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会：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的试验

　　摘 要：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较大的变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学习苏联制定各种计划和主办国营事业的主要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公营事业的主要策划者和主办者；
盛世才、蒋经国或在苏联顾问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或下意识地从知识储存中调取苏联经验，试以苏联经济体制来建设“新新疆”或“新赣南”。这些试验不能像俄国苏维埃政权和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强制，也不存在某些新生革命性政权有着的那种信仰的纯洁和初始的激情，故注定只能停留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战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全面铺开或推广。

　　关键词：国民政府；
苏联经济体制；
资源委员会；
盛世才；
蒋经国

　　计划经济、苏联模式，实际上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在中国出现的新事物。通过3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一五计划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对比，中国社会舆论，特别是知识界对苏联经济体制已普遍抱有好感。加上民族危亡局势的深化，从而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及某些地方实权派或割据势力，也开始热衷于仿照苏联经济体制，积极制定各种经济计划，试办各种公营事业，小范围移植苏联经济模式。

　　一 资源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

　　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在某些工作中就开始贯彻了若干计划性原则。当时曾经有一个以В.М.施泰恩教授为首的苏联财政顾问小组服务于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它同时又是苏联驻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机构的一部分。施泰恩是苏联著名财政专家，曾参加过外蒙古的货币改革。他们不仅给中国财政方面的官员系统讲解过苏联经济体制，并且具体指导武汉政府在进出口贸易中贯彻过某些计划性原则，同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调控金融的机构——货币委员会。[1]

　　国民政府推行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资源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换句话说，资源委员会也是国民政府学习苏联制定各种计划和主办国营事业的主要机构。这个委员会的缘起主要与蒋介石身边的两个重要幕僚，即翁文灏和钱昌照有关。这里不妨以近年人们常引述的胡适借用朋友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2]资源委员会的后台或积极支持者宋子文与蒋介石也是如此，如宋子文就高度赞扬苏联政府“直接组织与管理社会生产和流通”的巨大成就,并号召学习苏联的经济体制；
[3]蒋介石则表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4]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附属于蒋介石的参谋本部，蒋自任委员长，翁文灏和钱昌照为正副秘书长。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全国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工业原料、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业人士等进行调查研究，以有效利用资源，做好战争准备。1934年9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增设了“计划部”，列为各处室之首，并立即着手制定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利发电计划》、《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储存及统制计划》等，另外还制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兵工整理计划》等纯军事计划。[5]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合并，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它除了继续调研各种战略资源外，并开始实施《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在此计划的基础上，1936年又正式公布了一个更具体和操作性更强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该计划要求在3年内投资27120万元，在湘、鄂、赣一带建立一个国有化重工业区，兴建冶金、燃料、化学、机械、电气等30余个国有化大中型厂矿，奠定中国重工业基础，并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由于实际拨款与计划经费的差距太大及抗战爆发计划被打乱等客观原因，该计划远未能完全实现。如建立的新厂很少，加上合并等手段建立的旧厂，战前资委会下设的厂矿只有21个。[6]（p3）但尽管如此，资委会为抗战所做的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它们的建成或重新投产,奠定了战时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一方面，资委会的机构进一步增强，如1938年1月它接管了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和第四部及建设委员会，并改“主委”制，隶属新成立的经济部，新任经济部正副部长翁文灏和钱昌照兼任正副主委；
[6]（p4）另一方面，它开始对汽油、煤炭等国防物资实行管制，计划经济有了新的进展。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七条也明文规定“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7]为适应战时需要，资委会通过独资和与中央及地方单位及私人合办等方式，大力兴办厂矿。如仅1938年就新增37个单位，年底所辖单位达63个；
到1942年已有96个单位；
而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则扩展到131个单位，拥有职工近10万人，资产4.3亿元（战前币值），占公营工矿资本的50%，资委会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工业集团。[8-9]该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预算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两个国家银行的融资，但前者只占1%到3%，如政府预算的最高出资额是1941年的1110万元法币，而两行1945年出资额却高达90亿元法币。[6]（p4）也就是说，政府通过银行资助国营工业，支配工业生产。这与斯大林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及政府的通行做法是一样的，而以往大陆学术界却错误地将其指认为属于蒋宋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除此，资委会还主持了沿海地区私营厂矿有计划的内迁工作。其中仅上海一地就迁出146家工厂、2500多名技术工人，[10]促进了后方的工业建设。

　　抗战胜利后，资委会升格为部级单位直属行政院，主要任务是接管敌伪企业，调整工业布局，撤迁日本工业设计及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等。早在1943年4月，资委会就制订和讨论了一个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这个草案涉及300多家重工业和3000多家轻工业工厂，估计要动用20亿美金、27万技术管理人员和280万劳工。[6]（p5）如果它得以实现的话，中国的计划体制和国有化将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庞大计划，是建立在战后可获得日本的巨额赔款和吸引美国巨额投资的假设上的，战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它完全是一种幻想。另外，资委会还曾主持搞过一个长江三峡工程计划，1944年就开始调查筹备，1947年已拿出初步方案，但由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下台和钱昌照辞职而半途而废。不过战后资委会按计划对台湾日资企业的接收却比较成功，奠定了以后台湾公营事业的基础，也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实行苏式计划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战争准备和战时措施进行操作的，并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富有成效的。这与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红军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供应，与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及工业化为卫国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等历史真实一样，无疑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这种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和控制人力、物力为战争和国家政策服务。当然，如果用这种非常时期的经济体制去进行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也毫无疑问会是必败无疑的，实际上在当时就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不便甚至伤害。如在吏治腐败的背景下统制煤炭和盐，经营者产销不能自由导致不得不缩减产量，为了弄到煤甚至不得不贿赂地方统制局的官员；
[11]（p245-246）资源委员会按计划主持的内迁工作，许多工厂主也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动之以爱国情操”和许以“经济利益”后的半强制性措施，且最后的结果更是“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来，近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盛，实为抗战时代一页伤心惨史”。[6] （p3）战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现代国家可以也应该有经济计划，但它只能是宏观的和笼统的，微观的和每一具体生产部门的生产只能由市场调节和指导。

　　二 公营企业的经营与管理

　　公营经济或称国营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家们首创，在中国古代其表现主要为官营。春秋时期盐铁已开始官营，西汉的公营经济已颇具规模，如铸币、盐铁、均输平准、设常平仓等，都由官府主办；
而1862年太平天国革命结束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陆续办起了中国第一批大机器生产的近代公营企业，其中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3种形式。到民国时期，如前所述，在苏联经济体制的示范和影响下，国民政府的公营事业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且，如近年有的学者所发现的那样：“这个时期的政府文献中,‘官办’、‘商办’等词更多地被‘国营’、‘民营’等新概念所取代”。[12]造成这种趋势，不仅是共产党、知识界（包括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仅是少数政坛领袖，而是当时几乎所有执政党和非执政党的共识和努力的结果。如孙中山1922年撰写的《实业计划》,就明确提出了“公私并举,以国营为原则,两路并进”的中国工业化方针。[13] 1928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第162次政治会议审查通过孙科提出的《建设大纲草案》,则计划在50年内投资250亿元,用于建设中国的基本工矿业及各种公用事业。[12]而 “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基础,重工业以国营为原则”,更“是资委会从业人员的共识。”[14]其他民主党派，如汇合了三党三派的中国民主同盟，其纲领也规定银行、交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独占性企业均以公营为原则，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分配则以设立公营、国营商店及消费合作社为原则；
[15]就是通常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中国青年党，亦主张将铁道和航空主要干线等垄断性大企业归国营或公营，而在农村则建设集体农场。[16] 关于国营或公营企业的设想、计划及人们的热情如此，但是，当时具体的经营管理如何呢？下面我们主要以资委会所属公营企业为主进行讨论。

　　1、经营管理机制

　　（1）资委会直接经营管理为主，企业有较大自主权，并奉行专家治理的原则。资委会所辖企业多为其独资经营，但也有与中央其他单位和地方政府及私商合资经营。独资经营的企业都由资源委员会直接经营管理，但只抓计划和财务管理，统筹全局，企业在人事任免、购物等方面有自主权或实际管理权；
大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分厂和分公司，按行业垂直领导，不与地方政府发生关系。资委会尤其重视知识和人才的作用，其主要成员，包括翁文灏和钱昌照，都是当时中国的知名学者或科技领域专家及金融实业界领袖；
在企业中,则要求领导班子必须精通业务,规定厂长经理必须由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和一定实践经验的专家担任；
并建立了比较严格和完备的人事招聘、晋升和奖惩、成本核算、会计事务、仓储保管等管理制度。[17]

　　（2）不以赢利为目的，并以忠诚和精神鼓励为主导。资委会的大多数事业是国家经济和工业化的基本事业,技术高，投资大,见效慢，许多是当时私人难办或不愿意办的事业，所以很难以赢利为目的。但资委会还是注意优化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特别是重视忠诚和精神鼓励，激励员工的爱国热情。并将“公”“诚”二字作为资委会的会训，强调“国营事业的东家是国家,亦是国民全体,而不是任何个人,所以为国营事业服务的人,是对国家尽忠,为民族用力,而不是为任何私人图谋利益。”[18]此外，资委会所属企业还仿照苏联的做法举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如食堂、宿舍、浴室、医务室、俱乐部、子弟学校及生活物资采购服务等，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提高生产积极性。

　　（3）合资公营企业多采用股东董事会制度，以调和各方势力和利益。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执行机关，选出常务董事若干人,再由常务董事推选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内执行业务。董事会下设各职能部门,分别管理具体事务。

　　（4）企业具体管理方法多样。有租客制、包工制、班组承包制、里外工结合制、雇佣制、按时计工制等。其中租客制工人对租客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强，包工制、班组承包制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较弱，而雇佣制、按时计工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性质比较明显，工人人身自由。“管理方法,可谓先进与落后,新潮与传统,东方特色与西方特色交织在一起”。[14]

　　2、经营效率及弊端

　　关于国民政府所办公营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当时就有争议。如有的就明确说“国营和规模较大的公营事业，多不免成本高，效率低”；
[11]（p247）但资委会官员或所办刊物却认为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国营事业比民营事业效率高,有些民营事业比国营事业效率高;某些部门国营事业比民营事业强,某些部门民营事业比国营事业好。”[19]笔者认为，从近年不少研究者研究的情况看，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资委会的公营企业绝不比社会上的私营企业效率低。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和私营企业工业技术水平普遍较差，公营企业的资金投入及技术水平相对较好有关。当然，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发展时期和狭小的环境中，是不能确切判断公私企业经营效率高下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公营或国营企业的效率一般都低于私营企业，这不以人的感情和意志为转移。不过，为了追求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差距的拉大，政府除重要的国防工业和重大金融、邮政等事业外，还可举办一些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自然,政府调节以解决公平问题应有一个“度”的问题，这是不同时期、不同国情、不同环境的具体情况要具体研究的；
政府亦可以将主要精力和人力物力构建好社会保障体系，尽量少直接投资和经营企业，也不惜为明智之举。

　　实际上当时国民政府主办的国营企业就已显现了某些弊端，这也是其效率不够理想的主要原因。一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很难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因为不以赢利为目的，就必须靠政府投入。而在政府财力有限，包袱过重的情况下，就只能寄希望于银行贷款；
而贷款不能赢利并导致大量的呆账坏账，造成金融危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由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其发展和增值曾非常迅速。但从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原料价格看涨，生产成本增高，而政府对资委会所属工厂产品的限价政策，使其产品售价远远赶不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入不敷出，资金缺乏，使许多工厂的产量开始下降。资委会曾一再要求追加拨款，但政府却没有按其所要求的金额拨付。[20]二是将企业经营的好坏寄托在“公”“诚”上而不是制度上，既不能遏制腐败也不是长远之计。虽然资委会也引进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只是一些枝节和形式上的变化，本质上的官本位制并无多少变化；
尽管资委会成员中不乏忠诚廉洁分子，但毕竟资委会本身还是一个官僚机构，旧的官场习气在所难免；
资委会所办企业独具一格，但不可能成为一封闭社会，精神上难保其纯洁性；
大公无私只是少数人短暂的高尚行为，很难成为永久的动力。资委会要求每个成员“保证不谋取个人私利”，因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是很难做到或很难长久的，不说别人，也曾有知情者撰文批评钱昌照等“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21]当时书刊上有关公营企业“人事繁杂，工作驰懈”的指责不绝于耳；
舆论抨击许多人以做官的态度去办企业：纯洁点的人对企业不熟悉，主观性强，命令、办法不合实际，工人疲于奔命；
黑暗点的人则利用企业为一己发财的捷径，工厂尚未出产品他们已腰缠万贯；
说“经营国营工业的人，常有贪赃枉法、舞弊营私、排除异己、盗名欺世等恶习，以这种中古时代的人来控制现代企业，没有不失败的”。[11]（p246-247）著名学者傅斯年也曾在参政会和报刊上连续撰文愤然指责资委会被豪门和各种恶势力“把持着”，“支配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
并称其搞的国营是“国赔”。[21]这里胡主要是冲着宋子文来的，并显然有些意气用事，但确也体现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当今有的学者指出：当时的国营工业 “除了遵循市场规律外,还要经常执行政府的特殊政策,在原材料、能源、资金的获得等方面及产品的分配方式上,又不完全遵循市场机制。这种经营上的双轨制常常造成很大的利益落差。在法律不健全、体制不完整的情况下,它为经济腐败行为提供了大量机会。”认为国民政府的众多官僚“保持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在缺乏有效的体制约束与自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们辗转于公私之间,自觉不自觉地从事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勾当。这种双轨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继续得到延续与强化,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全面腐败,官僚资本恶性发展”。[12]似乎也是因此缘故，迄今为止仍有人习惯地将国民政府所办中央和地方公营事业称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也因经营上的效率和弊端，在抗战胜利之初政府内部就提出了国营事业民营化的问题，不久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朝野论战，[22]后来实施虽然以失败告终，且效率和弊端也不是人们提出民营化的唯一原因，但毕竟为我们这里的论述多了一份注脚。

　　三 盛世才和蒋经国在新疆和赣南的实践

　　盛世才和蒋经国在我们的论域中有特殊的苏联背景。盛曾秘密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并被斯大林特批为党员；
蒋更是一个在苏联苦修13年的充分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员。就是这样两个人，曾作为独霸一方的统治者或权倾一时的国民政府地方长官，在自己的领地内全面推行苏联经济模式。只是，前者有很强的虚伪性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性，后者却表现出某种自觉性和纯洁性。

　　 1、盛世才在苏联顾问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设“新新疆”

　　1936年，在原来的“八大宣言”、“九项任务”的基础上，盛世才在苏联帮助下又制订了更为完整的政治纲领，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建设”就是在苏联顾问，当然还有一大批原籍中国的联共（布）党员及西路军将士和从延安来的中共干部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设“新新疆”。30年代中期有约400余名苏联专家顾问在新疆各政府机构中工作，许多重大经济建设计划、经济制度都出自苏联顾问之手,甚至新疆土特产价格也由苏联设在新疆的苏新贸易公司决定。[23]

　　盛世才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对经济建设还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34年就聘请各方面专家50余人，成立了一个“新疆设计委员会”，并开始大力整顿财政金融。为了惩治贪污腐败，他不惜动用革命性的惩治方法。如1934年颁布的《新疆省惩治管理条例》规定贪赃500元以上者就要处以极刑。以后全面推行苏式经济体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制订了3个三年计划，并实施了前两个三年计划（1937-1939年和1940-1942年），而第三个三年计划因盛调职离新而中断执行。在第一个三年计划期间，新疆建立的带有地方公营性质的电厂、印刷厂、机械厂、汽车修理厂、木材加工厂、面粉厂、油矿厂、造纸厂、皮革厂和纺织厂等至少有50多家，[24]像著名的阿山金矿局和独山子油矿，还是由苏联人管理和中苏合营的。盛世才特别注意农业体制的改造，并且既学习苏联但又考虑了新疆的实情，按两个三年计划规定的步骤，在全疆逐渐完善了农牧业管理和经营机构。如基本上不搞农业集体化，但却仿照苏联在各地设立了农、林、牧局及分局等政府管理机构，并大力创办了一批示范性国营农、牧、林场及农机所、兽医院、气象“测侯所”等。据统计，在1937年底就已建立农牧场7所，农机租赁所11处，农业试验场3处，测侯所5处。[25] 第二个三年计划增设农业局21处、牧畜局5处、牧畜分局28处、林业局1处，增设棉种交接所1处、测候所8处、模范农场7处，农机所32处，割草站3处、兽医院15处、兽医分院81处、兽医化验分所2处、屠宰场23处,组织预防队4队等等。[26] 另各农牧场都设有主任、指导员、事务员或管理员及农林专家、兽医等；
为了加强对私立牧场的管理，还专门制定了《私立牧场登记暂行规则》。[27]

　　盛世才推行苏联经济模式的实践，不像南京中央政府那样只是点滴的或限于某个方面的改革，而是有一个较大和较激进的社会改造背景，是政治经济一体化改革。所以虽然苏联经济体制从长远来看，是一种有着严重缺陷的体制（由于盛世才政权的短命，故作为个案也无法检验其实践最后是否成功），但在短期内及当时新疆那种环境下却很奏效。通过两个三年计划的实施，新疆的工业、农业及水利、交通、通讯、文化教育等事业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使新疆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稳固的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方面近10年的研究成果较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2、蒋经国下意识地从知识储存中调取苏联经验建设“新赣南”

　　蒋经国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下，怀着革命的激情和青春的冲动到苏联留学的。13年的苏联生活及学习工作经历，既不能说纯粹是 “韬光养晦”，也很难讲完全是“伪装进步”。在国民党内，包括其父蒋介石在内，对蒋经国的被“赤化”都心存戒备，以至回国后还专门安排儿子与被软禁的张学良一起“读书洗脑”。“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28]所以他回国后在赣南“初试锋芒”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方法，虽然其来源有一个多元化的问题，但苏联影响毕竟占主导，且国民党至少形式上仍尊奉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本身也融入了苏联的影响。对此，蒋经国自己也并不隐讳。他曾公开地说：“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是应当这样做”。[29]（p150）与盛世才相比，他搬弄苏联那一套更为自觉虔诚，更加轻车熟路；
遗憾的只是缺乏帮手，完全凭个人经验行动，其中含有了太多的主观意志，虽然也曾大刀阔斧地去干，但不能像盛世才那样可在众多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帮助下，有条不紊地去实施自己的计划，只能干到哪算到哪。

　　1939年6月至1945年2月，蒋经国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发起了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地方建设运动，即“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运动。他曾提出所谓“五有”的经济建设目标，即将贫穷落后的旧赣南,变成“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的新赣南。他打着“三民主义经济制度”的旗号，强调以发展公营和合作事业为重点，并声称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29]（p30）他亲自制定的三年计划（1941-1943）的具体经济指标有：开办331个工厂、314个农场、2995个农业示范区、3000个合作社,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259座新校舍等。1943年制定的五年计划（1944-1948）,其目标更宏伟，提出要在赣南实现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城市现代化。[30]三年计划实施的结果，总的来看是不成功的，大部分经济指标也没完成；
五年计划更是在蒋经国离开后成为废纸一张。但我们不能说他主政赣南时期在经济上完全没有建树。如毕竟还是办起了几十家工厂和数千家商店；
[30]平均地权的示范，使不少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
成立了一些合作社和交易公店及贫民食堂，取消了许多种苛捐杂税，农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办起了一些国民学校、“新人学校”，并运用在苏联的经验，在赣州建了一个“中华新村”,设有托儿所、幼稚园、小学、中学，还组织国民每天读书两小时，并规定了读书节、组织读书会，[31]如此等等，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很大的进步。

　　实施苏式经济体制，至少最初需要一个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和一个相对廉洁的政权作背景，需要有一批怀有理想和献身精神的朝气勃勃的殉道者作为中坚，但是蒋经国“建设新赣南”并不具备这种条件。民国政治腐败，社会风气污浊，老百姓与政府尖锐对立，这样任何革新都会是步履艰难；
在经济上就是推行比苏联农业集体化要温和得多，且性质不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也是近于幻想，因为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既不能像苏联那样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又无财力去赎买地主的土地。所以尽管蒋经国主政赣南时，利用“太子”的特殊身份曾大力革新政治,铲除腐败，清污排浊, 除暴安良；
但多是表面功夫，不够深入，成效不大，“无法解决其思想主张与社会现实、体制壁垒、政治环境、利益格局之间的深刻矛盾。”[30]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不是全盘照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是有较大的变通。如并不准备像苏联那样搞清一色的国营工业，而是重工业以国营为主，轻工业以民营为主，并在一部分合资公营企业仍然实行股份制，从而造就了这种移植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这种移植由于是在社会政治体制未进行根本性改造之前，所以其发展一开始也就遇到很大的阻力或限制。它不能像俄国苏维埃政权和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强制，也不存在某些新生革命性政权有着的那种信仰的纯洁和初始的激情，故注定只能是停留在某些特定领域、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期（战时）的实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全面铺开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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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株洲 4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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