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义：组织的两难与政党的困境

　　在西方政党理论发展初期，西方学者对政党总是怀有一种戒备的心理。第一位真正广泛讨论政党的主要学者博林布鲁克，批判“政党是政治中的恶魔”。

富兰克林、麦迪逊、华盛顿和杰斐逊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杰斐逊甚至讽刺说“如果说不参加政党就不能进入天国，我宁可根本不去天国。”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虽然不像前者那样讨厌政党，但是他们对这个新生事物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担心政党会淹没个人和自由。米歇尔斯则从忧虑走向了悲观，恍然发现政党的诞生其实是一个民主的悲剧：作为民主斗士的政党，由于其组织本质必然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成为民主的敌人。

　　从现在看来，米歇尔斯对政党的认识的确过于消极和片面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和《寡头统治铁律》在西方政党理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米歇尔斯已经超越了他的前人，他第一个发现组织本质与政党官僚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第一次向人们警示政党对民主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他的政党官僚化理论影响着后来的迪韦尔热、帕纳比昂哥的研究。

其方法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被Bernard Hennessy誉为是第一位运用几个政党和多个国家政党体制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假设的政党学者，并且直接推动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政党调查研究的兴起。

而且，米歇尔斯政党理论的影响不只是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甚至在一些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理论的影子。

　　一、米歇尔斯的思想基础：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

　　其实，米歇尔斯并不是第一位从组织的角度来研究政党的西方学者。早在1902年，俄国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就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一书，阐述了英美两国政党组织的起因和后果。他不无见地地指出，组织与政治活动的理想相互矛盾，组织是对个人主义的淹没。组织通过巧妙操纵的大众意向取代深思熟虑的个人行动，从而侵蚀个人主义。

　　组织对个人意志的过滤，导致组织意志与个人意见的差异，结果是民主的畸变。选举得到了良好的组织，这使选民投票所反映的不是负责任而又明智的公民们通达的想法，而是反映了协商一致的安排。公众代表们的独立见解受制于由大众化的政党组织所实施的控制，而政党本身又处于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之下，因此，民选代表们越来越多地为政党领袖们的利益所操纵和控制，政党领袖们则通过表面上民主的大众支持者组织的活动掩饰着他们的权力。民主的允诺使虚假民主得以建立，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换取的却只是一种民众权力的表象。总之，组织是民主走向专制的通道。

　　另外一位对米歇尔斯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学者是韦伯。韦伯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这样，社会就需要其对各阶层、各部门的之间矛盾、冲突进行协调，行政管理事务迅速扩大。官僚制适应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追求，以其技术方面的优势，在社会组织中获得迅速扩展。而且，官僚制的扩张是全面的、彻底的，政府、学校、军队、企业等大型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制。

　　更为重要的是，顺应这种趋势官僚制也在不断的入侵各国的政党组织。“在最近几十年中，随着竞选斗争技术的日益理性化，所有的政党按其内部的结构，都向着官僚体制的组织过渡。” 与米歇尔斯相同，韦伯也深知官僚制对政党组织的渗透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不过，他对官僚制的态度却并不像马克思那样激进，也不似米歇尔斯那么悲观。“而是在考察了取代官僚制的其他各种可能的选择，如社团的原则、非专业的行政、分权以及直接民主制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自由议会和由选举产生的责任领导才是现代条件下可以期待的最佳制衡方式。”

　　二、米歇尔斯的理论贡献：组织本质与政党官僚化

　　显然，米歇尔斯政党研究的入口是组织。“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并将这一平原冲刷得满目疮痍。” “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 正是政党的组织本质推动其官僚化的进程，从而走向的民主的反面。这就是寡头统治铁律的一般原理。米歇尔斯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深刻体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的有关组织和官僚制对政党的影响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政治官僚化理论。

　　（一）民主制的理想和寡头制的后果

　　在米歇尔斯看来，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相互转化的机理。原因在于，民主制和寡头制两种原则富有弹性，“两种形式的政府体制并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在50%的人口参与权力系统的那一点上交叉。” 也就是说，民主制和寡头制之间存在着交集，这往往为寡头制披上民主的外衣提供了条件。

　　米歇尔斯指出，民主制的理想之所以堕落为寡头制，其原因在于民主的缺陷。米歇尔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发现，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标的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丝毫不亚于保守派政党。为什么会如此呢？米歇尔斯解释说，那是因为民主面临着各种阻力，这些阻力不仅来自于外部环境，而且也来源于民主本身的内在局限。并且，民主本身的内在局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限的克服，民主本身包涵着某种寡头制的内核。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劳工党虽然具有民主的理想，但是它们无法脱离组织本质这一事实，而组织又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由此，米歇尔斯对政党和民主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俨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现，而民主制中则往往渗透着贵族制度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以民主制形式出现的贵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质上属于贵族制的民主制。” 总之，无论如何人类无法摆脱寡头制的厄运。

　　米歇尔斯认为政党本性倒错发生的原因不仅仅限于民主的缺陷和组织的本质，它与人的本性有关。

在加尼托•莫斯卡统治阶级理论的影响下，米歇尔斯提出民主之所以不可实现，作为民主手段的政党之所以成为寡头的组织，其终极原因是在于人的内趋本能：所有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他们便努力将这种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这才是民主的真正的敌人。因为这种内趋本能，那么政党就只可能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表，也正是因为这种内趋本能政党组织内的领袖才会利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职位和权力，与大众渐行渐远，形成政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二）主义的没落和生命的本能

　　意大利学者帕纳比昂哥认为，米歇尔斯对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政党的目标替代理论（substitution of ends），即政党从一个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让位于组织生存的需要和政党成员的特殊目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建党的初始目的，本来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反对一切与民主对立的寡头制的。但是，随着政党组织的发展，政党的生存和自身利益变成了第一需要，那么争取实现这些社会主义信念的宏伟目标愈来愈变得不可能了。米歇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政党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两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
对社会主义更为高远的文化理想目标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多样性的认识。官僚机构本身变成了目的。” 一旦政党的民主理念让位于组织生存和利益，政党就成为一个活的生命。生命的存在和成长变成了政党组织行为和政策的主导因素，社会主义信念和民主的目标成为了组织利益的奴婢，作为民主手段的政党舍弃民主的信念，成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有机体，进而成为民主的敌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党的目标替代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党的“非政党化”。米歇尔斯认为，“‘政党’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在政党组织内各独立成分之间，应当存在一种迈向共同实践目标的一致意向。缺少这种意向，所谓的政党就只能是单纯的‘组织’而已。” 毋庸讳言，米歇尔斯继承了柏克对政党内涵的理解，政党是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的组织。政党应该是组织和主义的结合体，组织是政党的“肉体”，主义是政党的“灵魂”。然而不幸的是，在政党的“肉体”和“灵魂”之间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并且灵肉之争往往以“灵魂”的让步而告终。正如米歇尔斯所言，“政党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视角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 那么，政党由手段变成目的之后，政党之所以能称之为政党的主义就消失了，政党也就“非政党化”了。

　　（三）无能的大众和强力的精英

　　米歇尔斯认为，在任何政党组织的内部，都必然会出现大众和精英的分化。原因首先在于，对于政党来说直接民主制无论是在机制上和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可行的。从机制方面来看，大众的聚合往往是混乱的、短暂的、毫无秩序的，很容易被一小撮人所操纵，也不可能对问题进行审慎的、有意义的讨论。在技术方面，直接民主制无法解决政党组织的日常运作问题。随着组织的发展，组织的日常事务不可能都采取大众聚会的方式来裁决。并且，组织行政事务的专门化也使超出了大众所拥有的能力之外。

　　其次是，在政党组织的内部存在着大众和精英分化的心理基础。精英拥有觊觎职位的欲望，并且一旦拥有了权力，他们就会产生对权力占有的道德优越感。这种对权力的欲望和道德优越感促使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保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大众则对领袖和权威存在着盲信、感激、依赖和崇拜，离开了精英大众在心理上就失去了支撑。这样，大众和精英的分化既满足了精英对权力的渴望，也实现了大众对权威的需求。

　　再次，大众和精英之间在智识上存在差距。大众往往对公共事务缺少兴趣，他们一盘散沙，天生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与此相反，精英则一般具有高超的演说才能，“对散漫的民众来说，他们很难逃脱那些华丽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 除此之外，精英还具备能够使意志力薄弱的人服从的意志力，具备给自己周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博的知识。精英还拥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和充分的自信，能够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充分激起他人的想像力，并以其个人魅力赢得他人的尊敬。精英们拥有超众的能力和知识，再加上他们占有名誉、地位、财政、媒体等资源，使他们独立于大众并控制大众成为可能。

　　总之，无论是直接民主制的缺陷、对权威的心理基础，还是大众和精英智识的差距，它们都是有利于精英日益从大众中分离出来，形成封闭的、保守的权力集团，最终推动政党组织向官僚化发展。

　　（四）组织的成长和体制的运行

　　米歇尔斯深受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影响，建立了政党官僚化理论。不过，二者的视角是不同的。韦伯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普遍官僚化的趋势，他是从官僚制的外部来看这一问题的。

米歇尔斯则发现了政党官僚化的内在机理，他认为官僚化是组织的内核决定的。政党官僚化是政党组织成长的结果和体制运行的需要。“随着现代政党不断发展，其组织结构愈严密，由职业领导取代原来的非职业领导的可能性就愈高。任何政党组织，当它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时，便需要一群专门从事党务活动的人，他们通过代表制度由大众选举产生，而对那些代表来说，一旦当他们长期任职，便逐渐成为代表大会处理事务的永久性代表。” 这些永久性的代表构成了政党组织内部官僚阶层的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他们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巩固政党的官僚体制。

　　政党组织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组织内部利益和结构的分化。由于技能上的分化导致了等级体系的产生，这种等级体系也是政党机器能够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毋庸置疑，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和官僚化在技术上和实践中都是必要的。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的结果。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不仅面临更为复杂、难度更大的行政管理上的事务，而且随着这些事务愈来愈庞杂和专业化，处理它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另外，政党组织尤其是革命党都面临着外来的巨大压力。为了应对环境的挑战，需要政党组织内部能够高度团结和集体的行动，要求政党组织能够高效率的运转。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组织需要一套等级结构，如果缺乏这一等级结构，该政党将如同野蛮的黑人战斗队一样，沦为一盘散沙，后者在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欧洲殖民军面前不堪一击。

因此，效率压倒了民主，纪律战胜了自由，建立起能够促进政党高效运转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成为政党的第一选择，民主的理念和自由的追求则被束之高阁。

　　三、米歇尔斯的理论批判：组织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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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斯的政党官僚化理论遭到了西方政治学者的诟病。迪韦尔热承认米歇尔斯的分析具有正确性，不过政党官僚化倾向在不同的政党中有所差别，某些政党有着较多的民主性质。

还有学者批评他对政党寡头的分析并不总是清晰，米歇尔斯有时没有分清技术专家和政治领袖的区别，也混淆了政党的内外压力。他没有认识到一定的程度上，复杂的组织会产生领导集团之间的多元竞争。

这些批评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米歇尔斯的理论过于武断了。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个人的独特经历、方法论的不足、研究视野的狭窄和西方政治发展的不成熟都是影响因子。其中最重要的是，米歇尔斯在对组织的认识上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这直接削弱了寡头统治铁律所声称的普适性。

　　组织模式：理性和自然。对组织本质的认识上，组织理论中始终存在着理性模式与自然模式之争。坚持理性模式的学者把组织构想为特意设计来寻求特定目标的集合体，而自然模式的研究者则强调，组织首先是个集合体。

米歇尔斯是赞成自然模式的，他认为组织不是实现目标的工具，从本质上说，它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组织具有生存本能。为了自己的生存，组织会不断地改变甚至放弃自己的目标。

　　现代组织理论认为，自然模式对组织的解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意识形态的囚徒问题。

自然模式对组织的利益和生存过于强调，而忽略了组织的目标合理性。目标对于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是组织存在的一个前提，是确定组织与组织之间界限的标准。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没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就无法把自己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目标对于组织来说，也是一种资源，它的价值在于为组织成员提供身分认同，是对成员的一种集体性的激励。只有明确地界定和限制自己的目标，才能把具有相同认同的人动员起来，组织才具有合法性，其资源才能集中，组织才具有稳定的基础。

　　鉴于这些分析，帕纳比昂哥对米歇尔斯的政党目标替代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米歇尔斯是错把政党目标的协调(the articulation of ends)看作是政党目标的替代。

在政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被抛弃，也没有变得仅仅是一个“门面”。只是为了满足组织生存的需求，组织的既定目标有所削弱而已。即使是政党危机关头，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被完全放弃，因为它们是政党的集体身分，更是政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基础。

　　组织结构：单一和复合。米歇尔斯的政党理论主要是针对大规模组织的，认为大规模组织必然会带来强制和官僚化。并且，他的理论若想成立还必须有另外一个前提，那就是大规模组织政党内部结构是单一的，没有相互竞争的小集团的存在。也就是说，米歇尔斯的政党官僚化理论在应用于复合结构的政党时也会遇到麻烦。

　　小规模组织的政党是不容易形成官僚化的。奥尔森集体行动的理论为此做出了佐证。小集团与大集团不同，它人数较少，搭便车的人不易存在，集团的总成本也较低。在此情形下，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的收益超过其为集体行动付出的成本。

因此，在小集团内部一般只需要集体性激励（如身分认同、意识形态）就可以形成集体行动了，选择性激励居于次要地位（如设立等级式的官僚职位和薪金制度）。在大规模组织的政党中，如果存在着多元的、竞争性的小党派，那么政党官僚化理论也将受到挑战。多元的、竞争性党派的存在会削弱政党官僚的影响力，使其精英很难摆脱大众的控制而独立形成封闭的寡头集团。虽然单个的政党成员是无能的、无力的，但其组成小集团不仅组织成本低而且强有力，这势必对政党的决策和行为造成影响。

　　组织权力：排它和互惠。米歇尔斯对组织权力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误区。米歇尔斯精英理论的一个根基就是他把组织权力看作是类似于财产权的东西，具有排它性。精英垄断了权力，大众则一无所有，精英可以从大众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与大众彻底分离。现代组织理论认为，权力是相互关联的。个人或团体不可能孤立地拥有权力；
权力必须与其他个人或团体发生关联，就像当某一个人或某一团体必须冲破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抵制时，才拥有了权力。

总之，权力来源于相互需要，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是一种互惠关系。

　　米歇尔斯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交换关系中的不对称夸大为权力的绝对独占。政党组织的权力交换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关系，也就是领导者之间的权力交换关系。在领导者之间，他们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所以，政党组织领袖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米歇尔斯的政党理论恰好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之间的权力关系避而不谈。二是纵向关系，是指领导者与跟随者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领导者与跟随者之间的权力交换关系是不对称的，领导者对权力资源的获得要多于跟随者。但是，务必注意的是，权力资源依赖于人们对“组织不确定区域”（zones of organizational uncertainty）的控制。

在组织中，领导者控制着关键的不确定区域，而跟随者则小范围的不确定区域。甚至地位最低的政党成员都拥有着某些资源，比如脱离政党，给予内部精英以支持等等。这些都是“组织不确定区域”的资源，对组织的存续和稳定是基础性的。如果没有跟随者控制的这些小范围的不确定区域，即使领导者能够控制关键的“组织不确定区域”的控制，那么组织的生存、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因而，领袖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只是不对称的，他们对“组织不确定区域”的资源控制有多少之别，而不是互为有无。

　　组织环境：封闭和开放。米歇尔斯把政党组织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从组织内部的自然进化来断定组织和政党官僚化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他几乎没有讨论组织环境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即使他也讨论了战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压力，其分析也是缺乏全面性的。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组织和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组织系统维护、分化和多样性的根源是环境。环境情况和组织系统的内在特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复杂系统不可能在简单环境中保持其复杂性。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米歇尔斯没有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处的复杂环境。例如，他没有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起源动力对政党组织结构的影响。然而，政党起源的社会环境往往对政党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迪韦尔热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研究发现，外力形成的政党与由议会及选举因素形成的政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前者一般较为中央集权，后者权力则较为分散。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一样，属于外力起源的类型。它是由最先成立的核心组织推动各地方委员会及分部的成立工作，中央因而就更为集权，更能发挥作用。还有，从政党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是属于体制外政党的。其生存环境要比那些体制内政党要严峻的多。政党组织的生存显然比体制内政党要更加迫切和重要。这也是促使它权力集中和纪律严明的重要因素。

　　除了方法论方面的不足之外，米歇尔斯的研究视野也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论著仅限于欧洲的几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也就决定了其发现的寡头统治铁律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有人建议把其寡头统治铁律改为寡头统治铜律，这似乎更符合其理论实际上所能适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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