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转型中的跃进：一个大陆人眼中的台湾民主

　　1987年7月，从蒋经国先生宣布解除“戒严令”那一刻开始，中国台湾地区开始了急遽的民主化转型。弹指一挥间，至今18年已经过去。对民主转型是否完成，人们认知不一；
对民主政治成效是否彰显，人们更是众说纷纭。以上两个问题其实牵动了对一系列争论以久的难题的解答，诸如中国人是否有能力独自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关系究竟如何，民主变革能否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等。

　　战后半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犹如一面精彩的多棱镜，从中折射出许多对这些问题思考的光芒。

　　台湾民主转型的巩固期

　　乐观的学者一般认为台湾已经完成“民主转型”，迈入民主政治的成熟阶段。在2000年历经首次政党轮替之后，人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但是从作者的实地观察来看，毕竟只是进行了第一次政权交接，而且目前的宪政体制缺陷相当显著，不时引发政治危机。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民主转型之路依旧坎坷艰巨，将不时遭遇危机和挑战。不过，在经过18年的民主化之后，可以庆幸的是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民主转型的巩固阶段已经到来，并且呈现出多彩的自由民主景观。

　　凡是去过台湾的人，无不惊讶当地政治自由化的勃勃生机。如今，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抨击当权者、披露黑金政治、曝光政治内幕，这些都是台湾媒体的家常便饭。更富有新意的还是各类政治选举辩论、全民开讲、政治讽刺节目。一位在政治讽刺节目中扮演当权者的艺员曾经感慨地说，如果不是生活在民主时代，他是不会也决不敢从事这个令人“恐惧”的职业。

　　在今日台湾，六、七家电视新闻台的节目24小时滚动播出，激烈地竞争着，不放过任何一个产生新闻的人物和机构。在政治新闻中，官员、政府机构、民意代表、各级议会等等，都是记者们追逐的对象。在许多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政治新闻不可以报道，没有什么政治评论不可以发表，也没有什么政治人物不可以抨击。

　　人权保护是政治自由化的另一硕果。集会自由是街面上常见的风景。“立法院”外几乎每天都有公民团体的抗议活动，十几年已是司空见惯。宗教信仰自由更是不成问题，全台大大小小的宗教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组织工会、罢工自由的权利，已是劳工阶级手中的利器。对公民教育权的重视，最值得中国人骄傲。全台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在预算中的比例从15%到35%不等。法律对此做出的具体而详实的规定，实在是世所罕见。各种人权组织富有成效的活动，本身即是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标志。

　　此外，新生的政党政治已经处在有力的发展阶段。在1994年，就有71个政党公开合法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竞争性政党制度开始形成。

短短六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顺利交出政权降为在野党，政党政治也为之一变，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如今的国民党正在努力学习扮演在野监督的角色，昔日壁垒森严的中央党部已是历史。现在的党部大门总是热情地向选民敞开着，里面的博爱画廊、K书中心吸引了不少青年的兴趣。2004年“总统”大选再次败选后，昔日的“副总统”、党主席连战像当年的民进党人一样，以在野党领袖身份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静坐抗议、集会演讲，率领民众进行反对选举舞弊的和平抗争。国民党初步完成了从革命型政党向议会型政党的转变，虽然这一转变一直到它失去政权时才开始启动。

　　伴随着政党政治发展是选举政治的普及，正日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各级政府的政务官、民意代表都必须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且这种选举是自由、公开和具有竞争性的。虽然民主转型是在1987年之后，但在此之前地方选举已经持续进行了近40年。1950年当局举办了首届县市长、县市议会选举，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六、七十年代，连台北市长一职也长期被党外人士夺得。翻开厚厚的历届民意代表、政务官的竞选实录，从选举法律、投票细则到选务管理、监督，50多年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一目了然。

　　历史验证了胡适先生的先见：民主是一个学习过程。毋庸置疑，民主学习的过程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异常艰难和曲折的。

　　台湾民主政治的挑战

　　当代台湾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无时不在考验着政治人物与民众的政治智慧。仅在制度层面，至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不足。“立法委员”选举制度在宪政体制缺陷中尤为瞩目。为人们所诟病的贿选、黑金现象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与“立委”选举制度—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的弊病有关。这种选举制度制度目前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连它的诞生地日本，与后来同样学习日本模式的韩国，也相继在近年放弃了这种选制。

　　在目前的选举制度安排下，每个选区依法可以选出少至二、三位，多到九、十位的“立委”。在党派林立的状况中，参选人的数目往往会出现火爆的场面。这样容易造成票源分散，参选人低票当选。在1995年的立委选举中，台北县的“安全票数”的5.56%，但实质上参选人只须获得3.08%的选票即可当选。选战越激烈，低票当选的可能性越大。这种状况无疑使得民意代表的代表性降低，民主代议制的精义流于形式。

　　同时，这种令人头痛的制度也是滋生派系、黑金等腐败现象的温床。由于每个政党不只提名一位参选人，这样参选人的竞争者不仅来自党外，更大的威胁则是抢夺同样票源的党内同志。为因应挑战，参选人不得不向地方派系靠拢，透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派系力量，保证自己当选。当选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审批地方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的权力—对那些帮助自己获胜的地方人士“投李报怀”，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与此同时，政治黑金与腐败之类的罪恶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现行政治体制定位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宪政体制框架中“总统”独揽大权，并且可以不经“立法院”同意直接任命行政院长，似乎与总统制非常相似。但是宪法又明确规定“行政院长”是最高行政长官，必须对立法院负责，并与后者互有解散国会权与倒阁权。这又在提醒我们内阁制的特征竟是如此显著。有的学者抱怨说，“如果把行政院长看成民选总统的代理人，就不能解释对国会负责的为什么是行政院长而非总统；
如果把行政院长看成是议会内阁制之下的国会领袖，又不能解释国会为何无权同意其任命案。”

　　这样，最后一种解释—法国式双首长制(或称半总统制)—逐渐占了上风。这也是1997年修宪时所谓的共识。但是冷酷的政治现实，却让这种认知显得极其苍白无力。“少数总统”陈水扁先生并没有遵循双首长制的惯例，任命一位受国会多数党支持，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行政院长，来主导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所谓“左右共治”。相反，陈水扁甘冒“立法院”多数党反对，组成以民进党人士为主的少数政府，强行执政。在2000年核能四厂停建风波中，少数政府在“立法院”的激烈抗争下，撞得头破血流。双首长制神话不攻自灭。

　　当前政局的纷搅不安，现行的宪政体制结构性缺陷是难咎其责的。这杯体制苦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各政党草率修宪时酿成的。政治人物在满足个人利益之后的兴高采烈，却无法掩盖他们亲手制造的体制缺陷给社会带来的骚动与不安。而政治人物的政治素养不高，更加剧了政治危机。

　　环视时下台湾政局，具有远见卓识与政治操守的政治人物寥若星辰。原本政党轮替可以加速民主转型的完成。然而陈水扁的强势作风，却又使得民主转型的进程延缓了许多。才具平庸而又野心勃勃的陈水扁，与民进党抗争、不妥协的政治传统相结合，酿成了核四风暴。在民进党执政后的历次选举中，永远是候选人的陈水扁，更是全力以赴的投入选战。各种口水战此起彼伏，人身攻击不绝于耳。政党之间的互信、包容荡然无存。政治精英政治文化的沉沦，位处权力巅峰的陈水扁及民进党，不但未作任何反省，反而推波助澜，这不能不说是台湾政治的一种不幸。

　　自由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革

　　关于自由民主理念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学者们之间争论已经很多，莫衷一是。从经过多年民主洗礼的台湾社会的经验来看，似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论。近年来多次民意调查以及本文作者的实地访谈都证明，即使是载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认知一旦全面化，其接受和认可的程度竟然也是相当高。

这恰好说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享有自由人权是任何文化民族的人民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也表明，以往的争论总是把文化视为一种静态的现象，忘记文化本身也会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有时候甚至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过去那种认为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的谬论，其实都是独裁者操纵舆论的愚民政策。如果自由在专制社会中，总是不断遭受统治者的歪曲与攻击，而人民对自由又是知之甚少。在这种环境中，自由的命运可想而知。在专制黑暗的社会，不仅中国文化、伊期兰文化不适合自由民主，就是18、19世纪许多基督教文明的欧洲国家，也不会让民主之花自由绽放。自由民主与文化的关系，从实质上讲，与其说是一个所谓的政治文化问题，不如讲是一个实在的政治问题，更让人明了。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虽然政局起伏不定，但是人民对民主制度依然充满信心，几乎没有人愿意以寻求政治稳定为借口，再回到过去的专制威权时代。民主制度能够岿然不动，实在是与自由民主理念在10多年内快速地深入人心有关。作者在访谈中发现，无论是基层的邻里长、市民代表，还是普通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基本知识，都能娓娓道来，认知相当正确。解严后普及自由民主知识的成绩让人振奋。

　　传统政治文化变迁的另一瞩目之处是对传统官本位现象的冲击。民主化之后，官员的功能、角色都发生了质有变化。为了当选，候选人必须挖空心思，多拉选票。用一位候选人的话来讲，参加选举，腰得鞠酸、手得握麻、鞋得跑穿。不关心民主疾苦、官架十足的候选人，在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有政治前途的。而当选又是为选民服务的新的开始。就民意代表而言，所在选区的公共建设、教育治安、就业就济，甚至是家庭纠纷，事务巨细。都属于个人的选民服务，责无旁贷，必须尽力为之。否则一旦有意推诿，为选民知悉，那么下次选举一经曝光，受对手以把柄，连任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对民选的县市长来说，经常有选民寻访，被视为是非常荣幸之事。在台湾，民众要见县市长，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情。走进政府机构，也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而且还会有公务人员端茶送水，笑脸相迎。

　　现在，随着政党轮替的完成，做官对许多人来说，仅仅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而不是终身的生涯。昔日国民党高官，今日退出政坛后转而执教、研究、经商者大有人在。更有趣的是，国民党还成立了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网罗了一大批原政务首长，让他们转而从事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与此相反，一大批体制外的学者、专家、企业界人士，正式进入政界提纲政务。也许若干年后新的一次政党轮替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将返回民间，由此形成进出政坛的良性互动。

　　做官太累、太苦，而且经常被民意代表、媒体、民众指责批评，这是今天许多台湾官员的牢骚。不过，官员们尽责一些、劳累一些，或许人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这些现象都是传统政治中所不曾出现的奇观。

　　民主政治前景展望

　　尽管台湾宪政体制上尚有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可喜的是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当民主政治被人们接受并迅速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民主的生命力是极其旺盛的。任何破坏民主的行为，不仅是在政治上开倒车，更主要的是这种行为危及人们正常的日常生活。因此，反民主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民主改革的呼声正在日益增强。

　　首当其冲的是选举制度。在民意的压力下，“单一选区两票制”的修宪要求相继通过“立法院”表决、“国大”复议，获得成功。其具体内容是废除复数选区，改采单一选区。这样，在各选区内，政党只需推出一位参选人，避免原先的同志内哄、自相残杀的困拢。同时由于选区缩小，参选人财力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可以有效地抑制贿选和黑金。并且单一选区内的参选人必须获得选区中多数选票的支持才可望当选，光靠掌握部分选票的地方派系是不够的。因此，派系的力量很难风光依旧。对选民来说，选人就是选党，选党也是选人，政党认同率会提升，自然有利于促进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

　　此外，还要在“立委”总数的基础上，将“立委”分为两部分，一半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下选出；
另一半在两票制(选民一次可以投两票，一票选择政党，一票选举各党参选人)下由全国不分区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中产生。再以门槛的方式，限制进入“立法院”的政党数量，以避免多党林立之弊。

　　人们对政府体制改革方向的共识不多，但无论是总统制、内阁制，或是双首长制，都必须遵循不同体制的制度原则。完美无缺民主政治发展犹如工程建设，是一个从设计到施工，再到竣工和不断修缮的过程。在工程建设中，不仅需要一批技术精湛的技术人员，还缺少不了大批勤劳的普通工人。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政治精英与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同样不可缺少，也同样重要。

　　再回到台湾社会，回眸五十年的民主历程，我们突然发现，台湾人民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还创造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奇迹：在没有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在台湾—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地区—不仅存在下来，而且与民主制度相伴相随的自由民主理念更是获得了民众的拥护与热爱，并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台湾本土特色的现代民主生活方式。这使我们想起19世纪托克维尔的名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在今天台湾这个中国社会，我们欣喜地看到民主已经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民主政治不仅在台湾，而且在大陆的前景也必然是光辉和灿烂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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