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欠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发达抒情诗人

　　有一年我差点把张驰当晚饭煮吃掉了。如果是那样，那就少了一个"北京病人"和多了一个吃人的人。那是八十年代末，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诗歌事业的高潮中，我们家被弄成"51号兵站"、"冰山上的来客"和"永不消逝的电波"。整天熙熙攘攘，来往人群络绎不绝，行止可疑。我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决不超出地下党员互相之间的关系。那天傍晚，好不容易最后一批客人也走掉了，张驰、老卫、大仙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拿什么弄晚饭吃啊？"我惊呼道。"杀人吧，谁胖吃谁。"那时张驰还没有现在这样肥硕，该被吃掉的是大仙，于是他的一条小命就这样保存了下来。事后我感到不妥对别人这样解释道?quot;（这些人）都当自己是波德莱尔呢！"

　　大仙吓得从此音讯杳无。后来才知道，他是找老牛喝酒去了。大仙喝多了就回不了家啦。他爬上了一个肉案子上睡觉，"肉案上有一层大油，大仙得使劲把着肉案两边，才能保持住平衡。"这个故事的疑点在于：大仙不可能自己爬到肉案上去，除非某种奇迹产生。张驰的故事都带有这样一种"奇迹"的味道，起码是稀奇古怪。京城著名发烧友大廖耳鸣，结果从耳朵中取出了"一只知了"便好了；
老葵在同一家诊所被确诊为心脏有病，老葵不信，"胡主任当场就从他心里拔出一把草来，并吩咐护士把草种到院子?quot;；
小螳螂吃饭时，忽然想要回家等王大绑的伊妹儿，说一个小时后回来。老葵不放心，"让小螳螂押一条腿，小螳螂犹豫了一下，便卸下一条腿，蹦着走了。老牛喊来餐馆经理，让他把小螳螂的腿存放在冰柜里。"还有一次，老牛的女朋友羽坐飞机从云南回北京，大廖同时从北京去云南，两人乘坐的飞机在空中擦肩而过，互相都认出了对方，但"由于飞机速度太快，加上又是冲着相反的方向，两人都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些故事很像是"出污泥而不染"--它们有一端深深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有着确凿无疑的生活根据，就像《北京病人》这本书的封面开列的的那个长长的名单--老康、老葵、老牛、老放、老黑、老卫、大廖、狗子等，都是在这个城市中和我们一道呼吸的大活人；
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能"跳"生活的泥坑，于不知不觉之中，实际生活悄然隐退，想象的花朵对着蓝天白云突然绽放起来，弄得人疑疑惑惑。比如说老驰所住的院子里有一老干部"只准让家里的小保姆喊他上校"这可能是真的；
可是接着说："每天上午升百叶窗时，老干部一定要小保姆跟他一起向百叶窗敬礼。"这就有点"没边没沿"了；
跟着又继续说"小保姆不堪忍受，告到了家委会"，从叙事上讲，这几乎接近"放肆"了。但是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心一笑，饶这个职?quot;说谎者"一把。（费里尼语）

　　最邪乎的是这个故事：老牛（我在电影学院的"三好学生"）经常很晚回家，他们家所在的楼夜间12点关门，老牛不得不在这之后将看门的师傅从睡梦中叫醒，弄得师傅很烦。于是他和师傅达成的条件是"老牛同意为楼里出板报。"我本人是这幢楼的常客，读过不止一期这幢楼里的板报，内容很朴实，都是关于如何保存大白菜和冬季保养注意事项之类，要说是老牛出的。也未尝不可。因为老牛这个人生性善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而且实际上如今还在做这种事情的人，在精神上就和老牛他们一样属于"少数民?quot;，缺乏通常人们具有的"现实感"。为此事我给特地老牛打了电话，我诈他说"从这些板报中我受益匪浅，没想到就是你出的。"老牛在电话那头也承认"很多人打电话问这件事"。真正的答案当然是令人哭笑不得，老牛一个字也没写过！老葵回家晚的故事是这样的：他的太太蕾让他走到阳台上，数数对面的楼上还有几盏灯亮着。老牛听说后，一口咬定是蕾本人到对面楼上拉的电闸。把故事说成这样的张驰完全是一个恶作剧的家伙，他本来是和大家一道在地面上行走的，后来不知不觉他就走到水面上去了，他还要愣让人感觉不出来，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掉进大河里一样，于是在水面上疾走如飞，做出种种杂耍的、异想天开的表演。说实话，张驰这样做非常像他在这本书里开宗明义讲的那个花痴，这个人暗恋着写字楼里的一个年轻秘书，有一天他端着一个酒杯，到写字楼找他的心上人，结果走出露天酒吧掉下了屋顶。"他迈下屋顶的脚步……因为酒精的作用变得有些蹒跚，由此也更加自信和坚定。"张驰在充当"失事的船只"时其步履也是同样地"自信和坚定"。

　　比起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来，张驰自封"飘的一代"这伙人一天当中出门的时间还要晚一些：不是在傍晚，而是在天色完全黑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冬季则差不多七点半钟，上班的人们带着疲惫不堪的表情回到了家中，他们正好从相反方向开始精神十足地出发了。他们也不在街?quot;闲逛"，无意向众人表明什么是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的概念，白天和夜晚不是用来表明时间的，而是用来表明空间的--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晚上长时间的聚会，他们通常要睡一个上午，中午迷迷糊糊起床，熬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快乐的夜晚又来临了。"天天在城里混，泡吧、蹦迪、喝茶、搓麻、吃夜宵，……聚到最后大家都有点颓了，完全无话可说，要不然发楞，要不然一起傻笑。"所谈所嚼之事尽是"无厘头以人为本"，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不知其所以好笑而笑，问非所问，答非所答，无可无不可，因莫名其妙而妙语叠出。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有那儿出了问题，那儿发生了断裂，他们就紧贴着这些裂缝，代表者裂缝和钻在裂缝中不肯出来，在裂缝中求生存，同时也在试探、检验着这?quot;裂缝"的各种情况，它们的宽度、长度、高度、明暗度，它们仍然具有的承受能力和容忍的限度，以及进一步将这些裂缝加以发展、扩大而同时也在弥和。

　　最早出现的纨绔子曾经有着明确的历史目标，反对"粗俗"而缺乏想象力的暴发户阶级，是捣毁机器的无产阶级精神上的同盟（尽管互相防备得更加厉害）；
加缪曾经将这些人称之为"形而上的反抗"，"冒?quot;是他们的本职和业余的工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批"寄生虫"不同，看不出来他们想冒犯什么人，对周围的世界他们并不抱轻蔑的态度；
相反，他们对一切轻蔑都嗤之以鼻，对轻蔑、侮慢、引起的痛苦都极为敏感，回避那些因宏大叙事引起的可怕的感情，而专门热衷于生活中最细微末节之事，如此沉湎于它们，几乎要对它们唱颂歌了--也正是于其中，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比例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动，我们自身的尺寸也在得到修正和调整。

　　这些走在"深渊"中的人们，把自己沉沦到那样一个最低的限度，仿佛想以自己的痛苦来安慰别人的痛苦,他们多像萨特笔下的反圣徒"圣·勒?quot;；
而另一方面，运用都市颓败的生活造成灿烂的、灵动飞舞的诗意，也仿佛"恶之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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