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发：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及其历史渊源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和谐和合作。但是，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也存在着龃龉和矛盾。这种龃龉和矛盾表现为：两国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对立、两国对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产生这些龃龉和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等因素。

　　「关键词」中苏关系/斯大林/毛泽东/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期，苏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美国对华进行封锁和遏止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则是苏联在美苏冷战愈益炽热的情况下而获得的一个新的宝贵盟友。建国初期（1949～1952年）的中苏关系是两国共同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全面的战略同盟关系。这种战略同盟关系是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美苏冷战和两个阵营对抗的形势下面对共同敌人的必然选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和谐和合作。但是，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和谐和合作也并非两国关系中的全部内容。主要由于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这段时期中苏两国关系中也存在着龃龉和矛盾。本文将根据一些新的档案材料，论述这些龃龉和矛盾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和原因。

　　一、龃龉和矛盾

　　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两国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时甚至是对立）、两国对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这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确实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毛泽东在苏联既非诸事顺遂亦未处处感到温馨如意。

　　对于中苏两国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斯大林是有所顾虑的，并且显得彷徨不定。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与斯大林商谈中苏条约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苏战略同盟。这对斯大林来说，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也正是所期望的。但是由此双方就必须首先处理棘手的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条约问题。而从苏联的角度讲，这个条约还不能简单地一脚踢开。这首先是因为它涉及到苏联在中国乃至远东的权益。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已经暴露出双方在这个事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因此，尽管从战略上来讲，斯大林非常渴望尽快确定两国的同盟关系，但是在策略上，他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为此付出太多的代价。其次，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条约本身就是雅尔塔协议的产物。

　　虽然美苏之间冷战正酣，并且双方都按自己的方式诠释雅尔塔体制的内容，但是谁都无意去触动它的基本框架。因此尽管在中国政权已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苏联废除与前政权的旧约并与新政府重订新约是符合国际法的正常行为。但是斯大林对废除雅尔塔协议副产品的中苏旧约是否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整个雅尔塔协议的有效性多少也是有点顾虑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时，斯大林只是同意修改而不是另订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我们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任何一条条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对于斯大林关于不必签订新条约的立场，毛泽东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既然斯大林已经作此考虑，毛泽东也只好表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可是毛泽东显然也不甘心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就此搁浅。他紧接着又说，“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斯大林模棱两可地回答，“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关于签订中苏条约的建议持冷漠态度，使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出现了罕见的冷淡场面。从12月16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后到24日的第二次会谈之间，中间除了21日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贺活动外，毛泽东一直呆在别墅里，情绪不佳，烦燥不安。22日，毛泽东把科瓦廖夫请去谈话。让他转告斯大林：毛泽东希望大约在12月23~24日举行一轮会谈，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和航空协定等问题。打算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但是，在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时，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及。毛泽东对此非常失望。

　　只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和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新条约的执著态度才促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在1950年1月1日与罗申大使的谈话中透露：“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毛泽东所传递的这一信息，对于斯大林立场的改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一，如果美国和英国立场一致的话，那么英国及其受其影响的印度和缅甸对中国的承认就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而这正是苏联所忧虑并且想要尽力防止的。而最有力的方法当然是尽快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第二，如果英国以及印度和缅甸承认中国，而美国并不承认中国，表明美国和英国的立场并不一致的话，那么苏联与中国签订联盟条约未必会引起美英的联合反对。此外，毛泽东多次提议要签订中苏条约并大有不订条约不罢休的样子。如果一味拒绝，恐怕不仅会失去中苏签订同盟条约的最佳时机，而且有可能使中苏关系受到很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由于毛泽东到苏联后大部份时间闷居别墅足不出户，西方的媒体竟然报道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虽然这是谣言，但也证明西方国家多少也看出了中苏之间不和谐的某些迹象。为了在西方国家面前显示中苏团结和防止它们对中苏关系的挑拔和破坏，签订同盟条约当然是最好的方法。这以后，又经过几次摸底和试探，了解到毛泽东在签订新条约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后，斯大林才最终改变了原先的立场。1月22日，在同毛泽东进行的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关于中苏签订新条约的意见。

　　事实上，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其它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试举如下：台湾问题。在刘少奇于1949年6~8月访苏时就曾提出过在解放台湾时让苏联提供援助的请求。

　　苏联方面因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表示无能为力。毛泽东访苏时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的回答很巧妙：“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这种不进不退的答复，似同意又象拒绝，实际上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事关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但是就苏联而言，则事不关己，无关宏旨。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难免各唱各的调。这是民族利益的不同而使然。

　　对艾奇逊讲话的反应和处理问题。1950年1月12日，正是在毛泽东访问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演讲中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东北）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

　　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苏联认为这是对苏联的造谣中伤，决定予以反击。

　　1月17日，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把艾奇逊的这篇讲话交给了他，并提议两国“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莫洛托夫要求先由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然后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毛泽东问，“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认为，这样的声明不应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交苏方征求意见和修改后，再发往北京，由行使外交部长职责的副外长公布这一声明。但是，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的声明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结果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

　　不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起专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此事进行了会谈。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泽东。他始终一言不发。这件事情表明，所谓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协商一致，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别国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

　　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问题。它规定，“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予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项协定产生的背景是中苏谈判期间（2月6日）

　　发生的国民党集团派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联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条件是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周恩来当时就曾询问协定中所说的“第三国”指的是哪些国家？斯大林回答说：“主要是指美、英、日”。这样的规定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实际上就是要把上述地区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后来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中方作了让步，同意签订补充协定。但是只是为了平衡的缘故，中方才要求把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列入到协定中去。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看，所谓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租让权都与中国没有任何实际的关联。斯大林对此当然是明白的。为了表示安抚，他决定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交由中方接收。

　　后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一是在上海对中方提供空中保护，二是给一点敌伪财产。毛泽东在同尤金的谈话时说，根据斯大林的倡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这些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

　　关于苏联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的问题。苏方在会谈中要求签订一个专门的议定书，保证苏军及其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在中苏境内作自由调动。周恩来反对给予苏军这种调动权，认为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是：允许中国军队利用苏联铁路由东北经苏联领土向新疆进行调动。周恩来认为这是遵守平等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苏军可以通过中国领土，那么中国政府也应当有经苏联领土调动自己军队的类似权利。但是苏方却说中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它认为，首先，中国军队可以经自己的领土由东北调往新疆，因而经苏联领土调动没有实际必要。而苏军只有通过陆上通道经中国东北才能调往旅顺港海军基地。苏军从海路调往那里在许多情况下不太方便，如果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紧张的话，这种调动是不太安全的。其次，中苏两国是盟国，作为盟国解决问题应从相互利益的角度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让苏军沿中长线经中国东北调往旅顺港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因为旅顺港海军基地就是为了保护两国免遭外来的侵略。当然，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仍然掩盖不了侵犯别国主权的实质。只是中方顾全大局，在提议加上“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的前提条件后，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最后的议定书是这样规定的：“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为了尽快调动苏联军队，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

　　关于中长铁路的问题。苏方主张在签订了对日和约后再归还铁路，而中方要求不迟于1952年年底归还。关于中长铁路如何共同经营，双方的意见也是相左的。中方的要求是：合资的资本比例为51：49；
局长由中方担任。但是苏方却主张：维持各占一半的比例；
正副局长实行轮换制。最后双方互作让步后才达成了妥协：在归还问题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在经营问题上则同意了苏方的主张。

　　在毛泽东访苏结束后不久，3月27日，由中国大使与苏联外长签订了关于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中苏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按照协定的规定，股份公司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加强中苏的经济合作。但是40年后，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材料披露了这两个股份公司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早在1959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三内年苏中关系发展总的来说是顺利的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一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消极因素，这反映在苏中签订的一些协定里，譬如，……关于成立苏中股份公司的协定……”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一份题为“关于在新疆的‘苏中金属股份公司’和‘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活动中缺陷的报告”中，非常尖锐地揭露了苏联方面粗暴地破坏自己在股份公司中的义务、苏联工作人员对股份公司的中方人员的不尊重和不友善的态度的种种表现。报告在谈到苏联方面破坏股份公司的平等管理权说，尽管股份公司的领导人应当每过三年由双方轮换，但是，“苏联方面的代表迄今为止仍然领导着公司及其管理机构……苏联的领导人员经常不把中方的副主席放在眼里，干预中方行使职能，没有完全地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破坏均等权原则的实际事例还有，在股份公司的许多企业里，帐目和其它报表、指示等都是用俄语制定和发布的。还有只让苏方人员而不让中方参与的秘密公文处理。有关从苏联运送材料的年度申请报告的制定没有中方人员的参加。

　　股份公司内一家石油企业的苏方主任谢尔盖耶夫承认：“我们对中国人的态度是极其官腔化的。我们干我们的，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什么，他们不知道，而他们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谁也没有指示我们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开会。”而中方工作人员则说：“俄国人的表现使人无法同他们合作。他们很狡猾，什么都瞒着我们。”

　　中苏之间在建国初期的最大合作体现在朝鲜战争中两国的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但是在这过程中特别是在有关出兵的决策中，两国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同金日成正在通过电文往来讨论朝鲜问题，但他并未对毛泽东透露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和计划。5月14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转达斯大林的电文：“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引注）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与此同时已商定，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知道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计划。但是，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准备情况斯大林则尽量对中国进行隐瞒。中国在明确了出兵朝鲜的意图后，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但是10月11日，斯大林对专程前去与他会谈的周恩来表示，苏联无法（至少在初期无法）向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会谈后，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说，苏联将充分满足中国在大炮、坦克、飞机和其它军事装备方面的需要，但是，至少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苏联空军才能完成支援中国军队的准备。要在至少两个半月的时间内苏联才能出动空军，等于是使中国方面要苏联向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期望落空。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以不满的口吻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说，“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

　　二、根源和原因

　　建国初期中苏两国之间产生龃龉和矛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两国不同的历史特点和传统、不同的民族利益、两国领导人不同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两国领导人历史存在着的误解和彼此缺乏了解等。但是主要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从时间上来说正好与斯大林的晚年时期相吻合。指出这一点并非不重要，因为新的中苏关系恰恰是在斯大林的主导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和斯大林本人的意旨成为主导这一关系走向和决定这一关系性质的重要因素。而正是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以及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和猜疑等，使得中苏两国的关系并不具有完全平等和完全信任的性质。

　　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和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抗战和内战时期。

　　早在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以及它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40年秋天，斯大林在同即将赴华担任蒋介石顾问的崔可夫将军的谈话时说：“您在中国呆过，您应当知道，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远逊于农民。……中国共产党依靠的也正是这些最贫穷的被压迫和没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低估了正在成长中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它的口号、它对革命中的政治任务的理解打下烙印。中共党内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中共队伍里无产阶级团结的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斯大林还说，“中共和工人阶级还软弱，不能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充当领导者。要争取群众则需要时间，而需要多少时间则很难讲。”斯大林甚至斥责中共党内某些人被希特勒在欧洲和日本人对蒋介石军队的轻易胜利搞晕了头脑：“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人打败了蒋介石，那么中共就能够支配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驱赶出去。他们是非常错误的。”由此，斯大林就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他叮嘱崔可夫：“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鼓舞蒋介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二战时期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这一点斯大林对崔可夫交代得很清楚。他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所有的人的任务就是牢牢地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在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束缚住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如果德国侵略者向我们发起进攻的话……”

　　抗战后期，斯大林仍然没有改变他对中共的成见。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一面指责蒋介石不用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进行抗日，而是与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争吵，另一面则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

　　战后初期，尽管中共武装力量和解放区有了很大的发展，斯大林却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偏见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国合作，即：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远东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
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夺回沙俄在1905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即：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1945年6月底到8月中旬，斯大林与来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就中苏关系问题了长达九次的会谈。对于蒋介石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斯大林作了如下的承诺：至于中共，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我们愿意与中国真诚相处，愿意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改称）、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和关于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指挥部同东北行政当局的关系的四项协定及两项附属议定书。

　　中苏条约及其议定书保障了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优势和特权，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

　　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
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
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
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7年下半年，随着美苏在欧洲冷战的爆发和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以及中国革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苏联对华政策才作了相应的调整，对中共由消极冷漠转向积极支持和援助，但同时也不放弃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愿望。苏联大使罗申曾经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可救药地倒向美国一边，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1948年下半年起，苏联才完全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

　　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无疑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担心被人指责支持和操纵中国革命，在中苏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前，斯大林一直避免公开宣扬两党之间的关系和两国之间的友谊。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表示：“我们不认为现在是广泛显示苏联同民主中国之间友谊的合适时机。”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何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都是秘而不宣的，同样还可以说明为何在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在处理中苏关系时会出现一个热情高昂而另一个冷漠低调的那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1949年7月1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代表召开会议，通过了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的决定。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时作了称颂中苏友谊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但是苏联的报刊却以低调方法报道了这次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国政府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向苏联政府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
第二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苏联致周恩来外长的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复函却是以较低级别的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名义签发的。中国政府任命党的资深活动家王稼祥为驻苏联大使；
苏联政府却让前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摇身一变而成为驻新中国的大使。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礼仪上不妥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因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利用中苏同盟的力量来对抗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为此，苏联于1950年2月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援助中国。

　　综观从抗战到内战再到建国初期的斯大林对华政策，尽管由于时间、对象和局势的不同，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是，其设定的目标是一以贯之的，即，维护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无论是对中共持消极冷漠的态度还是积极支持的立场，无论是支持和帮助新中国还是在某些问题上对新中国持保留态度甚至是损害的立场，维护苏联安全始终是它的至上考虑。

　　换言之，苏联安全成为斯大林对华政策中左右一切的基点。

　　苏联开始时在有关中苏新条约问题上表现得犹豫和彷徨，就是担心新条约会影响整个雅尔塔协议的有效性，损害苏联在远东的领土所得和安全利益。苏联不愿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明确支持中国、不愿在朝鲜战场上向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就是害怕苏联由此而卷入与美国的直接的军事冲突。苏联要求签订一个不允许第三国势力在中国新疆和东北活动的秘密补充协定、要求允许沿中长线经中国东北调动苏军、不愿尽早归还中长铁路，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维护其在华的特殊权益，其出发点也是苏联的远东安全。至于这些做法是否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那是不在斯大林的考虑之内的。正是这种苏联安全至上的绝对性导致了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的因素和行为，而它们则是建国初期中苏两国产生龃龉和矛盾的主要原因。

　　联共（布）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缺乏了解和理解，也是中苏两国产生龃龉和矛盾的原因之一。1950年1月27日刘少奇在同苏联《真理报》记者切乔特金的谈话中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中国，进步人士是了解苏联情况的，但是，苏联和欧洲的进步人士却显然对中国没有兴趣和不了解中国。反动派有时倒比欧洲的进步人士和同志更加了解我们（当然是从有利于他们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所见过的那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理解中国，说起话来很天真。”“可以感觉到，很少有人理解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苏联人民和一些党的同志（当然不是全部）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他们经常问我们，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苏联同志认为某人是好人，而我们却认为他不是好人。所以我们同某些苏联同志是存在着分歧的。”

　　虽然斯大林曾经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认识错误，但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抱有成见和猜疑，担心中共党内出现所谓民族主义倾向和铁托分子。而这不可能不对中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党和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以及他在国际共运中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在新的中苏关系起源时，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以其它的失当行为，除非他自己本身能够有所醒悟和认识，否则是很难予以纠正的。遗憾的是，正是这些在“哥俩好”的时候被和谐和合作所掩盖并且未能得到有效和妥善处理的龃龉和矛盾，到了50年后期特别是60年代，又由于其它各种原因，终于发展为中苏两党之间口诛笔伐的大论战和两国关系的深度恶化。

　　当然，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主流是和谐和合作，这是由中苏两国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和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方向上的一致所决定的，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而龃龉和矛盾即便有时很深很重，毕竟还是次要的。无论如何，当时两国所拥有的更多的一致利益和共同需求足以压倒这些龃龉和矛盾。

　　（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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