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石油安全问题，不应怨天尤人

　　石油是中国的大问题

　　石油是中国的大问题。问题之所以“大”，一是因为石油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经济命脉”，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二是因为石油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采得越多、用得越多，可采可用的就越少，将来总有一天会完全枯竭（据说石油还可用170年，我们子孙的子孙终将面临无油的经济和无油的生活）；
三是因为上帝不公平，薄薄的地壳下流动的黑色财富多寡不均，中国的石油绝无可能“自力更生”，我们必须依赖世界来供应中国，必须用我们的劳动成果去换取人家地底下的储藏品。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十年间中国石油的净进口量增长了7倍，2002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1/3，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的经济成长，中国的工业尤其是中国落后的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运输业尚有无可限量的巨大发展潜力，今后，中国的石油需求还将长期、持续、快速地增长。2004年中国进口原油将突破1亿吨，估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超过1.5亿吨，进口比例接近总需求量的一半。十几年后，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自力更生为辅、争取外购为主”的石油格局。

　　在中国石油需求迅速增长的同时，国际油价也迅猛攀升，相继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价格高峰，这使中国的经济体系倍感压力——我们必须拿出更多的出口外汇来为进口石油买单，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以越来越多的廉价中国商品去交换价格越来越昂贵的外国石油，以维持中国“经济命脉”的正常脉搏。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国际原油价格每上涨1美元/桶，中国的GDP将损失0.06%，那么，为了挽回中国的GDP损失，中国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勤奋。

　　石油安全问题中也有假问题

　　考虑到中国石油的进口来源地不够“多元化”，相对集中于政局欠稳、冲突不断的中东和非洲，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然而，在石油问题上，人们加入了过多民族主义的情绪渲染。石油安全问题基于中国石油储量不足、国产石油增产乏力、而中国对国际市场能否满足中国巨大石油需求的信心不足，应付国际政治、经济动荡的能力欠缺。通常，所谓的“石油安全”大约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足够多的产油国愿意以合理的价格把石油卖给中国？二是是否在发生国际动荡时拥有安全可靠的石油运输能力？三是是否在出现国际供应短缺、中断或价格暴涨至无力承受时仍有充分的应变能力（储备能力、增产能力、替代品开发与供应能力或者强行压抑石油需求的能力）？

　　 “石油安全”常常被理解为一系列国际冲突：比如中国与俄国、日本的“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比如对于中美失和或台海开战将带来“美国遏制”和“石油禁运”的议论，还比如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南海主权之争等等。这些争议，都被认为事关中国的石油安全。于是，就有了“石油外交”和“石油地缘政治”的说法，2004年胡锦涛、温家宝对非洲、中亚和俄国的访问，即被广泛解读为中国的“石油外交”之旅。

　　为了“安大线”，中国向“三好国家”（“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俄罗斯频频示好，但效果不彰；
为了防备可能的“美国遏制”，中国对石油热点地区的外交政策一向与美国保持距离，与那些对美国不满的产油国谨慎地保持友善（如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即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与石油利益有关）；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中，未经证实的海底石油储量无疑也使相关问题复杂化，并极大地增加了解决纠纷的难度。

　　石油确实是一个国际问题，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深层次的国内问题。而国际视角下的石油问题，其实也主要是国际经济问题而非军事与政治问题（这与所谓“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性质）。在这一点上，有些人很容易因为陷入“国际孤独感”，而产生被“石油列强”虐待的感觉，进而相信“美军和美国资本已经控制了大多数产油国，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石油安全”、“没有强大的远洋海军，就没有真正的石油安全”，或者步入“政治关系决定石油供需”的思维误区。

　　事情并非如此：

　　第一、国际石油市场并未按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亲疏来分类，国际油价不是也不会按海外军力的强弱或外交关系的档次分成三六九等，友好盟国间的交易照样要讨价还价，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占，沙特不会向美国白送石油，俄国也不会给中国最优惠待遇。而在关系欠佳的国家之间，只要出得起价钱，也不至于就买不到石油。简言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生意终归还是生意，石油终究也只是石油，供求关系、市场规律和支付能力将大于国家关系与意识形态。而一国的海外军力之强弱，并非一定有利于该国的石油安全，毕竟没有哪个国家是靠派遣军队出去武装抢油的。

　　第二、中国是美国、日本、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主要大国与主要的产油国联合起来堵截中国的油路，似无可能。除非中国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或者美、日、欧全都同一时间发了疯，否则，这是技术上不太可能、也是经济上很不划算的事情。在维护中东及国际石油安全、保障国际石油市场秩序方面，各石油购销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显然多于相互分歧，中国完全可以参与、分享和利用现有的国际石油安全体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加包括美、日、欧、俄在内的全球石油合作。

　　因此，中国“石油安全”中的国际冲突问题，并不全是真问题，有不少是因为偏激情绪而人为夸大的假问题。多研究国际石油市场，多参与国际石油的勘探、开发与生产以获得更多的“份额油”，有能力有技术的“采出去”、有实力有本钱的“买进来”，这才是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主要对策。

　　不要怨天尤人

　　面对石油安全问题，网络上有很强的声音，有埋怨俄国的、指责美国的、痛骂日本的，也有斥责“石油大亨”的、声讨“国际炒家”的、……，似乎对于越来越需要石油的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国际石油市场，有的只是国际石油“战场”和“骂场”。但是，怨天尤人无济于事，更何况，说出来的道理也不见得就是“硬道理”。

　　相对于全球的石油需求，目前的全球石油供应从总体上讲并不短缺，这是我们研究石油安全问题的基本前提。中国的石油问题，不是能不能买得到（或者是不是有外国故意刁难）的问题，而是买不买得起、怎样买更划算的问题，还有怎么样节约用油和合理用油的问题。至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主要不是基于“美国遏制”或国际限制，而是要预防突发性的国际动乱、恐怖活动、区域战争或者自然灾害。在此，我们必须假定国际社会是理性的、石油市场是中性的、主要大国对中国并不是“别有用心”的，否则，如果这些假定不成立，一个孤独的中国要愤怒地面对一个可怕的世界，所谓石油安全问题，又从何谈起呢？

　　从客观的立场去看国际石油问题，我们的心态会平和很多。美国的跨国资本从美洲欧洲和中东跑到中亚，我们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毕竟，拥有先进开采技术的国际资本即使是到中国来合作开发石油，我们不也是欢迎的吗？俄国不愿意修“安大线”，那是因为经济利益使然，日本开出的价码更高嘛，中国的石油安全也不至于就因此差到哪里去（或许中国该庆幸省去了一大笔管线投资，而俄国该后悔丧失了占领庞大中国市场的良机）。石油，或者粮食，或者其它“战略物资”，只要它们的供应还没有枯竭，只要市场机制还在运作，它们终究是靠买来的，而不是靠抢来或求来、赏来的！我们与其相信关系，不如相信市场，与其徒劳地怨天尤人，不如扎实地苦练内功。

　　节约用油，远胜于多产油、多买油

　　节能降耗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的老问题，不如国际石油冲突那样提振民族情绪，但却是一个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问题。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虽然比美国日本少，然而，中国的GDP单位能耗却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中国北方的单位采暖能耗更高出发达国家几十倍。这说明我们能源不多，但消耗能源的姿态倒是比他们洒脱大方得多，能源利用的效率比他们要低得多（以前听说日本人见到中国用沥青铺路大呼可惜，在日本，宝贵的沥青是要被“敲骨吸髓”、反复提炼的）。

　　缺油而不节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不对了。以汽车油耗为例，中国汽车每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0%以上，按年总计，由此而增加的石油支出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汽车是耗油大户，中国的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运输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目前，汽车用油已经接近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四成，预计到2020年公路交通运输用油将达到全国总量的60%。提高汽车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改进汽车发动机的燃烧性能、向国外的环保节能型汽车开放国内市场竞争，已经刻不容缓了，因为节约用油，是比多找油、多采油、多买油更加简单、更加合算的事情。

　　从实质的意义上讲，节约1万元的能源，比创造1万元的GDP要优越许多，因为节约的那1万元可不仅仅是1万元的财富，它还意味着相应地减少了1万元的燃烧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又相应地增加了给子孙后代1万元的资源存留。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环保节能工作只是一句口号：第一、由于价格或收费体制的原因，节能的常常并不节钱，浪费能源的反而更多赚钱，节能对用户没有吸引力（比如燃油锅炉采暖一直按住宅面积计费，热多热少一样付费，用户自然养不成人走关阀的节约习惯）；
第二、能耗大户不仅不受政府制约，反而在土地、贷款方面受到优待，而国家对节能项目和节能产品的扶持，在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已经荡然无存，多节能倒不如多耗能；
第三、《节能法》大而化之，执行不力，缺乏配套的能耗标准和具体规范，也几乎就无从执行。

　　2004年8月，温家宝在听取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时指出，“当前特别要切实抓好石油天然气的节约和合理使用”，要“努力降低油气消耗，提高利用效率”。上周，政府刚刚推出了中国第一套汽车油耗标准，这应该是从“口号节能”到“法治节能”的一个具体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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