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外向型经济偏好对国民就业的“挤出效应”

　　出口导向经济理论和出口自至上主义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中国当前就业问题是首要问题，中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是迫不得已的。似乎低效率，低质量的出口是正常的，是应该牺牲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的确可引起不少共鸣。从出口部门就业状况来看，十几年来，在出口行业就业的人员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在快速扩大和增加。但出口和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快速膨胀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主要靠政策的优惠导向，如出口“创汇”计划，出口退税，出口奖励，人民币汇率低估，外商投资减免税收等。

　　我同意就业第一的观点，就业和效率权衡，就业权是生存权，而效率是发展质量问题。世界上有高产出，高经济增长效率，低就业率的国家，如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近10%的失业率。也有高产出，高经济增长效率，低失业率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说明就业和效率不完全是对立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减少局部就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增加国民收入和总需求，创造新的就业部门和岗位。而人为的在某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会使整个社会生产效率降低，财富减少，总需求减少，整个社会工作岗位收入质量将受负面影响。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挖沟，埋沟，再挖，再埋……也能创造就业。意思是无效率，低效经济活动也能创造就业。挖沟这些人因为得到工作收入，创造了需求，带动了实际生产部门。三十年代末，两个主要因素把美国从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高失业中救出。一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大量生产军火，是负经济效率创造就业。当然，它出口军火到其他国家可产生经济效率。二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也就是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低经济效率。这种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在经济萧条时，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被大量闲置时使用。现在，西方国家更多使用货币政策来代替低效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充分就业。

　　反之，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如果滥用这种低效经济就业方法需消耗国民财富，降低或抑制国民总收入，最终影响国民就业质量。如前苏联和东欧阵营在计划经济下的高就业率。十几年来，国家为外贸出口公司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中国为外商加工生产提供了大量年轻劳力。如今，这些工人收入不但没有提高，一到年龄，这些人没有任何保障又被送回社会。众多国有外贸出口公司多年来为完成出口任务，没有财富的积累，也谈不上做大。在出口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凯歌中，走向衰亡，许多外贸职员也加入下岗大军。下岗人员向专业人才发展。因为跨国公司可以把上层管理留在国内，也可以迁到中国。在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优惠领域，中国国民就业结构向低层次变动。

　　十几年来，许多地区攀比出口和对外招商数字，有哪些地区和城市是靠出口福裕的？更多的是靠国家优惠税收政策，靠国有资金不计成本的注入，靠进口赚内地的钱发展的。比如说，出口的越多，以退税形式占有的国家税收资源越多。外商越多地区向国家上交税收越少。倒是边缘化的温州地区，以私营出口经济为主的市场导向，当地居民收入得到大幅提高。因此，就业数量和质量问题是宏观经济调控问题，不是片面地大力发展出口能根本解决的。这里主要谈的是过度追求出口对国民就业质量的影响。

　　以追求出口数量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首先违背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和国际分工理论。本来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正常出口，可达到节约社会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结果。而以出口退税，低汇率机制等奖励措施为手段，出口数量为目的发展模式使出口价格接近或低于实际生产成本价。出口没有给国家增加财富，甚至减少，只不过是已在国内创造的财富向国外转移。表面上看出口部门就业人员在扩大。但因为社会财富未相应增加。整个社会收入和需求无法有效扩大。

　　为什么你出口的彩电和微波炉价格比别人低一半，不单是你的劳动力成本低，还因为你出口的产品不含税收，还有你低估的地租和环境成本，还有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你的实际生产成本。你对国外消费者免税，你的国人就得自己缴纳社保，医保，因为国家每年为出口退税付出了上千亿人民币。你搞开发区，圈地优惠吸引外商，你的国人就得付世界与收入比最高的房价，因为可居住地和可耕地相应减少。你搞汇率低估，有利出口，你的国人打工月收入只能够付一次西方使馆的签证费，出国洪流还滚滚不止。因为在外打工一年带回的收入换成人民币，就等于他门在国内十几年的收入。低汇率加剧了国内外收入巨大差异，这对在国内工薪阶层是不公平。有人只好用脚投票，合法，非法出国打工。甚至花十几到几十万人民币偷渡出国。拿国内物价和出口物价相比，可以看出出口成本的真实一面。凡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质量好，价格都极低。凡是无法出口的，主要是国人消费的，价格都极高：房产，医疗，教育等。这一系列出口成本补贴抑制国民收益跟随出口总量增长，包括抑制了劳动力工资增长。也是为什么国内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的原因。

　　最典型的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没有因从中国大量进口和几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而受损或产生大量失业，因为美国劳动力近二十年来基本较顺利向效率较高生产部门转移，把落后产业留给发展中国家。遇到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不顺利时，如经济低潮和失业有所增加时，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美国还首先使用征收高反倾销税来补贴受进口冲击的企业的方法，达到既廉价获取财富又保护本国就业的目的。美国与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但没缩小，而且在扩大。美国由于大量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产品，十几年来过着历史上从未有的低通胀，高收入增长的时代。美国从八十年代初的两位数高失业率到现在的低失业率。而恰相反，中国出口虽扩张迅猛，就业问题则日益尖锐突出。因为中国出口的超常扩大是靠行政机制，是靠国家退税资金和政府投入人为扩大的，是以减少国内其他部门投入，特别是国民收入和需求为代价的，不是市场取向的结果。因此出口导向奖励政策用到极端，也就接近凯恩斯的零效率就业理论。

　　外向型经济偏好对我国国内生产部门的就业的冲击，开始于八十年代的生产线大引进，从豆腐生产线到电池生产线，从冰箱到软饮料生产线。大量重复引进。当时的经济主体为国有企业，国企领导对出国引进兴趣远大于国产化生产线。洋生产线热首先造成国内机械行业萧条，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工人被迫停工。

　　所谓八十年代末外商投资高潮，主要以台商为主，集中在见效快的轻纺部门，如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而这些都是当时国内主要的出口产品。以低廉的工资和零劳动保障从农村招聘年轻工人，再加上税收优惠。与国内有的原有的国有纺织服装企业和乡镇企业国外争夺出口市场，国内争夺原料。再加上国有企业自身问题，国内纺织服装企业首当其冲，许多纺织企业关闭，纺织工人下岗。乡镇企业也只不过多挨了几年，结束了他的辉煌历史。而现在许多当年在外商企业工作的年轻人已不再年轻，失去青春的价值。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被重新退回农村或社会。

　　（本文为初稿，还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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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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