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恐怖主义”与“症状”

　　看见世纪中国的“第一时间”刊出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博士候选人吴冠军先生的文章《我们时代的症状：恐怖》。正好我对“恐怖主义”的“精神分析”也很感兴趣，所以也忍不住插一下嘴，以就教于吴先生。

　　一

　　吴先生对“我们时代”症状的概括引人深思，但恐怕用错词了。这种“症状”是“恐惧”而非“恐怖”。从临床上看，恐惧是神经症中的一种，而恐怖则不能说是一种“症状”。

　　其实，只要“精神分析”地想一下，吴先生应该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精神分析中的“恐惧”是人的某种持续（潜伏或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其“发源地”是人的精神结构，“在场”于人的心理生活中。而“恐怖”则是外界场景对人的心理效应，人在这种“恐怖”的场景中引发心理震荡。“恐怖”不内化并使主体的精神机制出现一种程式化反应就不可能形成“症状”，而当它已经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不是“恐怖”而是“恐惧”了。

　　拉康那一路的精神分析与弗洛姆、苏利文、埃里克森那一路的精神分析颇有些相似，即都延伸到了对“社会”、“文化”等的精神分析，泛化为一种“文明社会”的诊断。这个时候，在运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和理论进行思考和判断时，的确也没有必要像对个体的临床分析那样严格。但对社会（时代、文化等）的精神分析是从对个体的临床分析逻辑地推导、延伸出来的，术语在演绎、不断地扩大其能指的过程中不能违反精神分析的理论自洽性，至少不能遮蔽其原初的所指。个体的恐惧症有可能扩大成社会的恐惧症，因为社会构成一个心理共同体。但是，个体本身的恐怖感既不能说是一种“症状”，也不能因为“社会”（“我们时代”指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社会）陷入恐怖感中就说“我们时代”已形成了一种“恐怖症”。

　　以上思路或许没什么意思，但其实还可以用语言分析来澄清。“恐惧”和“恐怖”一样，都有人在受到外界刺激后出现某种心理反应或表现出某种精神状态的意思。但恐惧有可能是短暂的，一旦外界刺激物消失，它也跟着消失；
它也可能是持续的，甚至直接内在于人的存在本体，比如死亡恐惧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就是如此。依赖外界刺激物而存在的恐惧只是一种心理反应，不是症状。持续的恐惧有可能是一种症状，但也可能不是，关健在于它是否偏离正常的心理活动。所谓“反常”，绝不是以“社会”为标准，而是以“人性”为标准。形成症状的恐惧离开了刺激物仍可能存在，但“恐怖”离开了刺激物则只能消失，而且其不是主体的精神状态的表征。

　　二

　　吴先生这篇文章显然是以拉康的理论来演绎。拉康的理论有过人之处，用来分析意识形态的操纵、权力的施虐让人击节赞叹，这方面他和弗洛姆都是精神分析学家中的顶尖人物，几可“双峰并峙”。但用来分析“恐怖主义”及由此催生出的“我们时代的症状”恐怕不太合适。吴先生阐述拉康的理论时说道：“……在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看来，症状永远不可能被消除，而只可能被暂时遮盖住而进入潜伏。根据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真实（the Real）中本就不存在“正常”／“疯狂”这一符号性的二元区划，这根本上是意识形态在符号秩序内的一个话语性造物。”如果吴先生是以拉康的理论来说明“我们时代的症状”，那么只能说是一种观点的“自我否定”，因为按照这种理论，我们时代并没什么“症状”，所谓的“恐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花招。

　　有许多“正常”／“疯狂”的“二元区划”的确是意识形态的杰作。姑且不说福柯，弗洛姆在福柯之前早就揭示出了这一点。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不合群者、一个生活方式与大众不同的人，总会被认为“有病”。在这种情境中，“有病”只是一种群体生活方式受到个体怀疑甚至威胁的一种心理反应或观念判定。但这一点也不足以证明，在这种“真实”中，就没有“正常”／“疯狂”的区别，恰恰相反，“有病”的正是那一伙骂别人“有病”的人。对“正常”／“疯狂”只是一种“话语性构造物”的强调与承认某种病态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是由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所强加的，是否“有病”的判断标准来源于其指令；
而后者则是精神结构的某种表征，虽可能是意识形态摧残的结果，但本质上是客观真实的。一个“非理性的人”或许会被“理性人”们骂为“有病”，但严格来讲，不过是“非理性的人”并不认同“理性人”们的“假定”而和他们一样“反应”，从而因威胁到他们的心理生存，遭致他们的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攻击罢了。

　　换言之，有许多“症状”是虚假的，不过是社会的认定。而有许多症状，在现代社会甚至是最可怕的症状，恰恰是“文明社会”施虐的结果：人的“有病”首先是“社会”的有病，这两种病态又相互强化。但“恐怖主义”本身无论如何病态以及由何种病态的意识形态、秩序所引发，它所催生出的“恐惧症”，与“话语性构造物”都没多大关系。这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问题只能是：这种症状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恐怖主义这一罪恶由何种罪恶产生？离开了病因学的分析，显然这个“时代”想消除这种“症状”只能是痴人梦呓。

　　三

　　拉康的判断并不正确。症状并不是永远不可能消除。得看是哪些症状。就以恐惧症来说，死亡恐惧就不可能消除，但许多症状在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下则可能消除。对于“社会症状”，这一点更是特别明显。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依赖于一个社会在精神机制上是否“健全”。在这里，的确也如拉康所说的，精神分析与（普通）心理学不同，它要去寻找背后的真实，这种真实就是“致病情境”，及一个社会的“致病机制”。普通心理学出于实证的限制和视野的狭窄，基本上不管这些。

　　症状经“致病机制”运作所形成。但真正可怕的不是症状，而是“致病情境”。症状就是依赖于它而存在。仅仅治愈了某些症状，而没有消除致病情境，就像把一个苹果从污水里取出洗干净又放回污水里一样，它一样肮脏不堪。精神分析师很难避免这样的困境，即使治愈了一个患者，使他成为一个“新人”，但一旦他重返“社会”，致病机制在致病情境的刺激下又可能开始运作，导致新的症状的出现或旧的症状的复发。这个时候，一个人要想避免症状的出现，只能改变自己的意识结构，强化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但过分夸大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只能引向新的病态。事实上，人没那么大的本事，即使他能在某些方面“适应”了，看起来很“健康”，但实际上，某些“症状”也已开始悄悄潜伏，并随时准备表现出来。禅师、出家人无疑是些对意识结构的改变很成功的人，但切不可忘记，他们之所以心理健康，乃在于他们已经远离社会，摆脱了“致病情境”。荣格、弗洛姆对东方禅宗思想的重视也绝不是对改变意识结构的重视，而是他们通过禅宗身上看到了压抑的消除的可能。

　　这一点弗洛伊德早就看到了。在其晚年，就提出既然人能得病，社会也能得病。当社会将个体的得病仅仅归结于个体的个人原因，只能说是对人的心理机制一无所知。同理，如果我们将恐怖主义视为一种歇斯底里症的间歇性发作，一种人类社会的恶症，那么背后就必然有一个“致病情境”，不消除这个“致病情境”，任何道德谴责和武力恫吓都没有切入“真实”，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消灭恐怖主义。这种“致病情境”就是像吴先生所透露出来的，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所编码的“合理性”所掩盖的不合理的世界。以一种产生症状的方式去消除症状，这无疑只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除非显在的“有病者”全被消灭，潜在的“有病者”“显现”后也全被消灭，否则症状仍然存在。在精神分析看来，袭击恐怖乃是一种最为野蛮的攻击性行为，它根源于一种因严重受挫而绝望的心理。这种绝望的心理倾向于把一个对自己施虐的“异在的世界”或与这个“异在的世界”有关连的一切都视为攻击的目标。所以，埃及受恐怖袭击毫不奇怪。甚至完全可以断定，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因为对于一个在这个世界遭到否定的人来说，他的精神结构已远离“常人”状态，除非他还“理性”，否则他倾向于认为是整个世界在否定它，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从消灭恐怖主义的角度着手，在对恐怖主义进行道德谴责和大喊武力打击之余，人们恐怕还得去思考一下什么是恐怖主义的土壤，在恐怖主义的发作中，“致病情境”在其中又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就像马加爵和“阿星”杀人事件那样。

　　附录：确定性的终结：新型“恐怖袭击”的心理效应

　　恐怖袭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的破坏性能量的释放，是生命受挫后的一种变态攻击性反应。它植根于一种绝望状态中。这种绝望状态必须通过它对人的心理震慑来加以否认。

　　因而，“恐怖主义”对人的恐惧心理的诉求可能会泛化，并产生另一些形式。只要这个世界通过对各种价值的破坏而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没有停止，只要人类自相残杀和相互暗算还在进行，“恐怖主义”就不会消灭，并且将丧失可辩认性和确定性。

　　如果说当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尚不能向人们指出这一点，那么，这次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居然是英国本土人则已明确地昭示出：“恐怖分子”将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善良的人们”的“友好的邻居”。相应地，“恐怖主义”将不只是“拉登式的”，而是与这个异化、绝望、堕落、不公的世界下人的畸变心理越来越密切相关。“确定性的终结”将是人们的安全感的终结。

　　一、拉登：一个符号

　　尽管美国还费尽心思在阿富汗等地搜寻拉登，准备将其“抓获归案”，但以为只要抓住拉登就能摧毁恐怖主义的“神经中枢”的心理期待已属一厢情愿。这位“恐怖大亨”通过他的巨大感召力和一系列成功的恐怖袭击实际上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可以离开肉体的存在而存在的精神符号。他成了伊斯兰世界某些极端分子对抗美英“邪恶”的一个已经内化的象征。在历史上，某一组织、集团、教派的权威人物一旦运用自己的权威营造出了一种能够控制和整合人的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他的肉体就已经退场。

　　也就是说，内化入成员心里的不再仅仅是权威人物，而更重要的是他从事的“事业”，是与这一事业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权威人物的内化只能唤起人的受虐冲动，但这种“事业”和意识形态的内化却可以构成他存在的支撑，作为一种存在的属性在心理生存的指令下驱动他为之献身。尽管权威人物肉体上的被消灭可以引起成员的心理震荡，但因他不再是成员存在的主要支撑，这种消灭无法摧毁成员的心理。相反，它只会激起成员更加强烈的仇恨，因为对权威人物的肉体上的消灭在未能消解成员的存在属性的情况下只能驱使其为了心理上的生存而进行报复。对“正义事业”的捍卫将吸引许多具有这一存在属性的人加入到攻击的行列。

　　伊斯兰恐怖分子不是一帮乌合之众。也不是一群普通人。这是一群“超我”无限扩大而“自我”已无限缩小的人。宗教作为他们的一种存在属性已等同于他们的存在。具有这种人格结构的人因其“单向度”性只有在宗教衰落或遭到内在质疑时才能引发心理震荡。这几乎是所有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者”的特征。企图通过摧毁其“领袖”，通过强力来威胁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存在早受宗教“编码”，并且生命已预先被赋予了价值而交给了那个“事业”。当那个宗教的世界被挤压时，拉登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每个“原教旨主义者”都是拉登。

　　由于宗教是一个强大的、凝聚力极强的精神共同体，它实际上使许多“原教旨主义者”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等诸多社会属性。对这个精神共同体的“圣地”和宗教徒的攻击在他们看来都是对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攻击。在阿富汗、伊拉克参加“圣战”的有世界各地的人，甚至有美国人。而这种攻击既然是来自于异域的世界和异域的“文明”，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战争。生命的受挫驱使他们向另一个世界报复――而这个世界因主要用“信仰”、“文明”来界定，没有军人、政府官员、妇儿、儿童与老人之分。

　　二、另一种“恐怖主义”

　　“冷战”时代“核冬天”的阴影虽然驱之不去，但比之那个时代，人们现在更加茫然无措，更加没有安全感。因制衡力量的丧失、环境的污染、道德的沦丧、异化的加剧，人们越来越远离本性。支持人的生存的各种需要大多是通过催眠和诱骗所强加的，他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没有进入价值本体的社会属性。这种“看起来是什么”和“本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和“实际上是什么”的分裂使他陷入一种没有生存根基的精神恐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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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存状态使个体在精神深处根本无法进行自我认同，甚至这种意识从未有过。丧失了“社会认同”，他对存在和存在价值的确认就要崩溃。但社会认同一方面因未深入存在内核根本不能代替一套能渗入其价值本体的精神符号体系来对其存在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它必然驱使个体按社会的指令参与各种违反他内心本性的社会竞争。这只能加剧他的“精神分裂”。

　　而权力的施虐、不公正的世界所产生的罪恶则以一种否定的形式被内植入人的心里。无论这种仰赖于暴力机器的罪恶产生于何处，针对何种对象，实际上它都会在信息的解读和传播中变成一种对人的内心本性的攻击性信息。它产生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结果：个体越来越难以从这个世界中看见爱和同情等人类情感，不管他是由此更加渴望爱和同情，还是也学会了冷漠和残忍，一种支撑生活合理性的观念体系实际上已出现了逻辑上的断裂，它无法在一个残酷的、分裂的世界里获得统一性的证明。

　　这个时候，另一种人们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的“恐怖分子”将潜在地被社会培养出来。之所以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而不只是单纯的暴力犯罪分子，是因为他们同样期待一种心理效应，同样想对人们造成心理震慑。他们与“国家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不同，是“个人恐怖主义”。这种“恐怖袭击”是“恐怖分子”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让社会不能忽视他的手段。而“恐怖组织”的成员因其生命已被“信仰”或“事业”赋予了价值并不是出于这种心理动机。非常明显，个体如果无法从这个世界中通过自我认同感到自己“有价值”，必然产生挫败感。异化的加剧、不公和罪恶的存在使他在被否定中有可能出现无可挽回的绝望――这种绝望就像恐怖组织成员的绝望那样。不管有多少种情况，只要他已无法在既存生活秩序和世界秩序中确认自己“有价值”，在确认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的最深远的内驱力的驱动下，他必然企图通过制造能震慑社会的轰动事件在这个世界中凸显自身。

　　比之有特征的、可以加以防范的恐怖分子，这种“恐怖分子”从心理上讲更可怕。因为他们产生的土壤恰恰是病态的现代文明，内在于社会的结构。他们隐藏在像蚂蚁一样的人流中，没有任何特征可以辩认。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们有搞“恐怖活动”的迹像，但他们就像一颗炸弹，随时都可能在人群中爆炸。这些罪恶世界所造就的“报复者”无异于是对一个产生出大量的施虐狂的社会的一记耳光。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将在他们的“恐怖袭击”中崩溃。

　　三、不确定性的恐惧：比死亡恐惧更让人恐惧的恐惧

　　恐怖主义的效应主要是激起人的死亡恐惧。但这种死亡恐惧不同于人们平时所体验到的“终有一死”所产生的恐惧。它本身不是一种生物规律而是威胁的产物。因此，它作为一种“可能性”可运用一定的方法加以消除而不致严重威胁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西方社会对待“拉登式”的恐怖主义因其“穆斯林”、“中东人”烙印而可加以辩认和防范，因此虽然“恐怖袭击”的时间和地点无法确定，但通过对“身份”的确定还是大致可以获得一种安全的心理范围。这样，一旦威胁来源可以大致地确定，死亡恐惧就可以在心理防御机制的运作下通过愤怒，通过对人的情感、理念、行为赋予正义性来消除。而在“外来威胁”面前群体的一致性选择更可以建构一个精神共同体。人在这个精神共同体性面前将因个体身份的消失而消除恐惧。

　　但如果威胁来源无法确定，以往那种对“恐怖分子”的辩认方法失去了作用，威胁的来源不再是在身份、信仰、国籍方面异于自己的人，那么个体在威胁面前就失去了“防御”的心理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将使个体全盘暴露，而“恐怖分子”则似乎隐身于黑暗之中，随时准备朝他实施恐怖袭击。个体将始终处于一种被敌视、监视的状态，其健全的精神结构将被破坏。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远比死亡恐惧更深刻、更可怕，因为它切入了人的存在本体。

　　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可以确定地指向的敌人，个体通过精神共同体建构其心理防御体系的能力将大打折扣。共同体将只有结构上的功能而在精神上则已成为碎片。它已无法对人的精神进行整合，因为威胁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威胁的对象。“确定性的终结”意味着安全感的终结和由“敌－我”二元对立逻辑所筑就的心理堤坝的崩溃。

　　恐怕“恐怖主义”只有在心理震慑上达到了这个程度，才能谈得上“成功”。从恐惧心理上讲，恐怖袭击所导致的血肉横飞、尸骨无存在的恐怖画面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心理效应。这种心理上的效应通过身份、国家、民族、信仰，甚至仅仅是“人”的联系而使人们认为：下一位遭到“恐怖袭击”、尸骨无存的也许是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效应，“恐怖袭击”就只是一场血腥的杀戮游戏。恐怕任何一位恐怖魔头也不只有这样的兴趣。很显然，只要这种心理效应得到强化，并且通过不确定性消除人们侥幸的心理，瓦解其心理上的防御，那么“恐怖主义”就越会得逞。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看起来强大的人们在心理上实际上不堪一击。最可怕的不是站在面前的敌人，而是已经内化的敌人。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人们几乎会本能地选择仅仅是以强力去消灭恐怖主义，而不屑追问和分析。而“恐怖分子”有可能是任何人意味着一种牢固的社会信任结构亦将被摧毁，各种冲突将加剧并被植入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无异于加剧这个本来就是“恐怖主义”温床的世界的病态。如此反馈循环，人类恐怕只能被自己所呼唤出的“恐怖主义”魔鬼所捉弄，而不可能消灭这个魔鬼，因为化解仇恨，消除人的破坏性心理的，从来不是强力和恐惧。真正的魔鬼在心中，而不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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