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间休息：巴黎和伦敦的思想家落魄潦倒

　　巴黎消息：英国和法国在文化上的最明显区别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物的方式。法国人希望他们的思想家在涉及良心和国家的问题上仗义执言，英国人则对“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表示怀疑，更乐意他们的“学者”悄悄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搞研究。虽然两国的知识分子都为政治辩论增添了许多的分量，但是现在，两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灭绝的危险。

　　知识分子权力和地位的衰落、凋零并不仅限于英法两国。但是对于过去依赖强大政治、军事力量，现在主要靠其文化和智慧这样所谓的“软权力”获得影响力的国家来说是个值得警惕的征兆。这正是长久以来走在不同道路上的英法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英法两国，不仅是政府，而且媒体，和公众舆论都得学会应对没有知识分子批判的新情况。

　　这个变化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像巴黎一样让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演员介入公共事物（intellectuel engagé）。具体地说，1898年左拉（Émile Zola）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我控诉” （J\"Accuse）强烈谴责反犹主义开了先例，从而鼓励天主教，法西斯，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共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化身的主要人物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已经被抛于脑后。法国政府好像懒得再对知识分子大献殷勤，那些曾经成为知识分子宣传工具的报纸面临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困境，甚至大学生已经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向找工作。追求知识在过去就是目的本身，现在却成了获得知识以外东西的手段。

　　虽然有个别知识分子，如最具戏剧性的伯纳德•雷威（Bernard-Henri Lévy）已经成为媒体和文学界的大明星，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只有哀叹和痛心。二月份，四万名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签名谴责右翼政府发动对“智慧的战争”削减科技和研究预算。有个部长反驳说“作为知识分子，怎么能被当作需要保护的物种呢。”

　　法国的一流思想家感到沮丧和失望。《费加罗报》（Le Figaro）文学副刊上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公众领域为什么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占据更醒目的位置呢？”文章的作者雅各•德•维克多（Jacques de Saint-Victor）说，“知识分子死光了吗？”或许，许多知识分子正是在为无法辩护的共产主义辩护中赢得自己的声誉。他的结论是批评思想家仍然有必要抬高政治辩论的语调。

　　英国最近的经历同样表明“思想缺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事实。虽然在1930年代出现过剑桥共产党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德•莫塞莱棕衫党Oswald Mosley\"s Brown Shirts），英国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出现。但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表明知识分子可以影响政治。这个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工会运动和工党的推手。里面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1950年和1960年，罗素在英国的影响力就和萨特在法国的影响力一样大。

　　但是到了198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削弱了工会的力量，1990年中期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放弃了老左派的路线。在英国同样随着社会主义衰败，意识形态辩论烟消云散了。如果1960和1970年代的英国内阁延揽像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 迈克尔•约瑟福（Michael Joseph）和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现在就会被缺乏观点和思想满脑子只有民意测验数据的实用主义者占据。

　　所以，在唧唧喳喳的知识分子之外，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的新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遭遇21世纪的菲利士主义》（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Confronting 21st Century Philistinism）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注意力在英国，他说真正有学问，有眼光，关心公众事物的知识分子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是些浅薄的权威专家，智囊团辩护士和宣传家。他的诊断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别的西方国家。

　　电视上充斥着现实剧，报纸上全是些家长里短，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像一滩死水一样沉寂，公众辩论也是如此。缺乏政策理念的政治在媒体炒作下更像滑稽的肥皂剧：法国总统希拉克会不会输在野心勃勃的经济部长尼古拉斯•萨尔克奇（Nicolas Sarkozy）手里？英国的财政大臣戈登•布郎（Gordon Brown）会不会战胜布莱尔入住唐宁街十号？

　　如果政客们不愿意深入考察他们的社会的话，知识分子能做的更好吗？在法国，那些知识分子如作家，编剧，电影导演，还有哲学家，科学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嗓门，但是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在英国，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找到了新的听众，他们得到了名声却失去了影响力。一个有趣的副产品就是英国的政治剧场现在讨论报纸忽略的问题。

　　在肯特大学教书的菲雷迪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政治正确一起促成了降低学习标准，奖励平庸，打击学界的追求卓越的可怕后果。他认为由于鼓吹社会包容使得政府和媒体讨论公共议题时幼儿化简单化从而对信奉“低标准”的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担心被别人认为有精英意识。

　　“从前古典知识分子英雄般的形象和气概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现实算计，他们的工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菲雷迪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艺术本身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它们的存在仅仅因为对社会有用。”

　　英国政府正加大力度把教育当作提高就业率的工具，把文化当作娱乐产业。“现在出现了新兴的知识企业家，如大学经理，博物馆经理和画廊经理等他们对文化的内容和思想冷漠地很。”菲雷迪还回忆起英国教育大臣最近对“学者追求真理”说法的蔑视。

　　很明显，这些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是艰难时刻。政府觉得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用菲雷迪的话说政客和媒体“用声音的诱饵一勺一勺地向公众灌输观念”，但是大众总地来说对政治辩论缺乏兴趣。更让人担心的是在鼓吹平等的幌子下艺术和教育界将伴随着这个“菲利士社会改造工程”。

　　如果知识分子精英被当作反民主的力量排斥的话，社会作为整体将为此付出代价。批评性的知识分子曾经被当作独立于当权者之外的声音，从而增强民主的多样性。如今，随着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被媒体和政府主导，知识分子的沉默将破坏民主最关键的监督制衡机制。

　　译自：“Entr\"acte: Thinkers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by Alan Riding The New York Times Thursday, October 14, 2004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4/10/13/news/entrac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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