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卢雪松时代：朝向良心自由的时代

　　用一个普通人来命名一个时代，这种做法看上去有点背谬。在人们印象中，只有那些对人类、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他们的名字才更有资格被铭刻在历史上。他们所作出的卓越行动，由这些行动所开辟的崭新局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行动方式及思维方式，导致了其后一系列重大变化，并成为不可逆转的，于是人们愿意说——这里有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卢雪松完全可以担当此项殊荣。而使得“卢雪松”这个名字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作为一个新阶段来临的标志，不在于她有怎样惊天动地的外部行动，创造了如何凡人难以完成的业绩，而在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因素——良心：她是一个依据自己的良心去行动、去公开说话的人。她不靠别的力量，不靠权力地位、身家财富、学识声望，而能够自如地站在学校领导面前，从容不迫为自己申辩，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出于良知与我做人的准则，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一位大学女教师在被停课处罚后写给校书记的信》）。当卢雪松把“良心”和“良心的自由”放在天平的一端，这个世界的许多东西顿时失去了光彩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她得到人们高度的评价、得到众多声援的缘故。

　　虽然我们也许不会将良知作为衡量公共事务的唯一尺度，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对于他人的索求，但是不能指望别人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拿它来要求自己，更不意味着可以抽掉这个维度，弃之不顾。

　　恰恰相反，按照自己内心的召唤那样去生活，受自己所认为的善的指引，将自己头脑中的真理当作判断事物和做人的标准，这样才可能使得我们拥有一份正当而有尊严的生活，才可能保持和维护我们身上的人性内容，乃至维护一个社会文明和道德的水平。不能设想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大多数人违背自己的内心去说话、去行事的社会。让人们的良心受阻，这是一个社会倒退的开始与结局。

　　的确，所谓“后极权”就是这样言行不一的社会。此前的“信仰”已经不复存在，很少有人继续相信官方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一套，但是很少有人将这一点公开说出来，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路径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像哈维尔分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条标语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位经理也许没有真正想过他是否真的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没有想过这种联合是个什么情景，但是他还是要在他的洋葱和胡萝卜中间挂上这么一条标语，表明他这个人是听话的，是服从的。

　　悬挂这样的标语当然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将自己的真实愿望躲在这样一条不着边际的标语后面，以这种方式公开展示自己的效忠，大大地伤害了这个人的道德生活，伤害了这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用以赛亚•柏林的话来说，“贬低和否定”了他这个人的人性。对于这种“贬抑和否定”，许多人已经浑然不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条标语自有它的信息的接收者，即经理的上司。上司知道自己的下属已经把这条标语悬挂起来，便不再过问，不再追究这个人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把“后极权”称之为“心知肚明”的社会，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谁也不戳穿谁，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得罪谁。各级领导们对自己众多的下属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你已经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只要你没有当面与我过不去。的确，这个社会如今拥有了此前所不具备的一些空间，让人们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自有去处。

　　比如人们背后的议论。就像韩牙在《现在我们该怎样救济卢雪松》的文章所说的，“我敢打个赌：那几个惩罚卢雪松的卑鄙小人，在他们的这一辈子里，百分之百地也和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一样说过$$$的坏话”。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Thomas Nagel，为了“克林顿－莱温斯基”绯闻案，写过一篇为私人空间辩护的文章（“Shreddding of Public Privacy”），其中说道：“假如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表达出我们所有好色的、攻击性的、急切的和自我执迷的感情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将不复存在。而假如将我们说出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感情和个人行为方式暴露给公共视野，那么我们的内在生活也将不复存在。”

　　结合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句话可以改成：“如果我们把在私下里所讲的都说出来，这个制度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我们试图说出所有我们想说的，那么，我们的个人生活也将不再存在”。

　　但是偏偏有一位叫做卢雪松的人，她决定从此不参与这种“心知肚明”的游戏，停止这种“各怀鬼胎”的把戏，她不仅相信自己心中的真理，而且相信自己心中的逻辑：如果自己是那样去想的，那么就那样把它们大声地说出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

　　而如果阻止她去说，她就会理直气壮地反问：“我想问的是，难道在中国，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真的是不容批评，不容置疑，不容反思的吗？我们的青年学生们，以及我们自己，真的就没有资格对其有所反思？否则就是违反了纪律，就必须要受到停课的处分吗？”

　　在这个意义上，卢雪松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后极权”时代的思维，摒弃了“后极权”时代“心照不宣”的逻辑，她不再处于“后极权”精心编织的文本之内，而是在这个文本之外的一个“弹出框”，是一个“中断”和“降临”，呼吁我们每个人来作出选择和回答。

　　从卢雪松开始，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面临着是否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做人的问题。中国青年报最近发生的事情，李大同先生给中青报总编李而亮的公开信，提供了同样重要的启示和警醒。

　　卢雪松所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是一个良心自由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接受自己认为的善的指引，不屈服别人赋予的善的时代。用康德的话来说，是一个“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的时代。

　　柏林所引用穆勒的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再三体会：“一个人不顾劝说与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其为恶远不及允许别人强制他做他们认为于他有益的事情。”（《两种自由概念》）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应该允许别人强制他，这种错误比他执迷不悟还要大。那么更进一步，那些强制人的人们，运用强制性的手段将某人从他自己认为有益的事情中拽出来，拖入他们认为的有益事情当中，则是所有“为恶”中最难以原谅的。

　　200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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