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列宁

　　1917年俄国“大雪崩”

　　1917年2月23日（俄历），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致使商店里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了骚乱的组织，于26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抗命不尊。次日，局势突变，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哗变，迅即引起全面的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谴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3月2日服输，临时政府于同日成立。历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短短几天之内便在几乎未经流血的情况下土崩瓦解。

　　这样的崩溃速度实在令人眩晕，不仅出乎自由派中的左右两派意外，社会革命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也深感到惊诧。

　　就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月，布尔什维克中一贯以倡导革命论、作风强硬的领导人与贯彻者、毕业于“西波利亚流亡学校”的列宁（房龙语）在苏黎世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也许等不到未来的革命了”，其时列宁尚47岁。列宁是一贯的革命论派，出此语，其绝望可想而知。及至革命爆发之际，列宁尤藏匿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中，因为雪崩速度太快，竟无法迅速返回俄国控制局势。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其他一些革命家也持这种怀疑态度。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绍克瓦?卡尤罗夫(苏联历史学家很乐意引用他写的回忆录)就讲过，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实在是“提心吊胆地”决定支持罢工运动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

　　史学家尼?苏汉诺夫对卡尤罗夫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还补无说，“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提斯拉夫斯基也坚持认为，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他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内人士还象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另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断言：“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而且也使杜马和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连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写道，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也“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克伦斯基则回忆当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二月二十六日晚在他的官邸聚会时，布尔什维克派尤烈涅夫曾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准备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

　　当时，关于这方面的一份非常著名的文件，是罗将柯呈递沙皇的最后一刻“奏折”。这封奏折和随后的面折廷争发生在二月十日，即革命开始前两个星期．它一方面证明了杜马主席的勇敢、耿直和有先见之明（不知为什么却遭到一些历史学家不公正的讽刺和蔑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帝王的昏馈无知和疏忽大意。罗将柯说，上书之后他曾当面禀奏“我向陛下告警，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就不能继续统治了。”沙皇问路“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罗将柯答“根据已出现的一切情况判断…”沙皇相信命运地说，“啊上帝保佑吧。”罗将柯况“上帝不会保佑的，革命已经无可避免”

　　在所引以上上面这些话怎能说明革命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呢？怎能说这是党和伊里奇的预见呢?……诚然为了公正起见，应当再加上一句：不但对于革命者来论而且对于沙皇及其许多亲信来说这场革命部是出乎意料的。

　　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罗将柯报告彼得堡开始爆发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已被载入史册的话：

　　“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

　　“雪崩”一开始，便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打开，各种势力一齐涌出且势如江河决堤，一转眼间，革命被引上血腥、暴力和依仗多数人的名义实行“暴政”的新一轮专制。虽然在前期，革命能控制在态度相对温和的君主立宪党人手中，但随着局势的发展，革命越来越朝着激进的方向运行，《四月提纲》、七月罢工接踵而至，最终在激进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冲击下，临时政府为苏维埃政权所取代。

　　一个历史时代寿终正寝，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时代到来了。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很多相近的因素，似乎都暗示了一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最终崩溃，同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在俄国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的人不多：知识分子在此前百年间不余余力的“启蒙”与形式上千差万别的反抗、教会腐败堕落在知识界与高层已不是新闻——甚至牧首本人都是沙皇任命的、沙皇本人的无能与残暴、宫廷丑闻时有发生——尤其是疯癫圣愚拉斯普京干预朝政已使民众对皇族的信任荡然无存、官僚集团内部腐败堕落、斯托雷平改革之中的程序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众之中的怨恨剧增……，俄国局势的“法国化”似乎都征兆革命已然不可避免。一七八九年，法国人在自由女神的召唤下，通过一场来势异常迅猛的大革命宣告了一个动荡不安且激荡人心的十九世纪提前到来，英国近代史家霍布斯鲍姆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将1789—1848年这一时间段名之为“革命的年代”。一九一七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十九世纪”之后，发生在欧洲大陆另一端——俄国的两场接踵而至的革命把漫长等待、黑暗无边、冷漠且腐败堕落的十九世纪终结了。无论今日世界对于前苏联和共产主义体制如何污蔑，但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十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创的又一次革命传统与典范意义，绝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7年俄国革命，一如法国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今日研究革命的史家，不出两种类型，一，研究大革命为何会发生，二为研究革命当止于何处？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历史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态度，前一种态度肯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关系，从而以此完成历史研究的当下意义——“以史为鉴”、“明史知世”。后一种历史研究关注的重心是革命的结果，即把历史研究从结果往原因倒退，假设结果为恶，然后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恶因，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后一种所谓的“历史研究”（或者革命史研究）往往不过是当下的政治策略和话语策略。以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为例：后一种雅好历史的人士喜欢如此设问，若法国大革命止于吉伦特派这些温和人士之手，那就不会有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与血腥，若俄国革命止于克伦斯基为首的温和立宪党人，那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那个充满广场恐怖症的社会主义帝国。不妨补充一句，这一类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单调到了只会复述一个“真理”，“革命即是恶”。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究竟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问题在西方历史学家、苏联历史学家、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不休争吵中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答案似乎仍不明了，苏联专家攻讦西方学者的方法论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方法，即使不是唯心主义的，似乎也难以掌握真正的历史观去研究革命之原由、真相以及革命之功业，在多数苏联学者看来——尤其是相对自由开明的二十年代之后，二月革命委实不过一场铺垫，犹如列宁所说1905年革命仅是1917年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的一场斜风细雨，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恰恰是打开了帝国主义链条之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依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伟大设想，即使十月革命有悖西方先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同时在几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进而通达世界革命——的初衷，但他绝非修正先知的观点，而是切实执行了先知们的观点，不过先在一个落后、野蛮、愚昧的国家为世界革命打开一缺口而已。二十年代之后的苏联史家多数依照列宁生前的设计来描绘这场革命，不过又添上一个主要的操作者——斯大林，而把托洛茨基、米高扬等人置之一边——非但无冷猪肉可供侍奉，而且多加挞伐与污蔑。

　　西方学者对在苏联出现的汗牛充栋的研究1917年革命论著——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这一研究著作的数目已达2万之多——似乎多有轻蔑，此种毫无价值的研究著作不过是为完成克林姆林宫的定货而浪费纸张的工业产品，犹如苏联制造的轻工业品，虽能在机械化操作下批量完成，但质量之低劣则可想而知，甚至一度在斯大林时代执掌苏联历史正宗的波克罗夫斯基及其门生，无不被人认为仅仅是挖掘或诠释能增列宁、斯大林历史光辉而给旁人抹上黑色的资料搬运工或纯然不懂历史的门外汉。至于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所反复论证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则多被认定是一帮组织有效的特卡乔夫分子在列宁这个充满乌托邦式的狂热、对鲜血麻木不仁的撒旦的领导下的一次对现代民主制与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此次革命，较之尼古拉二世卷土重来犹更为残暴酷虐，更因斯大林这撒旦二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西方学者寒颤不止。在十九世纪令众多哲人、革命者、诗人人心目眩晕的“社会主义”一词俨然成了“动物庄园”或“古拉格群岛”的现代表述。在二月革命之中起中坚作用的立宪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虽则在这次可怕暴动之后成了不幸的牺牲品，不过历史若能选择——此一问题，着实让近世所有先哲头疼不已，毕竟先知们亦如愚人一般短命，都无法站在历史的终点告诉后人历史是否是一幕可喜的话剧或历史终是徘徊无定的闹剧——那么，这一问题根本无须与苏联史家争议，二月革命便是最佳选择。

　　这种来自来意识形态之间的不休争诉直至冷战之后似乎方有和解，正因为74年之后，历史又一次反攻倒算，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骄傲地向世人宣称——历史到此终结，民主制最终战胜了集权专制，而今日俄罗斯之史学界也开始检讨当日之失算，以至让雅各宾党人篡权，致使俄罗斯在黑暗与暴政之中逡巡70余年。

　　本文所评述的秦晖教授关于俄罗斯十月革命所做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后一类无史感的史家所做的“历史研究”。秦晖教授及其夫人金雁女士通过对俄罗斯大革命之前两百年农奴制的发展与解体的研究，并着重考察了斯拖雷平改革及其后后世（1917年）所施加的影响之后，秦晖教授在两篇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基本认为，社会公正的缺失导致了1917年立宪自由派的失败，从而走上革命之途。2004年，吕新雨女士曾就俄罗斯大革命问题做过一次比较详尽的论述，吕新雨女士将十月革命的背景纳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互动体系之中加以分析，并驳斥了秦晖教授关于俄罗斯大革命的一些的看法。本文不打算评述秦吕之间的争论，但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秦晖教授与吕新雨女士对于革命的看法之中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自己的缺失。革命，并不是一个后来需要去被论证可行或不可行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在当日无法预估却已经发生的事件，在后人看来却明白无误的历史事件，身在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却是一团迷糊。今天，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意义，无论是她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所见到的几乎都是相同的方面，只不过措辞大有不同而已：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缔造了苏维埃、十月革命开创了另一种社会革命的模式、十月革命确立了另一种范畴的价值观与社会观，总而言之，十月革命给二十世纪提供了另一种历史想象的可能。

　　从“皇宫与前景的对抗”到“混乱的帝国”

　　1833年，普希金在他那旨在纪念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长诗《青铜骑士》中，以1824年彼得堡大洪水喻指沙皇治下之俄罗斯，“在那可怕的一年，先帝（指亚历山大一世）依然带着无上的光荣统治着俄罗斯。现在，神情忧郁又带困惑，他走上露台说道：‘沙皇不能遏制这些自然力量，因为它们属于上帝。’带着哀伤悲戚的眼神，他沉思地看着这可怕的景象。街道象是一条条腾泻的河流，公共广场变成了一片片湖泊。巍峨的皇宫像是一个阴郁的小岛，被困在水的中央”。[1]而四周的洪潮却不断冲击着彼得大帝所开创的现代帝国，帝国象是一个泥土和物什堆砌的巨人，在洪潮之中不断散架，“一起铺天盖地式的包围！一场横扫一切的风暴，洪讯像是一群凶残的野兽，攀缘到千家万户的窗台。小船乱糟糟地游来荡去，船舵敲打着房屋窗户的玻璃。桥梁被洪水摇撼得松松垮垮。水面漂浮着阁楼散架后的碎片、木椽、顶板、囤积商的什物杂件、可怜穷人家的日用家具、轻便四轮马车的车轮、以及来自被冲毁的墓地的棺柩——所有这些杂乱的物什，横七竖八地在大街上飘荡”[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825年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巍峨的皇宫像是一个阴郁的小岛，被困在水的中央”，在皇宫与洪潮的对抗中，巍峨的皇宫随时有可能象1824年彼得堡大洪水中的什物一般被现代洪流所卷走。在普希金的天才笔意之下，一个现代悲剧正从彼得大帝一手创制的彼得堡展开，彼得堡城市的恢弘与壮丽，这座城市以之为基础的疯狂思想——即认为帝国的一直可以永远驯服和主宰变幻莫测的自然的疯狂思想；
自然的报复如同地壳即便那样突如其来，粉碎了人们的各种生活和希望，把彼得堡的恢弘庄严碾成了碎石碓，彼得大帝那座魁伟的青铜骑士神人雕像成了一座偶像，彼得的王位后继者是如此的无能且令人悲哀，“他们的皇宫是一个孤岛，与布满周遭的、沸腾骚动的城市相互隔绝，没有希望；
记录了第一次反叛被镇压后过了很久还在塞内特广场的反叛精神，不管它是多么的微弱——‘等着瞧吧’”。[3]普希金的声音尚未被尼古拉的警察帝国所熄灭，赫尔岑与欧加缪夫已在麻雀山上击掌而誓，“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而献出我们的一生”[4]，‘等着瞧吧’，“汉尼拔的复仇”迟早将会来到。

　　失去动力的帝国 在赫尔岑诸多评议尼古拉一世（1825—1855）文字中，以下一段文字是最为切中要害的，“他没有变成一个俄罗斯人，从而不再是一个欧洲人……在他的系统中没有任何原动力……他把自己圈限在对于任何渴望自由和进步的思想的迫害上……在他长期统治下，他最终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制度，给每一个地方都引入了瘫痪和思想的因素”[5]，赫尔岑将尼古拉一世的帝国视为一个缺乏原动力的帝国，这一比喻中恰当地引入了现代技术成分。显然，这一对尼古拉一世的判词的基点确立在俄罗斯——西方这一横向对比的语境中，在十九世纪的早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占有殖民地，西欧——主要的是法国和德国的普鲁士，工业化完成的时间段也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纪的早期，而在北美，新兴民族—国家已经日益强大，甚至有称霸西半球的野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尔岑以及其西方派同仁在1840——1860年间对尼古拉一世及其帝国发起了批判，但这一批判在俄国语境之中，只得到了一部分西方派自由知识分子的附和，却很难得到官方以及斯拉夫派的称誉。

　　自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俄罗斯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地取决于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以及对外军事的不断成功和帝国领土的不断扩张。彼得大帝引进西学，迁都至波罗的海之岸的彼得堡，改革军政，移风易俗，发展俄罗斯近代工业，从另一个角度看，十八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其在世界上的处境并不如中国于19世纪中叶的处境那般艰难，只有西欧国家英国与荷兰开始了真正近代化与工业化之路，西邻德国尚处于四面纷争、诸侯争霸，而长城之内的中国又长期沉湎于黑暗与专制的中世纪之时，彼得大帝把眼光转向西欧，以引进近代工业发展俄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制，改革教会并使之屈从于国家权力，这些措施在当日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开放性的眼光。但与这些措施具有的现代化的功用的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掉转向度，而是朝向加强沙皇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农奴制与国家对精神世界的操纵与控制之路上奔去，此正马克思所谓彼得“以野蛮制服了俄国人的野蛮”。

　　“彼得大帝采用谋杀和恐吓的方式，强行向欧洲打开一扇窗口，开辟俄罗斯进步与成长的道路；
尼古拉一世和他的警察则以武力镇压和血腥屠戮来关闭这扇窗口”[6]，尼古拉一世拒绝任何触动其利益或农奴主、贵族利益的改革，对于增进农民的福利、解放农奴以发展工业、引进现代先进技术等等这些来自西欧的“瘟疫”，他和他的政府一概敬而远之，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消灭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和扩张帝国的疆域。“各类思想家对于不发达的所付出的代价与人的代价都很清楚，莫斯科的贵族恰达耶夫和彼得堡的平民别林斯基就是如此；
两位思想家都说俄罗斯亟需要的是新的彼得大帝。重新打开的西方的窗口。”[7]但这类思想家毕竟是少数。这个帝国以及帝国的思想界仍然是缺乏动力的，在这一缺乏动力的思想界中，毫无疑问地包括了艾恺所指出的“国家正统派”和斯拉夫派，甚至还包括一部分西方派，“在尼古拉时期，即使那些激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赞成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也具有政府所赞成的许多经济的和社会的偏见：赞成增进农民利益的运动，歌颂农民地方直治的各种传统，反对资产阶级和工业”[8]。在十九世纪早期西欧工业化大背景之下，俄罗斯沉滞不前了，彼得的子弟们依然以彼得的皮鞭和血腥向他的子民横征暴敛，但无论如何，这个大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却在一步步减弱。1812年和1848年，两任沙皇以其淫威使欧洲恐惧，卫国战争以及协助东欧君主扑灭1848年革命火焰使得沙皇和帝国官僚的狂妄自大进一步提升，然而，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停滞之后，但这个虚弱的巨人实在已不堪一击了。

　　皇宫与前景的对抗 普希金死后，继承其事业并敏锐关切社会问题的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曾在1841年作长篇叙事诗《恶魔》，诗歌尾声处，莱蒙托夫写道“我的悲哀永远停留在这里，象我的生命一样没有终结的时期，身而在坟墓里也不能安息！有时，它象一条蛇似地纠缠；
有时，它象火焰似地燃烧，毕毕剥剥地响；
有时，又象巨石紧压着我的思想——一座永远无法毁坏的陵墓，埋葬着我的死去的热情与希望！”[9]莱蒙托夫的“恶魔”，是一个高傲的、痛苦的恶灵，这个形象阴沉而又庄严：他有着无限的痛苦，因为“做恶使他厌倦”，同天国和解又不可能。在他看来，世界“变成了一个寂静和沉默的”世界。在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中，庄严肃穆的皇宫依然巍然矗立，但四周却已是洪水汹涌。然而，在莱蒙托夫的笔下，魁伟的宫殿不见了，即使是天国也令诗人厌倦。这是1840年代与皇宫相对的“前景”——“埋葬着死去的热情与希望”。这一“前景”在1840年代—1860年代的俄罗斯的艺术家们所留下的艺术品中留有深刻的印痕。“恶魔”的孪生兄弟“毕巧林”，冈察洛夫的懒汉“奥勃洛摩夫”，甚屠格涅夫那位伟大的演说家“罗亭”也因厌倦俄罗斯之沉闷而战死在异国的街垒，“你动弹不得，甚至不能做梦；
稍显思想之迹——稍露心中无惧之象，便涉危险；
你必须装出畏怖、颤抖模样，即使没有真实理由要畏怖、颤抖——那几年，把俄国民众造就到这种地步。长年累月的恐怖……处处弥漫，压跨了大众的意识，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欲望与能力……极目而望，不见毫芒之光——‘你完了’。天和地、空气和水、人与兽喊道——万物胆裂心碎，仓皇避祸，有洞就钻”。[10]这便是那一连串“多余人”故事的由来。尼古拉亲手设立的第三厅的监视和恐怖，使俄罗斯知识阶层不得不隐遁幕后，但在另一个纬度上，帝国知识阶层以无声的抗议对抗整个国家，更有涅克拉索夫仍然在坚持他的《现代人》，尽管这行动卑微且谨慎。

　　如果把前景的幕布往前拉大，那么这一抗议的表达形式主要是由帝国各省份蜂拥而起的农民运动完成的，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三十年间农奴反抗次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以四年为界限，以下为统计数据：

　　时代

　　1826——1829…………85

　　1830——1834…………60

　　1835——1839…………78

　　1840——1844…………138

　　1845——1849…………207

　　1850——1854…………141[11]

　　这一幕布的最广阔的背景处，宗法农奴体制正在不断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日益增大，交换的作用急剧增加，工业发展和机器的使用尽管依然缓慢但却已经受西欧的影响开展了，世袭领地的和占用国家土地的手工业生产逐渐衰弱，雇佣工人已经明显多于农奴，现代城市在发展，形成资产阶级核心的商人在增加。[12]这个过程，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解放农奴这个严重问题更加尖锐起来。“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13]，“欧洲民主运动的再起，波兰的动荡不安，芬兰的不满情绪，所有报纸和整个贵族阶级的要求政治改革，《钟声》在全俄国的广泛传播，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的革命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有力的宣传影响，鼓动传品的出现，农民由于对‘常常’要用血腥镇压才能强迫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的不满而产生的激愤情绪，贵族——调停官的集体拒绝行使这样的‘法令’，大学生的混乱不安——这样的情况下，最细心而冷静的政治家是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完全可能，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14]。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是自上而下地改革，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绝对主义：自我更新与“混乱的噩梦”

　　1856年，克里木战争师败辱国，在欧洲工业化强国英国与法国面前，俄国这个患上了时代错乱症的虚弱的巨人一败涂地，沙皇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战争落败暴露了整个俄国经济的落后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缺陷，这一切都说明了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老朽的制度。尼古拉一世的继承者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来解决这一点，比从下面解决要好些”[15]。经过一翻讨价还价，“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终于出台[16]。

　　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体系之中，尤以“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赖地位的一般法令”最为重要。该法令废除了农奴制，确立了农奴人身自由的地位，以及从产权上肯定了农奴获得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该法令依然规定农奴必须以高价向地主或国家赎买土地。然而，在一八六一年之前，俄国农民与地主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俄罗斯的Помещик（地主、领主）一词，本身就是Поместь（领地、领土）一词衍生而来，而Поместь（领地、领土）又是从Место（地方）而来。Место与人发生联系，是指一个人统治一块Место（地方），而不是成为这块Место（地方）的产权所有者。Помещик是由传统波雅尔贵族或军功贵族演化而来，他们是获得封建世袭权力的血缘贵族。因而，一八六一年前的俄国土地制度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在俄罗斯农奴的观念之中，全俄罗斯的土地被理解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改革之后，Помещик退出了对Поместь的传统权力，但通过法令，依然享有部分原有Поместь，并且获得了最为肥美的土地。农奴非但要出高于原土地市值的价格购买土地，而且传统村社中的土地被分割出去，使村社的土地重分功能进一部丧失其可调动资源。“在俄国北部，土地价值较低，实行食物代役租，地主索取了几乎两倍于市场价值的土地赎金。在俄国南部，主要实行劳役租，而且富饶的黑土地适宜生产利润很高的出口商品粮，因此乡绅想方设法夺取了高达25%的农民土地”，因而，农民非但“背上了沉重的赎金债务，又要忍受对他们原来耕地的土地的剥削”[17]。

　　绝对主义国家在1861年的自我更新，重塑了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司法体系，土地贵族获得了地方自治局，城市也建立了市政议会，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部分满足了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要求，解放农奴的行为也使政府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源。但改革并没能平息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反而使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了危机之中。由于改革之前的无土地产权概念，“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这样一来，农民就认为全国内的土地是一种可以抽取分派的资本，甚至用尽了为止，这就是后来革命的胚胎”[18]。如果把这一改革置入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展、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兴起的蓝图上来理解，1861年绝对主义帝国的自我更新运动是这一欧洲最为漫长的绝对主义国家在面对西欧与本国的双重威胁之下的努力，但绝对主义帝国的积弊太深，未能使俄罗斯走上纯粹的“普鲁士道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列宁写道，在1861年改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结构也确实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时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可以归结为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在许多地主田庄上相互结合，并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工作中去”[19]。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易改变则无法产生成熟的工商业，而无成熟的工商业则无从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此，帝国在工业化层面上又一次陷入了一场混乱而无法自拔的噩梦之中。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只能证明绝对主义国家在1861年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在1861年后帝国的前景幕布之中，纷繁各异的对抗正在加剧，各种思想流派的纷争无可避免地以正面形式展开，自由主义在获得了瞬间的主流地位之后再一次被帝国所边缘化，左派运动也越来越炽，并成为了取代自由主义之后的社会思潮的主流。非但帝国政权的外部力量处于混乱之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的内部力量也产生了混乱，在1861年之后，国家机构中的内务部与财政部时常发生冲突，内务部强调稳定，有妥协地支持工人，但也坚决打击工人的罢工运动；
而财政部则站在新兴产业阶级一边，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斗争，这一帝国政权的内部矛盾，充分显示了改革使帝国走上新的道路，混乱但也前途未卜的道路。如果把1861年之前——尤其是尼古拉一世的帝国看成一个虽是潜流涌动，但其高压专制局面尚可控制的濒危政府的话，那么，1861年之后，它却成了一个异常混乱、对抗异常激烈的帝国。打破这一混乱局面而重塑统一，惟有这一绝对主义国家的最后咽气。

　　严格说来，1860年代之前的俄罗斯思想界，并不存在整全统一的社会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执于“莫斯科之昔日荣耀”还是“彼得堡之未来文明”，都不过是一种文化争执，尽管间或可能涉及政治和社会议题，但其话题的核心部分还是停留在文化争执层面之上，究其原因，不外乎政府之高压与俄罗斯思想之萌芽状态。1860年之前，唯一一个稍具政治性质且组织松散的小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团聚在别林斯基与赫尔岑或霍米雅科夫周围的，不过是文化人、德国哲学爱好者，而对于老大帝国之土地与及农民的发见，惟有赫尔岑去国之后，经德国人的指点，始认出俄罗斯之农村公社是非但可以引领俄罗斯走出既区别于沙皇专制，又能摆脱资本主义之丑恶的“第三条道路”。按艾恺的分析，1840—1860年间，俄国知识界主要由三股相互竞争的思潮所把持，除斯拉夫派之外，另两股思潮分别是“一是西化派，或称现代化派，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所倡导；
另一是保守的‘国家正统派’，是为国家的官方教条，其主要人物有科门也柯夫，伊凡?契里夫斯基……”[20]。需要进一部区分的是，“国家正统派”在1860年代之前后，并非俄罗斯知识阶层之中的一员，即使温和如屠格涅夫，也将卡特科夫之流的鹰犬视为“时常发作的关节炎”，更遑论俄国的激进派。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以来以来，俄国知识界与政府经历35年的揆隔不合之后，首次在改革这一旗帜之下与政府达成了表面上的一致。然而，改革的欺骗性与不彻底性，彻底激怒了俄国激进派，并使俄国之自由派人士委疑难决，非但俄国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两面一心的雅驽斯”之局面从此一去不复，更使激进派与自由派之间拉开一条巨大的鸿沟——两派人士无复前此之友善往来。依照伯林的看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敌人往往来自右边——君主主义者、教士、支持政治或经济寡头体制的贵族。盖此辈掌权治事，对人的贫穷、无知、不公、剥削及堕落，若非推波助澜，即是无动于衷”[21]。但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却使俄国生出一个巨大的悖论，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尽管改革之中进一步剥削了原国家农奴与自由农奴的土地，同时地主治权之下农奴的土地亦复为地主所肆意掠夺，但无论如何，改革给出了一个“解放农奴”的自由征象。自由派人士虽有反抗意识，但自此之后则开始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地方自治与中央官僚机构的改革，希冀通过合法化的努力使俄国渐行宪政之道。而激进派人士则愈加不满，以为沙皇行改革不过是一骗人之把戏，职是之故，他们号召两京大学生以及受教育者潜入底层，发扬民智，倡村社主义——此则俄罗斯之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之根由，又因受政府之压制，激进派人士更进一部分裂，或图谋以暗杀改变政治格局，或潜遁异国，寻求西方精神滋养以救治俄罗斯之沉疴。

　　1840—1860年代，俄罗斯绝对主义由一统一而沉闷压抑的封建帝国而转化成混乱分裂的半开明的君主—贵族专制帝国，帝国的思想界也由虽然各自诉求不一、但保持了形式统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急遽分裂。

　　范式转换：自由主义的衰弱与左派运动的兴起

　　诸神纷争

　　“诸神纷争”，是马克思?韦伯面对现代性语境所下的一个断语。马克思?韦伯对于欧洲与世界现代性的探讨至今为止仍然最具深刻原创性魅力，马克思?韦伯对于欧洲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分析架构于其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之上，在韦伯的诸世界宗教与伦理的分析之中，他认为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建立于新教伦理之上，这一经典性的分析把基督教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萌芽的首要条件，从而使欧洲之外的世界成为被“拖入现代性”的国家，也因此，世界被划分成内部（欧美民主自由国家）和外部（欧美之外的国家）。

　　在佩里?安德森这部研究晚期中世纪向现代性欧洲转化的杰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之中，安德森区分了欧洲的绝对主义和俄国、土耳其的绝对主义。安德森的绝对主义概念发源于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所分析欧洲绝对主义时，绝对主义常用来指称西欧中世纪晚期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的“绝对君权”，而指称东方时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主义”，这一东方（或外部世界，也包涵着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马克思将绝对主义纳入历史目的论的框架之中，将绝对主义视为向资本主义过度的一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尽管试图在他的著作中一洗历史目的论的论述框架，但在有意无意之间仍然将俄国的绝对主义纳入到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目的论框架性分析架构之中。

　　在前述两种对于现代性的生成的经典分析之中，都将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外部世界，而俄罗斯由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过程则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之中，亦即这一外部世界是作为一个被拖入现代历史的世界，这一外部世界的思想世界将由内部世界所提供的思想理论方法所划定。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之中，普遍存在着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立于欧洲和世界而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种普遍的认同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在分歧：俄罗斯或担负着拯救堕入现代泥淖的欧洲的重任，或是现代欧洲的自由民主精神必将拯救东正教俄罗斯的黑暗陈腐。无论是哪种论述，都将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视为其理论坚核。在宗教哲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教授的《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这部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东正教伦理的关系的杰作之中，叶夫多基莫夫也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乌托邦作风与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说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22]。这一分析的叙事框架之中隐约蕴涵着东正教伦理与现代性精神的讨论，但其探讨方法却依然是援引西欧早已建立的叙述框架。

　　现代俄国史的开端，即十七世纪晚期，这是元历史概念的确立，是与彼得大帝引导俄罗斯帝国与西欧交融开始的，无论如何，这一事实只能证明东正教的伦理资源并不足以引发俄罗斯的现代性，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关于改革的争执恰好形成了对俄罗斯现代性的认同或否定，把彼得大帝改革这一既成事实当成俄罗斯现代性的开端的话，斯拉夫派的思想资源恰好正是启蒙主义，只不过他以一种援引或融合了德国“反启蒙”的浪漫主义思想资源的方式展现出来[23]，而现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史则是以启蒙思想为其精神资源展开的[24]。

　　自由主义的衰弱左派运动的兴起 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父与子的对抗将被描绘为更加复杂的思想纷争：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守旧与革新等等，在前一历史语境中，父与子的对抗之所以出现是帝国的自我更新并不能满足激进派所提出的社会政治要求，反而加深了这一本来就濒临危机的上层与下层的社会危机，从而使帝国陷入了长期与下层（包括要求实行公正改革的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派）之间的紧张状态，而在后一语境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思想界的纷争将不仅仅被理解成帝国与“激进知识阶层”的冲突，更应当被理解成知识阶层内部的冲突。在帝国的改革本身已经使其统治失去了往日的合法性，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社会民主派，都对帝国的统治持保留态度，只不过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天壤地别的差异，也因谋求改变传统帝国的方式不一，而导致冲突的产生。在这里，历史语境与现代性语境已经混合在一起，从而其使站在一个纬度上加以考察这一事件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单向度的思考方式。

　　那么，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下难以挽回历史败局，而左派运动则日益强健？同样是现代性的政治思想方案，同样是致力于使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方案，自由主义却在1861年之后却无可避免地暗淡下去，难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内在因素究竟何在，其内在因素与当日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一股政治思潮，在1861年之前就在英美获得将思想安排进实际制度之中，尽管当日在欧洲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对抗，但1861年之前在俄罗斯却并没有传播，更遑论国家政治制度安排。在论述俄罗斯思想与俄国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中，往往忽视最为重要一点，即俄罗斯左派运动的兴起恰好是在自由主义衰落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与帝国的对抗之中产生的，这一思路将可能提供一条更为广阔大道以分析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努力。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竞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思想界的主题，究竟哪种力量更有能力安排当下俄罗斯之政治制度，或为改革之后的艰难局面提供一条通往未来“理想政治”的合理道路，这是当日俄罗斯知识界最为关切的问题。“知识分子何不以观念创制一个有利其发展的国家”？这一尝试在俄国大命之前并非没有——俄国自由主义从其谱系来看，一直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格莱诺夫斯基。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师败辱国，此前一年，被赫尔岑称为将永受诅咒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此役失败，非但使朝野震惊，更使国人愤慨难当，即在此前7年，俄国的宪兵犹自横行欧陆，充当1848——1849年间欧洲守旧势力的保护人。。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力争排除其父给知识界以及上层开明贵族的恶劣影响，又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不得不摆出开明的姿态，谋求改革。改革尚在议论之际，来自知识界中激进派的压力似乎有所缓和，一贯姿态激进的俄国左派领袖人物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对改革抱以巨大期待，俄国自由主义者卡维林等人自不待说，下层农民更是翘首以盼，希冀早日能免费分到田地并获得人身自由。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摆脱农奴制度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改革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
赎买的实行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
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此次改革，虽然在实际已驱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改革之中尚存的问题甚多，农奴制问题在根本上依然没有解决，并促使原先的地主阶级与封建贵族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走英美民主道路的理想在实质上没有得到丝毫满足，——这不仅是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本人的期望值过高，其根源性的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而只能冀望于自上而下的变革。在激进左派人士看来，改革乃一次彻头彻尾的骗局，至此，左翼知识分子与专制体制彻底决裂，专心于推翻政府为业。一九零四年，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面前再度溃不成军，号称拥有世界领土六分只一的大帝国，竟败于东方一方始开化的黄种岛国之手，国内舆论愕然，偌大一帝国，再不改革，必成烂死在“中世纪的中国”的后继（梅列日科夫斯基语）。一九零四年之前，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已有复苏的趋势。虽然政府屡次胁迫，但各地的集会仍然不断，各种小册子也随之四下流传。俄国的自由主义按其路数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路，第一路转化自原来的民粹派。信奉农民村社与暴动的民粹运动在188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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