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

　　历史上常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
1999年，八国集团威迫南斯拉夫签订城下之盟，实施了对科索沃的军事占领。两个“八国”的主要成员大体上没有变化，给人以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感觉。近来常常把“大国”二字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仅没有在处置科索沃问题的大国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还被北约的导弹重创。不少中国人在激愤之余不免感到沮丧和悲观。难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就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至今还是处在落后挨打的境地？

　　76年前，梁启超应五十整寿的“馆翁”申老先生（上海《申报》馆）之邀，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文章，总结了1873～1923年间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内外交困，但是梁启超并不气馁，他说：“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生发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1] 在此前一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中，梁说：“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
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什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民还是个个站起来了，奥国人民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2]

　　事实上，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梁启超文中提到的奥国（奥匈帝国），当年曾经是欧洲列强和八国联军的一员，却早已四分五裂、不复存在。19世纪结束时的世界大国，既有海上霸主英国和长期以来的欧陆领袖法国，又有新兴工业大国美国（GDP 总量和工业产值从世纪初的世界第9 位跃升至世纪末的第1 位）、德国（工业产值世纪末跃升至世界第3 位）和“脱亚入欧”的日本，还有几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在这些国家中，20世纪进步最突出的是美国，它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成长为一个军事、外交和科技文化的大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所有的领域中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英、法、德、日的原有地位大体上没有变化，英法仍旧保持了政治大国的地位，日德虽然在经济上排名世界第二、三位，政治上尚无缘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上也未完全取得“普通国家” 的资格。在19世纪末的几个庞大帝国中，中国是唯一在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型的国家。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西班牙和巴西，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5 ?25％。昔日雄居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瓦解得更加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家已经退缩至区区一隅的小亚细亚半岛上。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对峙状态，东巴后来又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孟加拉国。横向比较，中国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各国成绩榜的前端。纵向比较，中国完全有把握实现梁启超所说的蜕变，在古老“中央帝国”的灰烬中，新兴现代世界大国的金凤凰实现展翅飞升。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为百年来的成就而自满自傲，世纪初中国人的梦想，经历了几代人，有许多仍然是梦想。一个货真价实的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
辽阔广袤的疆域；
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
以及所谓的“软权力”。本文拟对中国20世纪在这些方面的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审视。梁启超说，他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不过是将下笔时所感触的几件事随便写下来，只能算是“杂感”，不配说是“概论”。本文虽冠以“历史总成绩的回顾”这样的大帽子，也只是个人思考的点滴所得，希望读者能够见谅。

　　一

　　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说：“盖‘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比诸任何事业皆倍极艰辛。”“欧洲各国，其地域，大者当我数省，小者一二县耳；
其人口，多者不逮我五之一，少者不逮我百之一，而其对于‘形成国民’之一大事业，犹费千余年。再严格论之，彼千余年者，欧洲各国民，不过一面求自脱于野蛮之状态，一面与新侵入之野蛮人抗战而已，其实能于彼时代‘形成国民’者，不过三数国，自余则又近百年始着手从事，而今乃在进行中者也”。我国古代固有民族之复杂，不下欧洲，其受劣等民族之侵入蹂躏，则较受北蛮之祸的罗马为尤酷。“吾国民在此种环境之下，以三四千年间不断的努力，始能使此世界中永远有所谓‘ 中华国民’者，庞然屹然，为人类一重镇，此其事实可贵而至难能。”[3] 清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已超过四亿，占世界人口的1/3.在整个19世纪，由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几次惨烈的国内战争，再加上华北平原的大旱灾，中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一些富庶省份的人口则有大幅度的减少。20世纪的中国人口恢复了增长，而且增加了两倍之多，现已超过12?5 亿人，占世界人口1/5 强。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大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4] “中华国民”人口众多对于未来世界大国的潜在价值，在梁说的基础上还可以略作补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最近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提出21世纪和平构想，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必须建立控制全球化进程的集体机制。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必须大力鼓励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以共同理想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国际秩序。[5] 民主国际秩序的集体表决机制决不能单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否则，越是小国政府越拥有国际事务的支配权，势必会鼓励大国内部的分裂势力。民主国际秩序一旦得以确立，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将与其人口的多寡成正比。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没有理由不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议。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目标是效率，第二个目标就是公正。随着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实现，以国界为藩篱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愈来愈不可能。全球发展以人为本，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中，人均占有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份额应当是大致相等的。当然，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以战争方式来调整“生存空间”的诉求是不可取的，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财富的再分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和国际民主机制来实现。“中华国民”众多人口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的资源与资本，只要全球化进程不开倒车，资本向中国境内的自由流入和劳动力向中国境外的自由流出，便是21 世纪不可阻挡的两大历史潮流。而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对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会降低，对于人才资源的依赖将会上升。显而易见，当人才真正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时，世界杰出人才从人口众多的“中华国民”中涌现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中国人经济领先世界潮的梦想就越来越可能变成现实。

　　人口问题向来要一分为二：“人手”和“人口”，干活的人和吃饭的人。上面已经谈了“人手”的一面，接下来再看狭义的“人口”。直到上一个世纪，全世界的人口增长模式还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型的。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发达国家率先降低了死亡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人们开始考虑“增长的极限”问题，生物追求数量极大化的自然趋向被“适度人口”的新文明观取代。随着观念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模式再次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甚至零增长率和负增长率）”型。进入本世纪下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也开始大幅下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适时地提出了“新人口论”，他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6].可惜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延误了十多年。然而，由于实行了 “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彭佩云承认，目前低生育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制约措施），中国还是得以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渡。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TRF ）于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先后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96年，中国的TRF 为1 ?8 ，发达国家为1 ?6 ，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为4 ?4.到21世纪30年代实现人口零增长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5～16亿的峰值[7].

　　在20世纪，中国首先扭转了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然后又实现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目标，从而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态势：既能享有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又能享有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增长向零增长转换带来的好处。

1997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56％，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发达国家一般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发展中国家一般儿童比例偏高），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人口学家预测，中国15～59岁人口增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20年代[8].

　　当人们为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感到欣慰时，却不能不为中国人口的素质状况感到担忧。国际上有一种衡量人口素质的人文发展指数（HDI ），是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三个指标的加权平均值。HDI 是一个0 到1 之间的数值，0 表示最低水平，1 表示最高水平。根据对全世界174 个国家和地区HDI 指标的测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加拿大（0 ?950 ）、美国（0 ?937 ）和日本（0 ?937 ），中国排在111 位，1994年的HDI 值是0 ?594 ，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数0 ?759 ，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0 ?570[9]. 中国的HDI 指数主要是被预期寿命指标拉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确有很大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却是统计数据不实的结果。中国农村地区严重的溺婴现象和婴幼儿死亡，并没有真正反映在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中。如果单独考察教育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程度的国际比较，情况就显得更加糟糕了。教育学家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阶段，超过15％就达到大众阶段，超过50％后进入普及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有数据可以比较的153 个国家中，52％的国家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45％处于大众阶段， 3 ％处于普及阶段。美国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在4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有21个已进入大众阶段，中东（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均已实现大众化，俄罗斯和韩国则更上一层楼，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毛入学率1996年只有5 ?78％，甚至比印度等南亚国家还要低。以上是高等教育的“增量”指标，下面则是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的两个“存量”指标。根据何祚庥等对教科文组织公布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90年低收入国家按人口加权的平均数为2 ?7 ％，1981年的印度为2 ?5 ％，而1990年的中国仅为2 ?0 ％。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 年，而中国只有5 ?42年[10]. 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潜力。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 人，美国74?3 人；
1996年的中国只有6 ?8 人[11]. 如果不能尽快消除如此悬殊的差距，科教兴国又何从谈起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口教育素质低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表明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失败。1860～ 1940年间，教育现代化曾经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起步最成功的一个环节。同文馆的设立，是同治中兴的重要成果；
李鸿章、袁世凯等创办的新式军事教育，是国防现代化的先行官；
戊戌变法的唯一直接产物是京师大学堂；
清季新政最红火的也是教育革命。张之洞的《劝学篇》久已著名，他还写过一首“学堂歌”：“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这与现在所说的“科教兴国”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由于中国官绅这时已经认识到西学的价值，他们便以几千年来的那种办学热情兴办新式学堂。清末和民国的高等教育是体制多样化的。后来的著名学府既有官办的，如北大；
还有绅办的，如南开；
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燕京、圣约翰；
还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不大。一方面，外部财政支持未减。张作霖、张学良为兴办东北大学投入了大量私产；
张宗昌创办了山东大学；
冯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税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
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并指定教育专用，为清华、北大等提供了雄厚财源；
外国教会和慈善事业对中国教育的投入积极性很高，洛克菲勒仅为举办协和医学院就花了上千万美元（现价几亿美元）。周恩来留学欧洲拿的是旧官僚严修的奖学金，大资本家穆藕初拨专款资助“五四” 学运的“五大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赴美留学，生活费每月120 美元，高于官费生。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没有向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高等教育的根本原则提出严重挑战。国民政府建立后，企图把民办、教会办教育统一管辖起来，头十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受民族主义思潮的支持，政府成功地把教会教育纳入了教育部的指导范围，但没有完全改变董事会的职能与组成；
接收民办大学遇到了严重阻力，国民政府的大学院制最后流产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强制推行“党化教育”，终于阉割了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和自由精神。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院系调整、“大跃进”和“文革”中受到三次严重摧残，尤其是在十年 “文革”中，教育领域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几乎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年。“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改革还是复旧的选择。工农商学兵，大部分领域选择了前者，而教育领域却选择了后者。由于教育领域是“文革”重灾区，在70 年代末又与“凡是派”在“十七年”红线黑线问题上发生过一场斗争，许多人对于恢复高考等拨乱反正的成果已经相当满意。当陈云坚持否定1956年以后毛泽东的左倾经济路线时，教育界并没有相应的人士要求全面地重新评价 “十七年”的教育路线，1958年的教育革命被否定了，其余年头的教育政策则被作为红线肯定了下来。教育领域受到的最初定向的一击是1952年院系调整，由于发生年代早而没有被纳入历史反思的范围。“全盘苏化”时期确立的教育思想和体制一直延续至今。“文革”结束后，大幅度地压缩了普通教育，初、高中人数锐减，将经费更加集中在高等教育上。但是20年来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稳步发展”（中共十五大报告仍如是说），致使中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乃至一部分低收入国家（如印度）的差距越来越大。眼下，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12].

　　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强调中国人除了要继续弘扬传统文化所提倡的“私德”外，还要确立新的“公德”观。公德的一方面是公民自由和权利意识，另一方面是合群利群、自治和义务思想。他说：“世界渐趋于文明，则断无无义务之权利，亦断无无权利之义务。”“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自由，二者缺一，时乃非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府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机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之自由）。”[13]五四运动时期，公民意识和公民运动一时勃兴。梁启超对于中国人政治素质的进步，当时曾有相当乐观的肯定。他说：“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至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便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则是民主的精神。” [14]第一种精神确已在中国人心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前不久发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附近的群众示威游行便是明证。第二种精神是否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确实还不敢恭维。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 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他撰文写道：“‘公民’和‘宪法’，都不是中国传统的概念，但是引进到中国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就我记忆所及，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本。……说来惭愧，十年前，我曾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参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但是几十年来到处向与我年龄相仿、教育程度差不多的人打听他受过的公民教育，回答我的却大多是一脸茫然。偶尔也还有记得的，但是对所教的内容也已大抵不复能回忆，这使我极其惊讶。”“现在有一句话，好像已成了社会的共识：”中国人的素质太低！‘那末，到底要怎样才能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呢？办法当然有千条万条，然而从初中一年级起就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15]本世纪国人民主素质的提高不尽人意，以致有人说中国还需要再过50年或100 年才能实行国家领导人直选。公民教育的欠缺固然难逃其咎，民主实践的欠缺才是根本原因，因为民主素质不是单纯从书本中能够学到的，而是民主运作中亲身体验的结晶。现在有人把农村村民委员会的”海选“视为一种民主的新生事物，其实在60年前的抗日根据地中就曾广泛实行。如果以这样的一种速度来推行民主，恐怕100 年后还到不了市长直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 斗私批修“，中国人不仅公德不彰，连私德也荡然无存，床头话可以汇报领导，父母祖宗可以断绝关系，邻里互助也要先问阶级成分。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起码的虔诚和道德心的国家，还会能够具有牢固的内在凝聚力。大国之患在内而不在外，罗马的崩溃，起源于不可遏止的自身腐败而非蛮族的入侵。

　　二

　　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必须是洲际性的大陆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而不能是大陆边缘性国家和岛屿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于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届时加拿大将会失去世界第二领土大国的座位），而且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罗斯联邦比前苏联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中国在20世纪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并收回了上个世纪割让的部分失地这一历史性成绩，中国人自己以往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20世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国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英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连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丢掉了很大一部分领土，日本仍在为收复北方四岛而奔波，而且两国都不得不忍受大批美军驻扎在本国领土的现状。奥斯曼等几个前帝国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埃塞俄比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泛阿拉伯主义鼓吹了近一个世纪，至今没有丝毫成效。在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在20世纪增加了新州。其次，中国不同于日本、朝鲜，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汉、唐、元帝国全盛时期疆域虽然达到过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续的统治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现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础，然而满清对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对中国本部的统治方式。因此，中国对本部和满洲以外的地方的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确认。进入民国以后，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中国政府才将清帝国绝大部分的疆域最终继承下来，使之成为举世公认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柯伟林认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决的，对外关系“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中国的国家政权最终界定和维护了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

“‘中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神圣领土，而且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和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当军事实力不足以保卫边界时，主要的任务便落在了“负担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这种外交恰如其分地运用了“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16]

　　在西藏问题上，先是袁世凯政府拒绝在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炮制的西姆拉协定上签字，该协定企图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此后，中国政府以突显逃到内地的班禅的权威来与达赖分庭抗礼。当新达赖被命名时，国民政府通过传统的册封仪式重申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央政府拒绝与之交往，等待战后英国的影响力下降后再着手彻底解决。在新疆问题上，当30年代末新疆地方政府领导人盛世才加入苏共，红军骑兵驻扎新疆甘肃边界，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时，国民政府仍拒绝放弃所声称的一切权利，等到苏联被对德战争削弱后，便通过巧妙的内政外交手段，一举恢复了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在满洲问题上，民国外交经历了最曲折的过程，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了保卫和收复中国在东北诸省的权利，中国军队先是与苏联红军打了一仗，又在1931～1945年间与日本皇军展开了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不承认”外交在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通过多方位的灵活外交（包括与打过仗的苏联政府恢复外交关系）， “满洲国”在日本之外仅获得萨尔瓦多一国的外交承认。二战结束时，中国外交的成功达到了一个顶点。不仅中国对满洲、新疆和西藏的主权获得普遍的国际承认，而且收复了已割让给日本50年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取消了令国人感到耻辱的“国中之国”——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而且获得美国的支持——向日本派驻中国占领军和重建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如果不是内战的爆发使上述计划成为泡影，所谓钓鱼岛争端和南海岛屿争端是无从发生的。

　　让中国人感到遗憾的不仅仅是没能参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最大的遗憾是受制于美英苏三巨头的雅尔塔会议，在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中不得不允诺外蒙古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取得独立。在苏军占领下的全民公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实际上独立的法定程序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实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为了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不能不宣布对外蒙古的外交承认。当然“一面倒”也有它的好处，对于以苏联为背景的 “三区革命”成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在张治中担任民国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时一直束手无策，现在以三区革命党人加入中共的方式得到解决。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中，传统的外交智慧与经验被完全抛弃，忠诚的军人取代了多才多艺的外交官，在确立和保卫国家疆域的种种手段中，更多地依赖于军事实力而不是外交谋略。18军进军西藏， 54军在中印边界痛歼印军，以及海陆军在西沙群岛打败南越军队，都是军队的战绩超越于外交的成功。当然，中国政府也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度：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中国军队主动撤回中印边界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北；
在中缅、中蒙签订边界条约时放弃一部分传统的中国领土，等等。到60年代末中苏国家关系严重恶化，边界出现危险的军事对峙和小规模武装冲突时，中国传统的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外交智慧复苏，与美国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一拍即合，在由此而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中，外交手段得以发挥军事手段难以替代的作用。近来，受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的刺激，轻视外交迷信军事的思潮再次抬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来说，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在很长一个时段中，闭关锁国的思想与政策占了上风，致使国人忽略了海洋以及大陆架的战略、运输与经济开发价值，忽略了对300 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与专属海域的经略与保卫。目前围绕南沙群岛主权的多国领土争端，是70 年代国际海洋法通过后才形成的。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也拥有一支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庞大陆军，却眼睁睁地看着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中国早已宣布主权的岛礁。更有甚者，为了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政府还主动把北部湾的一个岛屿让给越南作为军事物资的转运基地。建国以后，中国先是把国力投入朝鲜和越南的两场局部战争，然后在中苏边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使得远洋海军的发展长期排不上议事日程，这是军事力量结构本身受到外交政策导向制约的一个显例。

　　为了保障国家疆域的完整和统一，仅有军事和外交努力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内政措施的成效。由于中国的内陆边境地区均为少数民族地区，相应的内政措施必然要在两个方面用力：国家主体民族向边疆的移民，以及边疆土著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归属。

　　领土是与居民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居民的土地事实上便是无主之地。19世纪满清政府向沙俄帝国割让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北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并没有感到十分心疼，因为割让时这块土地上除鄂伦春等土著渔猎民族外，俄罗斯移民在数量上已经压倒满人和汉人。1962年中国军队撤回麦克马洪线以北后，印度向这条线以南和传统边界线以北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移民人数多达700 万，使其在未来最终确定中印东段边界线时处于优势地位。鉴于边疆危机的加剧，满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将中国本部与满蒙回藏地区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在18和19世纪就组织了向新疆的移民，并于1902年和1907年最终将汉人向蒙古和满洲移民合法化[17]. 在民国时代，汉人向东北和内蒙古的移民形成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完全压倒了俄国移民和日本人的百万大移民，为中国最终收复东北地区奠定了人口的基础。在共和国时代，向东北和内蒙古的移民潮仍在持续，并通过建立生产建设兵团的方式强有力地推动了向新疆的移民。相比之下，主要是由于气候环境与交通的原因，向西藏的移民几经反复，至今收效甚微。王力雄最近指出：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43年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约500 余户，2000余人，其中大部分居住拉萨；
50年代有4 ?5 万地方工作人员和5 万军人从汉区进入西藏，高峰的1970年更达到30万人。进藏汉人的数量从1980年起逐年下降，从122400人减少到1993年的64890 人（不包括驻藏军队人数）。毛泽东时代每个乡级（公社）政权都有汉人干部的状况，已经变成全西藏的928 个乡镇没有一个汉族干部。有户口的汉人目前仅占西藏总人口的2 ?8 ％，即使在大藏区的范围（西藏自治区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二个藏族自治县和一个藏族民族乡），汉人总数仅有152 ?1 万（1990年），占该区总人口的26?9 ％[18]. 由于可开垦荒地的逐渐枯竭，大规模的国内移民已经接近走到终点。即使移民在客观上仍具有潜力，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仍然不能保证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移民和现在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反移民，以及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俄罗斯族的窘境，便是前车之鉴。

　　19世纪末，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开始向民族主义转化。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19]，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民族主义包括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谱系，既可以是基于“保存族萃”的种族主义，也可以是旨在“创立国家”的国族主义。梁启超经过短时间的醉心于人种论，很快便转向国民心理学，因为国民心理学比人种论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吕邦等创立的国民心理学认为：民族国家必具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国民心理，它的组成分子是所谓“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梁启超据此提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的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今所欲研究者，中国之能建国与否。……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
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0]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融合而成，因此，通过国内各民族的联合，建立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与费孝通近年来所倡导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国创建后采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结晶。

　　革命党人则在民族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孙中山、章太炎等最初使用“中国人”、“中国国民”这样的现代话语时，都是小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兴中会宣言》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孙中山说，“满洲”是 “东北一游牧之野藩贱种”，中国革命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21]. 章太炎说，“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自榆关而外，为满洲之分地；
自榆关而内，十九行省者，为汉人之分地。满洲尝盗吾汉土以为己有，而吾汉人于满洲之土未尝有所侵攘焉。今日驱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固有而已。而彼东三省者，犹得为满洲自治之地，固曰逐满而不曰歼杀满人。”[22]他们的主张与满清政府向汉人开放满洲移民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这种主张真的变成现实，中国的东三省势必会被日本所吞并。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也接受了大民族主义的概念，但很快又从赞同“五族共和”滑向大汉族主义。他认为，辛亥革命后未能组成一个：“完全汉族底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失败，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23]依据这一同化政策，国民政府将广东省北部瑶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命名为“化瑶局”。抗战时期的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竟然说 “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剔除族群特征，“不让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服装、文字、语言”，因而引发激烈的反抗[24].

　　中共同样在民族政策上有过大的摇摆。1931年11月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25]而在1954年9 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则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文革”时期，大汉族主义再次抬头，有的地方施行强迫同化，不许再提民族特征，甚至要求改装易服，强制回民养猪，又规定回民只许火葬不准土葬，已土葬的也得挖出来重新火化，等等[26]. 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引起极大反感甚至引发群众暴乱。

　　其实，本世纪初梁启超在介绍伯伦知理之政治学说明时就已明了：“诸民族之言语风俗等，悉放任之，使仍其旧，惟于政治上谋所以统合之道。此策也，瑞士善用之，而收其效者也。”[27]民族文化的融合，应当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应基于政府的行政措施。愈是强制实施同化政策，愈会激发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反弹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反之，积极推行双语教育的地方，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出于个人前途的考虑，往往会自发地倾向强势语言。香港回归后实行英语教育学校的地位不降反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相对宽松，而民族融合的进程却有长足的进步。60年代末北京知青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时，会讲汉语的蒙族牧民尚寥寥无几，现在，完全不懂汉语的倒成了少数。

　　1997年7 月1 日，香港回归中国；
1999年底以前，澳门也将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1945年收复东北和台湾后，中国再一次收复昔日失去的疆土。当炎黄子孙为此而欢欣鼓舞时，不能忘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仍然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争端是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
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发生民族冲突乃至领土的割裂；
台湾统一则是内政外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头号难题。无论是扩军备战、提升军力，还是调整民族关系、扩大对西部的经济投入，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能同时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要在下个世纪确保中国的疆域，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设想与对策，尤其需要全面的制度创新意识。

　　三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其内涵包括人口和自然资源，以及各种“硬实力” 和“软权力”。综合国力中的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这三者的关系是：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后盾，科技实力是先导[28].

　　对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专家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发表在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29]中。根据该项测算，在GDP 总量（单位百万1990 年国际美元）方面：1820年，中国199212，高居世界首位；
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34829 ，位居世界第四；
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110982）和法国（37397 ）；
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28?7 ％，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 5 ％还要多。1992年，中国3615603 ，退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5675617 ，居世界排名榜首；
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2417603 ）和德国（1359696 ）；
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12?9 ％，既少于美国的20?3 ％，也少于日、德之和的13?5 ％，比1820年时的比重下降了15?8 个百分点。显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的进步比不上别人的进步，在170 多年的长时段内比不上美国，在最近50年的中时段内比不上日本。日本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 2 ?9 ％提高到1992年的8 ?6 ％，百分点增加近两倍；
同一期间，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6 ? 25％提高到1992年的12?9 ％，百分点仅增加一倍。美国的GDP 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是在1895年，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丢失台湾之际。日本的GDP 总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是在1968年，即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继“大跃进”失败之后国民经济再一次负增长的年份。到1983年，即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之年，中国的GDP 水平重新超过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回到世界第二的位置。

　　再看人均GDP 水平（单位1990年国际美元）：1820年，英国1756，是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
中国525 ，是最高值的29?9 ％。1992年，美国21558 ，是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
中国大陆3098，是最高值的14?4 ％；
台湾地区11590，是最高值的53?8 ％。结论不难得出：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差距一部分发生在日据时期，大部分发生在近半个世纪。1950～1992年，台湾的人均GDP 从922 提高到11590 ，1950～1973年和1973～1992年两个阶段的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均为6 ?2 ％，总计增长12?6 倍；
大陆的人均GDP 从614 提高到3098，两个阶段的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 ?9 ％和5 ?2 ％，总计增长5 ?0 倍。在此期间，大陆与台湾人均GDP 水平之比由1 ∶1 ?50扩大到1 ∶3 ?74.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于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法治支撑系统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的观念更新和社会进化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变法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30]. 他谈到器物层面、（政治和教育）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唯独没有提到经济制度的层面。陈独秀强调中国需要“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没有“马先生”（市场经济）似乎无关紧要。后来他请进来的另一位“马先生”（马克思主义），则对于市场经济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许多第一流中国思想家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梁启超在民国初年《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说：“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谓保育政策，对放任政策言之也。”“当十九纪之前半，放任论殆披靡一世。物极必反，道穷则变，国际竞争既日剧，徒放任不足以为治，于是保育政策复骤昌。德、日行之以霸于东西，各国相率效尤，凡所立法，多畸于此。其极也，至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我国将来国家干涉的程度及其种类，当以何为标准，此属于具体的问题，不能概括论断，要之方针必畸于干涉，此万国之通义，而亦我国之所莫能外也。”“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
而保育政策，则其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
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31]. 梁启超所谓保育政策，即政府主导型经济，或曰国家统制经济，但是他认为过犹不及，真理恒出于执中，固不主张 “极端之保育”即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表胡适曾经在经济思想上比梁启超更加偏向社会主义。他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中引用了朋友的一段话：“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
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和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然后胡适自己忏悔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在二十七年前，我说的话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32]大约在胡适发表上述讲话的前后，台湾当局才在美、台一些经济专家的推动下，由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而走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坦途。尽管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表示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但当他夺取并巩固全国政权后，却在台湾转向市场经济的几乎同一时刻，开始走进计划经济的死胡同。直到40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才把市场经济正式请进了中国大陆。而直到今年全国人大修宪，才首次把“依法治国”的原则写进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至今还没有制订出一部民法典，还没有物权法，还没有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不可随意侵犯。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外患内乱连绵不断，正正经经发展经济的年头并不是很多。一战及其后有几年，二战前有几年，被称为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间既有内战又有日本对山东的侵占和对东北的吞并。1949年以后的七八年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不错，随后又被“大跃进”和“文革”打断。改革开放20年是本世纪中国国内外形势最好的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中国的GNP 总量在下个世纪头20年里赶上和超过美国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人均GDP 水平赶上美国则可能是下个世纪后半叶的事了。城市化水平低与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的比重低，是造成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前者制约中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后者制约中国信息产业（也有人称为第四产业）的超越。中国在这两个关键性的发展指标上与发达国家拉大差距，乃至落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恶果，必须通过以加大市场化为主体内容的改革力度来解决。梁漱溟所说的城市农村“九天九地”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既损害公平又损害效率。至少在今后50年里中国将继续享有“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现成发展经验，而不必像90年代的日本那样徘徊——在人均GDP 水平赶上美国后不知走向何方，在扩大内需，开发新产品市场，进行“新经济”所要求的各种体制创新方面全然束手无策。

　　自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尚武”和“武士道”精神后，军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之一。柯伟林说：“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它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程的首选；
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
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
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馈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33]

　　20世纪中国军事实力的成长，在四场战争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庚子之役中，满清王朝的旧式军队被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打得希里哗啦，溃不成军。从此，西法操练与编制的新军彻底取代了中国传统武装力量，成为新中国（民国与共和国）的支配性因素。在蒋介石下决心全面抗战后，中国军队与日军打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持久战，虽然无力单独打败敌人，却也与美国、苏联等大国一起分享了战胜国的荣誉。在三年朝鲜战争中，彭德怀领导下的中朝联军，在少数苏联空军和大批苏式装备的支持下，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成平手，达到了本世纪中国军事成就的巅峰。1979年的中越之战，后来很少被人提及，这一仗总的说来打得不漂亮，是“文革”中军队“肿、散、骄、奢、惰”[34]毛病造成的恶果。这场战争后，军队开始大规模地“消肿”，确定了“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来加强国家建设”， “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的方针[35]. 当前，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上与美军的差距，要大于朝鲜战争时的差距，那时中国空军的米格喷气式战斗机与美国空军的F86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档次的。现在中国海军在武器装备和综合战斗力水平上与美国海军的差距，恐怕还要大于甲午战争前两军的差距，那时中国有世界第一流的新式铁甲舰，并不逊色于美国的船舰，而现在既没有航空母舰和巡洋舰，也没有能够潜伏到可能敌国邻近海洋实施战略威慑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使地面作战人员抵达境外可能战场的远洋投送能力。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取决于武器装备的水平，而且取决于军事体制的诸方面以及人的素质和觉悟。中日甲午战争时，两国陆军的装备大致相当，中国海军的装备稍强于日本海军，但是由于两国的军事体制有天壤之别，胜利的天平便无情地倾向了日军一方。当时，日本上有统帅部，下有军、师团、旅团、联队（团）各级司令部，既能集中全国的军力物力，又能指挥自如、行动有序。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一个最高统帅部，由一名地方军政长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战争实施战略指导，营级以上的部队编制杂乱无序，指挥与后勤保障关系不明确，每次战役都要临时指定指挥官，各部队装备和训练均不统一，也不完全听从战略指导机关和战役指挥官的调遣，这样的军队当然很难打赢一场现代战争。如果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认真地做一番研究和比较，中国一个世纪前和半个世纪前从日本和苏联学来的一套军事体制，现在已经再次落后于时代。在二战战败前，日本军部和政府是两个互不统辖的组织系统，各自独立地向天皇负责，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军部和外务省乃至首相经常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这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至关重要，但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最高指导以及国防资源的动员都是极其不利的。根据战前的日本宪法，只有天皇一人能够协调军政双方，事实上，日本最后无条件投降就是在军部和政府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以天皇圣裁的方式决定的。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务院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与战前日本模式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理论上军政分隔的程度还要高于日本模式，因为在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一个类似日本天皇的法定协调人。这种只有事实上的强人才能驾驭和协调的国防组织架构，能否经得起类似二战那样的高强度全面战争的考验，不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学了战前日本的军部与政府二元化，却没有学它的军政与军令二元化，在这方面学的是前苏联，但在此基础上更趋于极端。中国的国防部在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时还有一点机构和作用，当他兼任总参谋长后，便完全成了一个空架子，并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现在通过军令系统指挥的现役军人只有100 多万，而国防部直接雇用的文职人员也有100 多万，军政与军令分开的好处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现役军人的数量。中国军队一度“肿胀”到五六百万人，但作战人员的比重并不多，由于军政、军令全都由三总部（主要是总参谋部）包办，凡是与国防有点关系的人都成了军人，而且缺乏军政与军令之间的制约关系，使“肿胀”的趋势难以遏制。军队办社会，军队办企业，完全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产物。由于没有政府对军队的监督以及军政系统对军令系统的监督，中国军队的各级主官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军官，也是中国党政军各系统中最自由自在的首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领导。但是，如何把为特定阶级和集团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人民解放力量转变成为国家利益或者说国防和国家建设事业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军人的素质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对于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至关重要，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军队在这方面走了弯路。彭德怀元帅成功地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并在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深得军心民心，但他也曾错误地反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反对全部从军事院校学员中选拔军队干部。时至今日，中国初、中、高级军官的制度化培训体系尚未健全，非院校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中国将军的平均年龄比美国将军要大出5 —10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正规化、专业化、年青化的目标远未实现。这种现状不能适应电子战、信息战对人员素质的需要，与面临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形势极不相称。

　　一个世纪以前，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在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够鉴赏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视野。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但是，国人没有理由骄傲和自满，而应当多一些自责与反省。40多年前，中国人依靠从苏联引进的图纸和样品制造飞机和军舰；
现在，仍旧要从俄罗斯引进苏27和苏30战斗机、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来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中国的军工工业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要说自行设计先进的军品，就是民航飞机、轿车、自动电梯这样的民品，中国还没有独立的研发能力。中国计算机硬件产业纯粹是一个散件组装业，计算机软件产业的总体水平甚至还落后于印度[36].

　　不能只是一味抱怨中国的科技投入太少。有人作过如此的比较[37]：中国科学院有4 万科研人员外加三万辅助人员，一万研究生，一年经费四亿美元，每年被SCI （国际著名的论文检索机构）引证的论文2000篇；
德国的马普协会（相当于德国科学院的角色）有2900名固定研究人员外加6500名流动研究人员，一年经费11亿美元，每年被SCI 引证的论文10000 篇。1996年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以及企业研究人员均列世界第4 位，而相应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只分别列第32位和第21位。更不能说中国人天生缺乏科技要素，事实明摆着：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摘取了诺贝尔奖这一科学皇冠上的宝石，越来越多美国大学和高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充斥着华裔教授和工程师。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体制。中国科技界的种种“教规”严重束缚和压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学术研究和表达的自由空间，选贤举能的竞争环境，尊重和承认个人创造力的保障回馈机制，赶超世界科技最高水平就始终是一句空话。

　　四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权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他认为美国的软权力来自其文、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长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在不断增加新成份，例如在收集、处理、执行和传播信息方面的优势。他指出：“同化式的软力量与命令式的硬实力同样重要。如果一国能使其力量在别国看来很合法，那么将能减少抵制其意志的力量。如果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更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跟随它。如果它能建立与其国内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所需要作出的体制上的改变将更少。如果它能够建立一种机制，并且其他国家愿意按照它希望的方式限制自己的行为，那么将减少使用硬实力遭致的代价。” 李光耀也曾指出：在当今时代，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该国的文明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其中的知识和文化[38]. 由此可见，软权力（或曰软力量、软功夫）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综合国力愈来愈重要的评价尺度。

　　在政治学中，对权力的概念更多地是用影响力而不是强制力来说明的，对他人实施强制只是影响他人的手段之一，或者说是最后手段。权力既能以胁迫也能以非胁迫的方式加以运用。在前现代的一千几百年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包括汉字文化圈、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实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软权力即优越文明的吸引力。除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向日本派遣过远征军外，中国从来不曾对日本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但是毫无疑问地长期拥有对日本的“罗致行为能力”和“同化式的软力量”。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削弱了，但并没有马上消失，尽管日本企图以“皇道乐士”的理念来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它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传统具有的以及新近获得的软权力。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境遇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在1943年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不顾战时盟友英国的反对，到印度支持尼赫鲁的国大党的反殖斗争，如果后来中国不发生内战，中国无疑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而不会把这一桂冠让给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乃至南斯拉夫。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斯大林曾同意让中共多关照一下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也就是说，将其划为中共的势力范围。一度在东南亚各国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华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后勤基地。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也曾在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风云激荡的60年代，毛主义的影响力更远播至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尊重事实并且了解历史的人，不能不承认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所拥有的软权力，目前已经下降到本世纪的最低点。“猫论”和“摸论”固然是国内事务中排除左右干扰的法宝，对外却不具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感召力。当你常常把“中国特色”、“特殊国情”挂在嘴边，并对价值相对论顶礼膜拜时，外国人自然对你的一套说辞无动于衷至多是敬而远之了。在欧美国家的左翼阵营里，现在仍然有托派分子和毛派分子，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邓派分子。东南亚国家中亲华共产党坚持多年的武装斗争，现在已经大势去矣。越南正在进行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但越南“革新运动”的直接源头并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朝鲜是中国唇亡齿寒、血肉相连的战友，但至今对中国的改革持批判态度。唯有古巴在俄罗斯断绝对它的巨额援助后，千里迢迢来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当年，新加坡政府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消除华人以中国为祖国的意识以及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中国领导人大力提倡“新加坡模式”，把200 万人的一个岛屿作为21世纪中国思想与制度的样板。日益抬头的中国民族主义，似乎已经不相信自己还可能有“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力量，而是完全寄希望于未来的航空母舰和弹道导弹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还要讲讲“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反对白种人的殖民主义；
现在一部分沉醉于军国主义迷梦的中国人，连幌子也不要了，干脆打出了“大中华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旗号。殊不知，这样做只会进一步削弱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软权力。

　　一个国家的外交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增加，并不完全与它的硬实力的发展成正比。俗话说：“四两拨千金”。在实行多党政治的国家中，一个小党常常会在内阁中拥有与它的实力不相称的席位。在国际舞台上，同样会有小国的外交影响力超过大国，一个国家实力增强后影响力反而下跌的情况。一战和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和军力提升的最后结局均是战争和崩溃。可以这样说，一国的外交影响力及其国际地位，是它的硬实力、外交灵活性、回旋余地以及盟友状况的复合函数。30年代的中国虽然贫弱，但在蒋介石决定对日作战前，却是英美、苏联、德意、日本几方面竞相争夺的潜在盟友，使中国处于一种游刃有余的地位，能够从相互敌对的各方同时得到援助。中国最终明智地选择与英美苏结盟，从而在战争胜负大局已定时获得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如果二战后中国没有发生内战，同时又在美苏爆发冷战时保持中立，那么冷战期间从东西方流向不结盟国家的巨额援助，很大一部分将会用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中国在二战结束时令人头晕目眩的大国地位在转瞬间就丢掉了。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40年代后期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从而导致大国地位的丧失，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蒋介石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必要的妥协所赢得的灵活性与回旋余地，正是中国这样既大又穷的国家取得外交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蒋介石把机会留给了毛泽东，可惜后者也没有能够把握，过于急迫地宣布了向苏联阵营“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在从“一面倒”转向“反帝必反修”，经历了外交上四面树敌和自我孤立的狂热后，毛泽东适时地抓住了尼克松隔着太平洋递过来的橄榄枝。在美苏中大三角的纵横捭阖中，中国占尽了便宜，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并在经济技术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外部环境。现在，有些国人想打俄国牌，想要重温“大三角”的美梦，却一点不知今夕已是何年。在过去的美苏中大三角中，主要的对立面是美国与苏联，因此选择权与战略主动性掌握在中国的手里；
在拟议的美中俄大三角中，充当美国主要敌人的是中国，中国在战略上并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俄国人则可进可退，不难从中渔利。围绕科索沃上演的一场外交战，就是新大三角连本戏的序幕。谁人获利，谁人倒霉，明眼人不难看出。中国大使馆挨炸后，安理会在科索沃问题上14比1 的表决结果，并不是偶尔发生的特殊情况，而会成为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的常态。看不到美国在软权力上拥有比硬实力上的更大的优势，以为中国只须埋头于自身的发展，一旦经济和军事实力赶上美国，就可以与之一决高低，这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极其幼稚的想法。如果你对现存国际秩序没有一个明朗的态度，人家不会听任你坐大。如果你的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不能伴随“罗致行为能力”和盟友的增加，那么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将会结下更多的对头，周边的小国也会选择远交近攻的惯伎。也就是说，硬实力上升与软实力下降的结果将是综合国力没有提高甚至不升反降。

　　国际社会中制度的建立以及规则的制订，是世界大国对于国际事务的一种软性而精致的控制行为。大国通过这种形式，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际社会成员须共同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以此提高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降低操作成本。在与西方文明遭遇之前，中国一直是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天下）的规则制定者。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时，“天朝体制”首先受到严重冲击。到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被迫接受所谓“万国公法”，表明中国已经丧失制定国际交往规则的能力，自成一体的华夏秩序被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在整个20世纪中，中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规定，一方面的原因是被人晾在一边，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己避而远之。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屈辱地被列强拒绝参加涉及山东问题的决策过程，激起中国人强烈而持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战临近结束制定联合国宪章时，中国代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世纪里中国最风光的时刻。即使在这个时候，由于苏联的坚持三大国仍然把中国摒弃在确定战后国际体制的雅尔塔会议之外。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不论是在安理会的日常运作中还是在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总体上都采取一种弃权的态度，放弃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力来干预和影响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新秩序。在是否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许多国人仍然犹豫不决或者首鼠两端，舍不得以放弃某些具体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软权力在他们的眼里还是一种虚无缥渺的东西，不值得为之付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代价。毛泽东在中国传统基础上培养了一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政治与社会习惯。在这种习惯下，怎么会愿意为了参与制定规则与程序，就自己钻到国际法和国际体系的笼子中去呢。毛泽东及其传人赞美IAP 是一个美好有益的国际政治秩序，无论国际关系中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哪样事情值得我们为之替换或为之损害IPA 体制，执著于捍卫和确保IPA 世界秩序，保护中国主权，以及各主权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分立[39].

　　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长期稳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包括制度知识）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说来惭愧，中国人在本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曾经获得过世界性赞誉的两项成果均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早年的游击战理论和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前者在中国、古巴和越南得到验证，在朝鲜战争中则几乎没有得到发挥，当格瓦拉企图把它移植到刚果（金）和玻利维亚时，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抛尸异域。后者在欧美国家的左翼阵营中曾经一度走红，铁杆捍卫至今犹有人在，但在它的发源地中国现在却被深深地打入了冷宫。思想的创新需要有长期的积累，需要有几代学人的薪火传递，如果说，人们可以敢于预测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的发展，但对于中国学术思想何时能够在世界再度辉煌，却不见人敢于妄置一词。

　　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犹豫彷徨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实践证明，中国的成绩是巨大的，进步是显著的。但近10年来，一些国人基于种种内外原因，再度陷入自我怀疑之中，试图像胡适所说的那样“重估一切价值”。一个老问题又一次摆在了面前：是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踩在主流文明的肩膀上去创新呢；
还是倚仗祖先给的一个好底子（5000年文明，12亿人口，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加300 万平方公里领海和专属海域）去另辟蹊径，以中华文明（或曰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选择对了，下个世纪中国将会有一个飞跃，选择错了，多少努力、多少心血将会付诸东流。世纪末的中国人有着与世纪初的前辈相同的抱负与梦想，但有了更多的经验教训，也有了更多的思想负担。梁启超当年曾为“少年中国”放声高歌，而今天的国人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心境，毕竟已经痴长了百岁，再也没有权利以年幼无知来为已经犯下和可能犯下的错误辩解了。

　　注释：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 ，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4 ，文集之三十七，第10～12页。

　　[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4 ，文集之三十六，第25～26页，第27～28页。

　　[5] “叶利钦提出21世纪和平构想”，1999年6 月23日《参考消息》。

　　[6] 马寅初：《新人口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7] 穆光宗等：“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1999年5 、6 月号，第74～ 76页。

　　[8] 托马斯·G ·罗斯基：“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管理世界》1999年第3 期，第92～103 页；
张翼：“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1999年5 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9] 李强：“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中偏下”，1996年11月22日《山西发展导报》。

　　[10]《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
陈中原：“差距与潜力——与国际比较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1999年3 月9 日《科学时报》；
王慧炯：“迎接全球化——21世纪面临的大趋势”，1999年4 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何祚庥等：“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发展”，杨东平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 ～286 页。

　　[11]蒲淳：“我国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3 期，第40页。

　　[12]杨东平：“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教育：我们有话要说》，第1 ～7 页；
胡鞍钢：“我们需要一场教育革命”，1999年2 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

　　[13]《饮冰室合集》，6 ，专集之四，第104 、40页；
1 ，文集之五，第45页。

　　[14]《饮冰室合集》，5 ，文集之三十九，第46页。

　　[15]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改革》1999年第3 期，第5 ～7 页。

　　[16][17]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月号（总第44期），第33～36页；
第36页。

　　[18]王力雄：“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 期，第27～29页。

　　[19]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 页。

　　[20]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2 ，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21][23]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 ～171 页，第 174 ～175 页。

　　[22]转引自徐立亭：《章太炎》，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 、118 ～119 页。

　　[24]谢剑：“中华国族的形成及多元异质性”，《二十一世纪》1993年4 月号（总第16期），第36～41页。

　　[2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5 页。

　　[26]国家民委：《民族政策讲话》，北京：民族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7、42～43页。

　　[27]《饮冰室合集》，2 ，文集之十三，第73～74页。

　　[28]李长久：“增强综合国力维护世界和平”，1999年6 月30日《人民日报》。

　　[29]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0]《饮冰室合集》，5 ，文集之三十九，第43～45页。

　　[31]《饮冰室合集》，4 ，文集之二十八，第46～51页，第76页。

　　[32]转引自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离合”，《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 页。

　　[3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第42～4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9页，第285 、395 页。

　　[36]何家栋：“二十一世纪不能忽视印度”，1998年8 月7 日《中国引进报》。

　　[37]1999年1 月8 日《南方周末》，记者刘洲伟文。

　　[38]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 期；
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1999年6 月30日《中国改革报》。

　　[39]王飞凌：“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辩”，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2 ～5 月（总第18～19期），第295 ～312 页。

　　战略与管理，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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