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庞大的明朝舰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海上巡游。

　　郑和是值得纪念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而且因为他还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勇者，是一个在处于强势时仍能友善对待弱者的仁者。

　　郑和下西洋当然也值得纪念，至少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闻卖点，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旧日辉煌。

　　勿庸讳言，对郑和下西洋有许多泡沫式的纪念。当然，郑和下西洋本身，可能也只是一个泡沫式的前现代故事，它固然留下了一些谈资，但除了“浩大”、“隆重”、“豪华”之外，郑和下西洋的价值其实是有限的:

　　郑和下西洋对新航路的发现并不多，缺乏海上探险的价值，7次所历有限的豪华之旅并没有奉献出什么“地理大发现”。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的触动也是极其有限的，郑和下西洋事件并没有推动中国商业社会的萌发和市民阶层的萌发，庞大而豪华的海上巡游在皇帝一声令下开始了，然后又在另一个皇帝的命令之下戛然而止。皇权专制注定了郑和下西洋以豪华开幕，以凄凉和遗恨收场。豪华的历史事件终于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是水过鸭背、过眼云烟。

　　郑和下西洋的贸易项目，是以中国出产的日用百货，去换海外的奇珍异宝来献给皇帝和权贵阶层赏玩，平民百姓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好处。郑和下西洋的后期，国内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一位国防部（兵部）官员甚至私自销毁了郑和的航海资料，以阻止政府再次搞这样损害国民利益的豪华演出。“伟大”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劳民伤财，这当然也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郑和下西洋的奢华、盛大并不意味着明朝在制度和社会方面的先进，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制政权（如罗马帝国、秦王朝）都可以制造这类盛大巡演。而郑和下西洋之后，是近500年的闭关自守，这使得郑和下西洋之举看上去很像一个“例外”的事件。

　　郑和并没有真正建立一个稳固、持续的海上贸易网络，下西洋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商业上基本是赔本的。在“天朝无所不有”的幻觉下，郑和下西洋是一场所出远远大于所得的浪费之旅。如果是在一个注重民生、阳光财政的现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浪费之旅、“形象工程”，是难以出台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巡演”？这同样要从皇权那里找原因。永乐皇帝以非正常方式获得皇帝之位，在当时的环境下，难免有些心虚，或者说，这始终是一块心病，因而要搞一些浩大的形象工程来确立自己承继大统的合法性。其中最灵的一招，莫过于让海外诸国来朝祝贺，这有点像新政府的“外交承认”——这么多藩国都来祝贺我，难道我还不是一个真皇帝吗？同时，有这么多藩国来朝，这本身也是新政权的一大外交政绩。所以，在禁止民间片板下海的同一时间，永乐皇帝委派自己的亲信太监去充当一场超级政治秀的监制兼导演。

　　其实执行一项外交任务，根本用不着这么庞大的船队。外交也是要算成本的。不过永乐皇帝并不理解民生不易，国家财源来自不易。而郑和的外交行动的成果其实也是有限的:在郑和第6次出海归来之后，有长达6年的停顿，在这6年中，藩国贡使来朝者稀少，这才有新君让郑和再次出洋之举（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可是，要靠如此奢侈的成本才能换来一点可怜的邦交，明朝帝国何以为继？

　　今天纪念郑和首航600周年，有人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纪念重点。对于郑和式的“对外开放”，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警醒:这是一种官家专营的、不计算经济成本的、政治意义大过经济意义的“开放”;特别地，只准官家“对外开放”，不允许民间“对外开放”，扼杀民间活力，因而是一种虚假的、脆弱的“开放”。这种“开放”是手上有钱就玩两下，手头很紧时就弃之如敝屣，并不是普遍而持久的制度，而只是与帝王的雄心、私念、虚荣心相联系的“排场”而已。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的热潮中，我们应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于上述历史事实做作应有的反思。

　　(本文摘自《看世界》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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