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面对日本“常任梦”：中国政府会投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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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联合国创建60周年，也是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

　　可是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府却要面对日本这个昔日的战败国不遗余力地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到投票表决时，中国政府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弃权、赞成、反对。无论民间有什么样的言行，赞成、反对，或者是别的什么，中国政府最后会如何表决不会有太多的悬念。尽管如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后做出的选择多少还是会有些苦涩。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苦涩的后果也是由中国国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承担。从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直到它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一刻，中国政府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将是中国一百六十多年来最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外交案例之一。

　　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表态是耐人寻味的。

　　2005年4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也支持扩大安理会，但是不希望联合国出现分裂的局面。他还表示，一些国家希望通过这次改革进入安理会或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愿望是正常的，我们表示理解。至于能不能成为安理会理事国或常任理事国，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认可。

　　虽然是外交辞令，但在逻辑上，武副部长的话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日本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是正常的，我们表示理解。至于能不能成为安理会理事国或常任理事国，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里似乎并没有中国政府的明确态度，中国政府将来到底要投什么票，字面上看不出来斩钉截铁的答案。可是，这种不明确未必就不是一种明确。相对于韩国那种联合对“常任理事国扩大”持反对意见的咖啡俱乐部，并针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展开“引导弃权”战略相比，中国政府的不明确，实际上是一种明确，那就是，中国政府支持扩大安理会，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不会投票反对安理会通过安理会扩大框架决议，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是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位置的坚决反对者。中国政府一向声称改革的关键是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这并不等于只能是增加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坚持认为发达国家就不能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日本名列其中，跟中国政府声称的改革的关键是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一点也不矛盾。

　　武副部长所谓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认可云云，未尝就不可能包含这样一层暗示或者含义：日本如果能够获得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2/3以上成员的支持，中国政府并不会特别的为难日本，但是，要是日本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不能得到起码128个国家的支持，那就是日本自己的事了。

　　针对中国的态度，新加坡一家媒体曾经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中国不必扭扭捏捏》。且不管这篇评论背后可能的政治意图，比如是不是故意将中国政府一军等等。仅就字面单纯理解，其实并不存在“中国”扭扭捏捏的问题。只要看看互联网上旗帜鲜明的言论，就会知道，许多民众在日本是否应该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浪。不过，中国民间毕竟只是民间，它的态度并不能够跟中国政府的立场划上等号。不管大陆民间和海外华人有什么样的声音，最后的决策者是中国政府。

　　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发展、安全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南说，他认为日本有望在扩大后的安理会中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以安南秘书长的身份，说日本有望，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安南之所以这样说，之前有可能跟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大国有过交流和沟通。安南在联合国改革报告中提到安理会扩大应遵循的四点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应优先考虑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点并没有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而日本在联合国财政方面的贡献仅次于美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除美国之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日本在维和、外交方面也是表现积极。虽然安南的讲话并没有明确提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他认为有望自然是有有望的依据，况且提交的联合国改革报告也不是“联合国国王”一言堂的产物。因为安南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由名人小组制定的，而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就是这个名人小组的成员。

　　事情并不偶然。2005年3月24日，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有记者问“中方优先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性。中方是否可能就此使用否决权”时，回答说：“我已多次重申，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我们希望改革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广泛一致。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建议你回去做做家庭作业，看看否决权是如何行使的。”

　　对记者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发言人回答的并不客气。想知道明确答案的记者碰了一鼻子灰。中国政府不想因为表态问题出现严重的国内风波。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即使民间或者政坛还存在不同意见，只要驾驭得当，措施得力，是不会有多大意外出现的。话不能说的太明白，避免在国内民意面前没有退路，而不是担心刺激日本——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像韩国那样做。

　　不过，发言人也许觉得自己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联合国改革的支持者，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又是国际民主的忠实支持者。大陆常常讲少数服从多少，少数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这一原则也会运用到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支持，中国政府是不会抵制这一“广泛一致”的。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政府将扮演的是一个民主热爱者的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提到“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多数联合国成员的同意”，——如果得到了多数同意，中国政府将如何选择，这个问题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明确地说自己会投反对票，或者自己声称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是对国际民主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日本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7月6日，日本外相武藤嘉文在内阁会议上通报日本正式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4年9月，河野洋平在第49届联大会议上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十年多来，日本在世界其他各地寻求积极支持者的外交策略和努力，如果撇开好恶的，应该说是相当有成效的。日本在191个国家投票表决中，可能获得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支持。中国政府反对多数国家的意见的可能性极小，用大陆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不孤立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讲坛上爱讲国际民主的大陆，将一次品尝国际民主那并不合口的味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不会成为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实质性障碍。这不是一个大陆民间愿意或者不愿意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会在日本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投赞成票。中国政府面临尴尬。在理论上看，对于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和梦想，中国政府只需要行使否决权，就可以使其化为泡影。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只能在网络上，闲谈里看到中国政府应该行使否决权的言论，而没有中国政府自己声称在何种情形下要投反对票的表态。朝野对比相当鲜明。对于大陆当局来说，允许报纸刊登民间人士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公开信，允许新浪等门户网站搞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网上签名活动，等等，一是可以释放民间情绪，二是形成对日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的方向虽然是针对日本，可它的方向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当局会以高度的警惕关注民间的言行，不会放任事态发展，而是尽可能保持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

　　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无论顺逆，政府都是不会出面来表明态度的，往往会迂回地由有着官方背景，但是又是“国际事务专家”的出来谈“自己”的看法。2005年4月1日，中新社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电讯稿。该电讯称，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4月1日在上海表示，中国网民反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从长远看，从中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国人需理智对待。吴建民还说，目前中日邦交正在朝着良性化方向迈进，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在战争等历史问题上固然存在分歧，但在经济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甚至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他建议，从长远看，从中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国人需理智对待“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事，相信在和平时期以磋商、对话等形式能妥善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

　　中国曾经当过外交官的人谈论外交问题向来给外界的印象是相当谨慎。尽管吴建民已经不是外交官，但是他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在大陆一篇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声浪中，吴站出来说“目前中日邦交正在朝着良性化方向迈进”等等，规劝国人要理智云云，这是值得注意的声音。既然已经是“相互依存”，而且关系朝良性方向迈进，显然是没有坚决反对的基本理由，要不然，跟一个“相互依存”的国家弄的对立甚至敌对起来，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虽然吴并没有阐明民间那些言行属于不理智等等，总而言之是认为存在不理智对待的问题，否则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就如此敏感的问题，岂能轻易发表看法？以吴的身份，他的发言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人们揣测它的“来头”。

　　中国政府不会成为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坚决反对者。中国政府最后在表决中投弃权票的可能性最大。投弃权票的客观效果就是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然对于国内舆论和日本方面有点两边不落好，但在中国政府看来起码没有两边都过分得罪——对日本，中国政府没有投反对票，日本毕竟成了常任理事国；
对国内，中国政府并不是举手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且还会弃权时说一些告诫日本之类的话。中国政府投赞成票可能性很小。目前，互联网签名、大学生签名、民间人士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言行此起彼伏。且不管民间声音的是否有道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向日本施加了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向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才是爱国。这种民间态度不会在短期内逆转。这对于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潜台词不言而喻。因此，投票赞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在中国政府对日谋求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我觉得这种预测的风险倒是值得冒的。

　　（2005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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