暴涨并非是世界石油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而是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和国际投资资本操纵的结果，是西方大国政治层面纵容的结果。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而且很快将会成为世界上石油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在“入世”迫使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的情况下，我们无疑已成了世界油价巨幅波动的最大受害国。而建立风险采购屏障可以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及下游石油产业树起一道部分锁定成本的“安全墙”，从长远看，专门从事这种“风险采购”的企业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必须明确的是，建立“风险采购”机制的目的在于以合理的价格保证石油的持续稳定供应，规避经营中的价格风险或资金流动性风险，因而不应过多地关注获得投机利润。我国国有石油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只宜做套期保值，承担可控风险，而不宜做投机，这也是安然破产之路给我们的提示。

　　与此同时，我们应以石油金融手段为载体，使之成为我们构建外部风险屏障的平台。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6500多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我国香港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三。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资料，至2003年10月，在我国境内中资银行的居民外汇储备已达868亿美元（注：《内地炒汇热背后需大力防范境外虚盘引资外流！》，http://www.qqhrnews.com/caijing/touzilc/200312270307.html.）。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特别信用证，但从国际汇市的情况看，这样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实际上也孕育着很大的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考虑根据外汇储备的边际生产率和增量机会成本来确定适度的外汇储备总量，并依据储备资产安全性、流动性以及赢利性之间的替代结构关系，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结构。鉴于我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且每年消耗在购买石油上的外汇量有日趋增大的趋势，我们有必要把石油安全与金融安全联系起来考虑，制定专门的“石油金融”货币政策，具体规定紧急情况下国家银行提供融资的条件，为风险采购提供战略性的后备保障。

　　概言之，我们要以石油战略储备为中心、以“石油金融”为载体，以“风险采购”为切入点，并注意做好这三种措施的衔接，才能构筑应付油价暴涨和短期供应中断的风险屏障体系。

　　二、中期战略：大力开展能源外交，拓展石油海外供应基地，强化海权，加强国际合作

　　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除应“苦练内功”，在国内努力挖掘和利用本国石油资源的同时，还应大力开展能源外交，继续不断地开拓世界石油市场。虽然与获得中亚和俄罗斯的石油相比，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活动领域和空间还缺乏相对优势，但“无论中国做什么，绝大多数石油需求仍将来自中东地区”（注：MEED，Vol.41，No.44，31Oct.1997，PP.1-2.）。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未来的石油安全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中东石油问题。因此，中东地区应成为我们开拓石油外交的首选地区。不过，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东石油与地区失衡的问题一直存在，它必将是世界与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最大与最严重的挑战。况且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进口中东石油需要长距离的海运，并要经过极脆弱狭窄的马六甲海峡呢！

　　因此，为了提高能源安全系数，我们在开拓中东石油的同时，也应跳出中东，放眼世界，布局天下。

　　虽然从统计上看，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理应成为中国除中东以外的两个石油进口地，但或由于战乱频仍，或由于本地需求旺盛，或由于增产和出口量已达到极限，都很难缓解中国对石油的“饥渴”，在将来这些石油对中国而言，或许只是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在与油气资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图画中，中亚与俄罗斯位于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它们，谁就能在全球能源战略格局中争得主动，那么，加强与中亚和俄罗斯的石油合作，将是中国规避石油风险，提高能源安全水平的极具潜在意义的方法。虽然目前人们对中亚石油储量的看法仍见仁见智，中亚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入世界市场也尚需时日；
俄罗斯这个“石油新贵”从资源基础来看，也无法取代中东地区作为石油“强力卖家”的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中亚有可能与中东形成“石油心脏地带”的前景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应主动出击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进行外交博弈，使俄罗斯和中亚石油应成为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超级替补”。

　　当然，可供中国实施能源外交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据报道，在加拿大西部的艾伯塔省发现了一个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大油田。艾伯塔油田已探明石油储量为2.5万亿桶，其中3000亿桶用目前的技术手段就能开采。专家们估计，按目前的能源消费速度，该油田的产量可供整个加拿大使用近4个世纪，供全世界使用11年。艾伯塔油田的石油储量为原先预测的已知世界石油储量（9000亿桶）的2.8倍，是中东石油储量（6390亿桶）的4倍，是里海石油的12.5倍。此外，它还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加拿大将成为世界天然气生产国（注：甘苏庆：《“石油武器”是否还有用——美国又多了三大石油进口区》，《世界知识》2002年第15期。）。我想不论加拿大距离我们有多遥远，我国都理应将目光投向那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国从海外拓展了石油供应基地，其运输安全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因此，如何强化海权是中国石油安全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中国通过正常的国际活动而迅速扩大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利益，将因此而丧失殆尽。目前，为了弥补中国海权薄弱的不足，我们可以逐步实施“亚洲石油大陆桥”的设想，即用两条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道通向中东，再修建通向中国的输油管道。对中国而言，建设亚洲石油大陆桥，可以使中国进口中东石油又增加了一条理论距离比较近的运输通道。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很有意义的。有两条通道自然比一条通道要好，至少安全系数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况且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将来围绕着石油运输线发生军事冲突，也有利于发挥中国在陆战中的相对优势。

　　此外，应该看到美国既是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员，也是APEC的成员，而我国仅是APEC的成员，参与世界石油事务的程度要低于美、日等国。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抢占国际石油资源制高点，中国应积极主动的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政府、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形成利益纽带。鉴于亚洲石油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着眼于石油运输安全，同时兼顾东亚各国的不同战略考虑，中国应提议成立一个“东亚能源合作组织”。国际石油安全史已鲜明地表明了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性，西方国家成立的国际能源机构也为我们亚洲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借鉴，这是当下我们必须纳入议事日程的关键问题。

　　三、长期战略：转变传统能源经济发展模式，创立氢能源生产方式（注：关于氢能源的设想参见沈骥如《论“氢经济”产业革命——中国和平发展的能源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虽然我国可以“走出去”到世界各地买油、合作开采石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甚至购买石油，但这只能当成一种过渡性措施，或者一种中期战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石油安全的问题。依靠海外石油确保我国的石油需求，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世界有充足的石油供应；
二是世界上不存在对石油垄断的国家，各国可以公平交易，不用担心石油被用来作为地缘战略的武器。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首先，世界石油供应将日渐拮据。据美国《油气杂志》估计，截至2003年底，全球石油剩余探明储量为1722.99亿吨，按当年的产量计算，还可开采42年。尽管还会有新的油田发现，例如，墨西哥国营石油公司于2004年8月30日宣布，它们在墨西哥湾发现大量海底石油，保守的估计为540亿桶（注：宋心德：《墨西哥湾发现大油田石油储量大增》，新华网2004年8月31日。），约可供应全球近两年的需求。但这样的大发现是罕见的。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对石油的需求也与日俱增。2003年，全球石油需求为7810万桶／日，而2004年增升为8100万桶／日，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1.21亿桶／日，比现在增加大约50%（注：http://fx.cmbchina，com/public/2004年4月15日。）。根据第一届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提供的资料，近10年来，每年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很少超过100亿桶，而每年石油消费增长量却是这个数字的2倍（注：江建国：《大有希望的事业——记首届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人民日报》2004年6月8日。）。由此看来，即使发现一些新的油田，世界石油在不远的将来仍将入不敷出。其次，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石油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在能源问题上，中国很难通过正常的商业合同稳定、持续地得到石油供应。“安大线”被日本搅局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例如，加拿大的油砂丰富，约合240亿吨石油，仅次于沙特。加拿大邀请我们去开采，但美国也瞄上了该地（注：许瑛：《加拿大向中国发出石油请贴》，《liào ＠①望新闻周刊》2004年6月17日。）。因而，加拿大油砂也不是专门为中国准备的。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可能会在3-4亿吨，届时即使全球的石油闲置全部提供给中国，恐怕也会捉襟见肘。因此，从长远来看，通过海外合作来保证中国石油安全，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固然我国是煤炭大国，发展“煤改油”工程从目前来看，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起码符合环保要求，但从长远来看，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产煤大省山西和山东已开始从外省进口煤炭，有关专家预测，2030年将进口煤炭（注：程贤淑、陆慧：《可再生资源利用可能将立法12月该草案可能被初审》，《文汇报》2004年4月1日。）。

　　因此，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了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们必须转变大量消费石油和煤炭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开展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

　　可以说，基于煤炭、石油的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标志，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建立一种新的可持续利用的新能源——氢能源的基础之上。这种能源基础不是核能，因为地球上的核燃料储量只能维持七八十年的消费，而且核材料的处理难度很大，更重要的是在恐怖主义和战争威胁没有消除的今天，每个核电站都可能因为受到军事袭击而成为另一个切尔诺贝利，建造核电站等于给对手提供了用常规武器造成核攻击效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这种能源基础从长远来看，也不是水电，这固然在于有潜力的水电站一般离电力消费中心很远，更在于全球水资源安全也成了问题……我们之所以选择氢能源，其意义在于：一、氢能源可以避免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发电不能在交通工具上使用的缺陷，而我们如果能够利用这些电力从水中电解氢，所有问题可迎刃而解。从这个意义上，氢能可替代之。而宝贵的油气只作为化工原料长久为人民造福，这样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大大增强。二、氢能源将使中国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随之也就消除了与其他国家争夺能源、保障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从而最大限度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三、在今后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如果中国解决了氢能源问题，也就预示着已经占据了有利地位。可以说，美国已经意识到了氢能源的重要性并已着手开发，但由于美国经济高度依赖石油，要实现能源的结构转换需要付出极大的投资和社会成本，况且这种转换还要受到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制度约束，因而美国要在30-40年内全面实行氢经济革命是困难的，而我国现在拥有用较低社会成本大规模推广氢能源的良好条件和有利地位。目前，我国的汽车拥有量只有美国的10%，家庭取暖油几乎为零。如果再过几十年，我国就可能失去这种推广氢能源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不同利益集团对新能源使用的阻力，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不过，为保障中国石油安全，发展氢能源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树立氢能源革命的思想，不应只把它作为一个解决中国石油安全的“局部”战略来看待，更应把它提高到涉及社会主义中国伟大复兴的“全局”战略高度来考量，抛弃氢能源技术不成熟动摇我们开发决心的禁锢，排除不必要的顾虑与历史的惰性。二、在开发氢能源时，应注意区分上述三种战略的不同功能并做好它们的衔接；
同时，要把节能——这一“第五能源”贯穿于上述三种战略。三、在开发氢能源时，国家不仅要给予重点政策扶持，而且要密切各种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各自为政，否则，氢能源的整体效益必然下降，社会开发与使用成本必然上升。更甚之，如果只注意生产新能源而各能源消费领域不配合，则可能导致氢能源因为没有销路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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