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沙坪岁月”的公民教育

　　《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由古稀老人刘鹤守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从这本书中，笔者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逝去的年代”的公民教育。

　　重庆南开中学座落于重庆市近郊沙坪坝，始建于1936年，是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应对日本侵略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抗战期间，私立重庆南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以报考南开中学为首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任教南开中学为光荣。

　　私立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老校长张伯苓对于“允公允能”的解释是：“公，韩子说：‘背公为私’。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没有能力和本领，怎么去尽责、做事？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搁在一块儿，‘允公允能’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生……”这种“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教育，老校长张伯苓本人，就是现代中国公民“允公允能”的一面旗帜。

　　张伯苓1895年毕业于严复为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丧权辱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促使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终生事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校园被毁，在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庐山会议上，张伯苓率先主战。张伯苓注重学生的群体活动。重庆南开中学的男女学生一律住校，在每天3时半至6时的课外活动期间，学生一律离开教室，不准留在教室里读死书，每位学生必须参加至少一项活动。“三点半见”成为同学之间相互联络的口头禅。校园中的课外活动包罗万象，诸如球类、体操、话剧、京戏、歌咏、壁报、绘画、摄影、音乐、劳作、无线电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以精彩纷呈的手抄壁报，最能凸现南开学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识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据马平《前尘似梦话〈健报〉》回忆：“校方为各社团设置的璧报栏，遥对校门，成一字形排列，伫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视运动场，背倚歌乐山，连接了忠恕图书馆与午晴堂，是从各教学楼到各生活区的必经之处。唯其不仅本身确有所长，并且‘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影响越出南开校园之外，甚至战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开，只要时间允许，往往会在璧报栏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庆版《世界日报》的‘教育界’专栏，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后，周恩来夫妇悄然来校，在梧桐树下观阅各种璧报，见夫人指某报载延安跳舞盛会消息一则，二人相盼’的历史镜头。”“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日军深入贵州，重庆风声鹤唳，谣传又要‘迁都’，这是抗战以来重庆最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就在惊闻独山失守的时刻，针对身为军政要员的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为其子女‘请假’的痛心现象，清晨，升旗式后，已是古稀老人的伯苓校长严正表态：‘退学可以，请假不准’；
略作停顿之后又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大重庆同存同亡。’……袁澄与我恰恰是此时此地，萌发编辑一个璧报，并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以‘健’为名，呼唤‘一切为了反攻’、‘一切为了胜利’。”

　　《健报》于1945年3月2日出第一期，成员都是初三二组和初三三组的“小毛头”，年龄在15岁左右。这份手抄璧报以评说国事为主，发表过许多专业水准的“本报专讯”。譬如抨击孔祥熙家族的《三亿美金究竟谁人所有？》，报道巨奸周佛海由沪飞渝的《大汉奸！杀呒？赦！》。马平在《前尘似梦话〈健报〉》中，还专门提到学校的璧报审查制度：“当时负有审查璧报之责的训育主任——绰号‘官腔’、南开大学政治系毕业、颇有口才的关性天先生，怀疑《健报》是否幕后有人‘捉刀’，在找我‘个别谈话’之中，几次要我‘谨防交友不慎’了。”“虽然当时《健报》伙伴，除了对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并无偏见、甚至还是长期订户之外，对于南开是否已有中共组织，也和教师之中谁是国民党员一样，同样都还没有兴趣；
对国共双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离。关某于1945年秋在一次‘时事报告’里，以《健报》某期所载邵力子氏关于国共谈话为例，断言：‘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邵力子对他们说心里话。’我们在题为《敬质关XX先生》的‘社评’里，就在关XX姓氏之前，加上一个既不必要、且当时缺乏凭据的定语：‘国特分子’。与此同时，又把一篇本来题为《官话、洋话、家乡话》的短文，改题为《官腔、洋腔、家乡腔》，未经训育处盖章就张贴在璧报栏上。对此，这位训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难平静。只是因为南开素有民主传统，袁澄和我的家长又与伯苓校长相识，同时关某其人也还需要表现一些‘民主’风度，所以只好一面自嘲：‘小孩子不可理喻’，表示只要‘下不为例’，可以免予‘警告’处分；
另一面就是此后每期《健报》编就，都由其本人审查，训育处才能盖章。自此每当《健报》送审，为了某则新闻不能用，某个标题该不该改，双方经常是很不愉快。由于某期《健报》社评被他开了‘天窗’，又不允许在版面上留下‘天窗’——即必须以其他文字补上，否则此期《健报》不得公之于众；
为了抗议，为了揭露，《健报》伙伴就在被检扣的‘社评’版面，赶写《报坛苦话》短文，并配一幅似乎模拟‘上上一人’——蒋介石氏之‘标准像’、却在此公嘴上加一把锁的漫画插图，再以一篇不痛不痒的作文《言与行》虚掩其上。当训育处盖章通过，在璧报栏张贴之后，又在中午璧报读者最多的‘黄金时间’，揭开一角，露出《报坛苦话》及其插图。及至关某下午上班风闻此事，已经起到‘轰动效应’的此期《健报》，已被《健报》伙伴悄然取下收藏。为了存真，仅80字的《报坛苦话》全文照录：‘德国人不准南斯拉夫人在报纸上留下空白，被扣新闻后，往往填入以火车时刻表，读者凡读到火车时刻表，便知有新闻被扣，唯如遇无火车时刻表可填入时，亦只得打开天窗说亮话也。’”

　　把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与德国法斯西占领下的南斯拉夫进行比较之后，马平另有一番今昔对比：“‘反右’之年，我收存的全部《健报》，都取去‘供批判用’。至于《健报》残页所以幸存，主要因为当时被作为我这个‘年轻的老右派’，早在重庆南开上中学时，就有系统的（！）修正主义的（！）新闻观点的‘历史罪证’封存在我的档案袋里，才能物归原主。使我忧患半生的‘罪证’之一，恰恰就是当年矛头指向训育主任关某的《报坛苦话》及其插图，而关某后被证实确系‘国特分子’。一个既可笑也可悲的‘误会’！”

　　《健报》及《报坛苦话》的矛头指向，并不仅仅是“还需要表现一些‘民主’风度”的关性天，而且还有当年的“上上一人”蒋介石。到了“反右之年”，北京大学的右派女学生林昭，仅仅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建议，就被投入上海监狱直到抛尸街头。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女党员张志新仅仅对江青有所不敬，就在遭受轮奸并割断喉管之后被拉上刑场。马平先生把自己的“忧患半生”仅仅归结于“一个既可笑也可悲的‘误会’”，显然是“忧患半生”之后的言不由衷。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在《从比较中认识南开》中，黄毅英回忆说：“我在重庆南开只上过高三一个年度（1946-1947）。对南开，我是从比较中来认识的。在此之前，我上过两个中学，其中在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读过四年。但一进南开，就感到正规、朝气蓬勃和清新。……本来国立学校是靠政府拨款，公费吃饭，伙食标准就很低，再经管理人员甚至工友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开一年没有传闻过贪污的事，而是在一种清正廉洁的风气中培养学生的公能精神。”“我因为穷，即使保送我也很难上大学，同学们知道了就主动陪同我到训导主任关性天家反映困难，关答应在保送书上注明‘该生家境清寒，建议给予贷金。’有了这个前提我才上了大学。前些时我看到《通讯》中写到：张伯苓校长从学生中了解到新聘任的教员中有不符为人师表的行为（受聘不久找学生借钱），就把该教员辞退了。而在女附中教师中有不良品德的，学校根本就不管。……南开学校就像一方净土、一池清水。”

　　连当年的“国特分子”关性天，都是如此地乐于助人，读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黄毅英所比较的是当年的国立与私立学校，拿当年的私立重庆南开中学与当下中国的公私学校相比，就更是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了。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半个多世纪前的重庆南开中学的公民教育，远非今天的最高学府北大、清华所能比肩，这绝对不是一座学校的小悲哀，而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大悲哀！！

　　本文原载《山西文学》2005年第4期。《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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