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和基本对策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当前，“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风险的加剧、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等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和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可以说，上述问题中的某个问题一旦失控，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由“三农”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农”问题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国有资产流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并加剧着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水平，而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贫富悬殊正在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金融风险指数递增，金融风险转变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重。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1．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的背景下，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其主要表现是：国家、社会、人和自然层面或者同一层面内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发展因而不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更加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在经济层面，部分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情况，地方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一些地方或领域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暴露出来，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大肆掠夺自然，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这样，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就使不同社会主体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平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利益分化加剧。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不同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别，同时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征是：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①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②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2．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也是密切相关的。按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入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随社会风险的增长，并进入风险社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③ 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④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 Giddes)也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⑤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⑥这两种现象可以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社会风险的增加也就带有一定必然性。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正从集权体制向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在这一变革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是一种“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这种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的，并且无视个体（个人或经济单位）贡献的多寡，因而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这样，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贫富悬殊加剧、腐败问题严重、诚信缺失、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裂变的压力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确实获得了不少利益，但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并且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而言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⑦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社会风险的增加是同时并存的。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世界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⑨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赖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强，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或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⑩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传递机制和风险生成机制也使中国会遭遇更多的社会风险。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会自然增大。

　　三、控制中国社会风险的基本对策

　　面对社会风险，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控制和化解呢？前面我们谈到的一些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从微观角度而言，都可以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以协调或解决。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累积的各种因素说到底，都在于其导致利益失衡从而加剧了社会风险。因而，从宏观角度而言，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均衡来控制和化解中国的社会风险。

　　1．树立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利益公平分配的重要意义

　　中国不平衡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战略的弊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暴露出来了，其主要表现就是由于利益失衡而使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担当起更大的社会责任，确使公众树立承担风险的责任意识，并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降低社会风险。就当前中国而言，迫切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在发展过程中，就应当兼顾国家、社会、人和自然的平衡发展，而不能只注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某几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并且在同一层次上也不能只顾及同一层次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这为缓解和控制中国社会风险指明了路径。

　　当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仅必须，而且有了可行性。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已经累积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许多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并且涉及面很广，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当前也具备了解决这些紧要问题、改变不平衡发展战略、追求和谐社会理想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持续、高速的增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成就显著，中国公民素质不断提高。上述成就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政治系统可以通过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1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政治变革的过程就是利益调整、价值或者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与其他人类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个显著特征。12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要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社会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是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和关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使越来越多的人十分关注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人们也更加呼唤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关注。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化解和缓和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要抓住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力争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状态中，通过制度创新、政治文化变革、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方式优化，使社会朝着公平、正义、民主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必然有利于中国社会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对于缓解社会风险，防范社会危机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3．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目标的能量和力量。13当前，负责社会风险处理的行政机构之间分割严重、难以协调行动，加上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完全达到控制风险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要求，国家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也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社会风险管理系统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尚不完备，因而，从国家能力角度看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亟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发展起来，并正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仍显得滞后，社会领域的利益协调机制缺乏，不能充分发挥公民自我防护和自我组织的作用，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能力明显不足。

　　在社会风险严重累积的形势下，增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对于适时化解社会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增强风险的吸纳和分散能力，既要注重强化并发挥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的支柱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和化解社会风险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当前，政府应改变“包揽一切”的做法，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或“还权”于社会，应特别强调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惟有综合发挥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才能更有效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并适时化解社会风险。

　　4．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开始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全球性和关联性。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不断提高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加强科技与品牌的自主创新，防止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同时，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来应对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为国际安全合作尽到自己的责任，遏制社会风险的全球性蔓延，也便于化解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面临的安全挑战，使本国尽可能少地受到国际风险蔓延的威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中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意识，推动建立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二是要倡导国际安全合作模式的灵活多样性。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三是要善于处理不同类别国际安全合作机构之间的关系。要尊重和维护联合国等全球性安全合作组织的权威。对于各类有中国参与的地区性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应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大合作力度，发展多样性、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框架。对于美国主导的有关安全机制，中国应有选择地考虑发展对话与合作，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14四是要在与中国安全联系最密切的领域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传统安全领域，也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要明确本国安全和风险方面的最紧迫问题，在外交方面加大相关方面的工作力度。

　　【注释】

　　① 参见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6页。

　　② 拉尔夫•达尔道夫：《现代社会冲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 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载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⑥ 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自然终结”并不是说自然环境消失了，而是说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受人类干预和影响的已经寥寥无几，人类很大程度上凌驾于自然之上。“传统终结”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剧变。在传统社会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受到传统的严格约束，人必须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人所受传统的束缚很少。他们认为，这两种变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

　　⑦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⑧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⑨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⑩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识到了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并提出了分析相互依赖的两个变量：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页。

　　11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2 参见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 参见黄宝玖：《国家能力：涵义、特征与结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4 参见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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